金庸怎么看自己的小说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金庸怎么看自己的武侠小说？

一般的研究者，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恐怕都会想到金庸的一篇文章《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文章里有一句被人广为引用的话：“武侠小说毕竟没有多大艺术价值……”于是，批评金庸者会说，看看，作者自己也承认小说价值不高。赞扬者则说，这不过是作者低调的自谦！

一

要理解金庸这段话真正的意思，就有必要了解一下这篇文章的背景。这篇文章是和梁羽生的一次对话。1966年初，金庸和梁羽生共同的朋友罗孚创办了一份刊物——《海光文艺》，为了引起关注，罗孚想要策划一组稿子，希望金庸或者梁羽生出面写一篇文章，比较一下两人的武侠小说，最好是能够引起争论，希望能够引起关注。罗孚是最初推动梁羽生和金庸走上武侠小说创作道路的人，甚至金庸和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就是在罗孚的直接逼催下开始写作的，于情于理，这样的要求似乎都无法拒绝。最后，梁羽生率先写了一篇长达两万字的《金庸梁羽生合论》，以“佟硕之”喂笔名，连载于《海光文艺》第1,2,3期，梁羽生的文章连载结束后，金庸写了这样一篇短文，发表在《海光文艺》第4期。

也许，我们还应该看一看金庸此时和罗孚、梁羽生之间的个人关系。三个人早年都供职于《大公报》，梁羽生报考《大公报》时，考官就是金庸，后来两人一同供职于国际电讯组。《大公报》旗下《新晚报》创刊后，两人又先后到《新晚报》编辑副刊。两人年龄相近，金庸长梁羽生一岁，共同爱好很多，两人都喜欢下棋，经常对弈终日，有时甚至忘了正事。两人还都对武侠小说有浓厚的兴趣，很多书两个人都共同读过，品评前人，时有知己之感。两人都在《新晚报》期间开始创作武侠小说，期间不乏相互激发相互竞争的因素。两人开始创作武侠小说不久，还和另一个曾经创作过武侠小说的作家陈凡一起，在《大公报》“大公园”副刊开设了“三剑楼随笔”专栏，更是有对人生、文学、艺术的深入交流和切磋。有心的读者，如果把两人的小说按照编年来读，恐怕能够感觉到金庸笔下的黄药师、杨过与梁羽生笔下的张丹枫、金世遗之间的精神联系，可以说，正是两人的相互启发和竞争，中间当然也有罗孚推波助澜的作用，也许，还不应该忘记陈凡，共同在武侠世界刮起了一股迷人的魏晋之风。

但是，时间到了1966年，三个人或者说四个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金庸已经离开了《大公报》。金庸最初追随《大公报》，是出于对三十年代《大公报》的敬仰，出于对张季鸾、胡政之等人的敬仰，在《大公报》渐渐左转之后，金庸于1957年从《大公报》辞职。从后来的种种迹象来看，金庸的辞职既非有了更好的出路，又非发生了什么事情，让金庸在《大公报》无法立足，因此，我们只能接受金庸及一些研究者的看法，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金庸与《大公报》此时的思想观点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离开《大公报》后，金庸曾短暂供职于长城电影公司，并无1959年创立自己的报纸《明报》。创立《明报》后，金庸最初还能和《大公报》相安无事，，《大公报》也把金庸看作自己人，但是，1962年，对待“五月人潮”的不同态度，终于将双方的矛盾公开化了。1964年，金庸对大陆实验原子弹的批评，彻底激发了双方的矛盾，并在《大公报》和《明报》之间展开了旷日持久、言词激烈的论争。老朋友陈凡在批评金庸的时候，甚至多次进行了激烈的人身攻击。陈凡和金庸之间的矛盾终生没有愈合，八十年代，金庸受到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的接见后，曾祥和陈凡见一面，遭到了陈凡的拒绝。因此，到了1966年，左派阵营中，和金庸还保持良好关系的，其实，只剩下了罗孚一个人。

事实上，梁羽生的文章在左派内部也引起了不同反响。梁羽生传统文化素养深厚，本人更是个谦谦君子，因此，虽然此时两人已经分属于不同的阵营，梁羽生也没有和金庸有过过多联系，但是，在梁羽生内心，对于两人的友谊，还存在着温暖的记忆。梁羽生的《金庸梁羽生合论》可以看作一篇严肃的学术论文。在这篇长达两万字的论文中，梁羽生从文学素养、小说主题、人物塑造、武功描写等方面将两个人做了对比，探讨问题相当深入，其中的一些观点，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接受，如将梁羽生称为传统才子，而将金庸看作武侠小说界的洋才子。

按说，老朋友如此认真地写了一篇长篇大论，金庸理应做出认真地回应，但是，金庸只是轻描淡写地用这么一篇千余字的短文做回答，完全没有满足罗孚最初的逾期，为什么？其中原因，应该从三个方面来看：

首先，出于人事方面的原因。当时，金庸已经和《大公报》交恶，罗孚作为《大公报》集团里仅有的朋友，自创刊物，必须予以支持。梁羽生作为曾经多年的朋友，如此严肃认真地撰写了写篇论文，不能不做回应。后来的事实证明，金庸不仅看过梁羽生这篇文章，而且其中的一些说法，深深打动了金庸。比如，梁羽生在文中批评金庸对于中国传统古诗词功力不足，这个说法，金庸显然是承认的，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金庸小说不再以诗联作为回目。后来，金庸不仅刻苦练习古诗词创作，重新修订作品时认真修订了原来的回目，而且再修订《书剑恩仇录》时降低了陈家洛的功名，认为原来连载时给陈家洛解元的功名太高，作品中陈家洛的诗词不配，因而将陈家洛的功名改为秀才。虽然金庸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梁羽生的观点，但是，考虑到当时纷纭复杂的人事关系，金庸显然不愿意在这个领域再展开新的论争。事实上，这种考虑绝非杞人忧天，《大公报》内部对于梁羽生对金庸的这种评价意见很大，陈凡对此尤为不满。因此，金庸才申明“武侠小说的艺术价值不高”，不愿引起过多的争论。

其次，当时金庸非常繁忙，无暇关于武侠小说展开更多思考，有急于结束对话的考虑。当时，《天龙八部》还在连载中，《明报月刊》刚刚创刊，都牵扯了金庸大量精力，尤其是大陆当时风雨欲来，金庸一直在研究大陆的政局，这一年，金庸撰写了大量关于大陆政局的社评。与这些事情相比起来，武侠小说确实不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

再次，也许更为关键的是，这时候，金庸对于武侠小说的理解和追求，已经和梁羽生产生了分歧，而其中的分歧，显然不是一篇文章能够谈清，而且也未必能够说服梁羽生。梁羽生在长文《金庸梁羽生合论》中，总结了金庸、梁羽生武侠小说作家不同特点，比较了两个人的异同，肯定了两个人的优点，也按照自己的理解，指出了二人的优缺点，尤其是金庸小说中自己不认同的地方，奉劝老友：“实迷途其未远，觉昨是而今非。”希望金庸能够回到原来的创作道路上，继续沿着原来的创作方法创作新作品。但是，从金庸小说创作的发现过程来看，至少梁羽生的两个论断金庸是无法认同的。第一，梁羽生对于金庸小说人物塑造的批评，金庸显然是不能接受的。梁羽生以《倚天屠龙记》为界，把金庸的小说分为前后期，认为前期作品，人物正邪有别，是非分明，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但是，到了后期作品，由于金庸相信一种文学理论，“人性复杂，倘若是非分明简单化了，就会减损了小说的艺术价值。”但是，梁羽生认为，情况恰恰相反，他举了两个例子：金庸前期作品《飞狐外传》中的胡斐和当时正在连载的《天龙八部》中的乔峰（萧峰）。在梁羽生看来，《飞狐外传》借用了民间传说，塑造了恶霸地主凤人英（即三联版中的凤天南——引者注。）的形象。在风人飞的反面，描写了胡斐的侠骨柔肠，他发誓为被凤人英杀害的穷苦百姓报仇。“是非分明，艺术价值又何尝减了？”相反，近期作品，正因为是非不分而消失艺术感染力，梁羽生举出的例子正是《天龙八部》中的乔峰。梁羽生概述了乔峰的身世和主要情节，特意提到了乔峰在聚贤庄和中原英雄冲突一章，总结说：“金庸这个故事所要着力表现的是一，人性的邪恶；二，契丹和中国，两国人的彼此仇杀，原因只是一个狭隘的民族观念，实在难说谁是谁非。”并感叹说：“当真是'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吗？大是大非，总是能够分别的。我们都读过一点中国历史，总会知道契丹是侵略者，是侵略者即'非'，是抵抗侵略者即'是'。”最后总结说：“这种混淆是非的刻画，与他前期作品想去远矣。”应该说，梁羽生衡量人物塑造的标准，是武侠小说的“侠”，而金庸这一时期塑造人物，已经渐渐趋向于现实生活中的“人”了，因此，金、梁两个曾经的好朋友，实际上关于武侠小说已经有了严重的分歧，这个分歧，由于金庸是主动追求的结果，因此金庸看的更为明白，但由于复杂的现实原因，金庸此时又无法和梁羽生进行充分的交流，因此，只能顾左右而言他。其二，梁羽生关于金庸小说中武功描写的批评。武功描写是武侠小说的重要元素之一，该如何进行武功描写、武打场面的描写一直是武侠小说作者面临的问题之一。对于武功描写，传统上武侠小说作家们走的是写实的路子，一招一式段落分明，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作家，有的自身就是武术家，有的还特意聘请了武术顾问，都是为了小说中的武术描写能够逼真可信，经得起读者的挑剔。梁羽生和金庸走的都不是写实的路子，其中，金庸尤重想象，从《射雕英雄传》开始，更是描写了精彩纷呈的内功，九阴真经、九阳真经、乾坤大挪移，这些内功的名字已经令读者目不暇接，小说《射雕英雄传》中，黄药师、欧阳锋、洪七公用内功斗法的场面更是想象奇特。但是，梁羽生对这些描写显然不能认同，并且直言不讳地提出了批评。但是，这些描写显然是金庸苦心孤诣探索的结果，金庸当然也无法接受梁羽生的批评意见。

总而言之，金庸与梁羽生关于武侠小说的看法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分歧，当时，条件又不允许金庸和梁羽生展开正面的论争。怎么办，金庸只好用一句打哈哈式的“武侠小说本身没有什么艺术价值”来结束这个话题，这个结论当然不能完全看作金庸对武侠小说，尤其是对自己的武侠小说的看法。

二

要了解金庸对武侠小说，尤其是自己的武侠小说的看法，我们不妨再看一段金庸对胡适的隔空喊话。

胡适于1959年12月8日在台北木栅的世界新闻学校做了一次演讲，题为“新闻记者的修养”。演讲中，胡适认为，记者应该多看侦探小说，因为侦探小说“是用一种科学的方法求得一件事实的真相。”慨叹中国没有好的侦探小说，好的侦探小说的翻译也没有。中国多的是武侠小说，而武侠小说“实在是最下流的。”

胡适这段话很难说有针对金庸的意思，当然，也有针对金庸的可能。唐德刚后来回忆，胡适的夫人江东秀是金庸小说的忠实读者，当时，金庸小说的单行本江东秀都有，在家里的书架上就和胡适购买的大部头学术著作放在一起。因此，我们不排除胡适针对金庸的小说有感而发。虽然金庸当时已经是声明最为显赫的武侠小说作家，但是，无论如何，胡适在演讲中并没有提到金庸的名字。但是，仅仅隔了一天，12月10日，《明报》上就刊出了一篇题为《最下流的胡适之》的社评。社评中，追述了胡适对古典名著和元杂剧的轻视，指出胡适曾认为《水浒》“诲淫诲盗”，认为中国人懒惰肮脏，不可救药。并认为中国不适合胡适，胡适只好适之美国，对胡适做了极其强烈的嘲讽。这件事到此远没有结束，1962年2月12日，《明报》报道了胡适逼蒋下台的新闻，编者按中，编者指出，胡适希望蒋介石鸡犬不惊的下台，那么，鸡犬不惊的反面就是鸡犬不宁，难道蒋介石不下台就会鸡犬不宁？内容可谓深文周纳，实是诛心之论。同月，胡适在台湾逝世，《明报》做了简单的事实报道，没有任何悲哀的表示。

《明报》对胡适的态度显然代表了金庸对胡适的态度。金庸对胡适的强烈不满，显然是因为胡适对武侠小说的极端轻蔑。这件事折射出来的，显然是金庸对于武侠小说，至少是对自己创作的武侠小说的敝帚自珍。

那么，在金庸看来，自己当时的武侠小说，具有什么样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呢？

由于资料的原因，我们现在已经很难看到金庸小说连载时的原貌了，我们看到的，基本是金庸统一修订过的三联版了，三联版金庸作品集每一部小说的后面，金庸都写了一篇简短的后记，虽然这些后记都写于金庸修订小说之后，但是，由于连载小说已经形成了小说的基本情节结构、人物关系、人物形象以及小说主题，修改时虽有提高和完善，但仍然保留了小说的主要面貌，因此，金庸在后记中透露出来的一些信息，任然可以对当时的小说有一定有效性，至于修改后的小说，就更符合金庸在后记里的提示了。结合金庸的其他文章，我们觉得，金庸截止1959年年底，至少在作品中体现出了几个方面的追求。

首先，是艺术上的追求。在《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中，金庸虽然说到了武侠小说艺术价值不高之类的话，但是，他也认为武侠小说具有艺术价值，即求美。金庸小说的艺术价值我们将在适当的地方做进一步的分析，这里，我们只指出金庸小说具有这方面的追求。

其次，金庸小说已经开始尝试将现实的人生和虚幻的武侠故事结合起来，努力塑造出一些侠客的形象。

当时，《射雕英雄传》已经完成，小说中塑造了郭靖这样一个高大的形象，郭靖所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也成了现代武侠小说侠客的一个典范，将武侠小说的思想提到一个新的高度。《飞狐外传》中尝试按照孟子所说的大丈夫的标准来塑造胡斐的形象，并且增加了三点点要求：“不为美色所动，不为恳求所动，不为面子所动。”显然，金庸已经在努力塑造具有民族特色的英雄形象，这样的追求，在金庸看来当然是有思想意义的，而不是像他表面所说的那样主要是为了娱乐。

值得注意的是，金庸这时已经在武侠小说中写出了现实生活中的人生问题。郭靖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报仇，围绕这个问题，金庸显然做了很深入的思考。一开始，郭靖在前辈的教导下，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肩负起了复仇的使命，但是，当他意识到个人的仇恨在动荡的大时代面前显得那样微不足道，个人的报仇给普通人带来了更大的伤害，郭靖经历了一场精神危机。我们很难将郭靖和金庸本人做简单的对照，但郭靖面临的问题显然是金庸同样面临的问题，金庸自己也同样放下了父亲被处决这样一段仇恨，将其理解为大时代不可避免的一场悲剧，从而坚定了文章报国的信念。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倚天屠龙记》中塑造了一个拖泥带水的侠客张无忌的形象，张无忌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领袖，但他可以“做我们的好朋友”，有人称之为一个现代的人文主义者，这可以看作金庸将古代的侠客现代化的一次尝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这次尝试是成功的。

第三，金庸此时已经开始自觉把武侠小说看作一种表现人生的工具。《飞狐外传》有一个商老太，着墨不多，但是能够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三联版后记中，金庸特意提到这个人物，他说：“武侠小说中，反面人物被正面人物杀死，通常处理方式是认为该死，不再多加理会。本书中写商老太这个人物，企图表示：反面人物被杀，他的亲人却不认为他该死，仍然崇拜他，深深地爱他，至死不变。对他的死亡永远感到悲伤，对害死他的人永远强烈憎恨。”在这里，金庸很显然用了多种视角来看待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虽然减弱了故事的传奇性，但是增加了人性的深度，而这种结果，显然是金庸主动追求的。

金庸这一阶段在小说中对于现实人生的描写还有很多，我们无法一一提及。金庸这种追求和做法，很明显受到了新文学的影响，可以称之为“为人生”的武侠小说。一个在武侠小说中尝试多种追求的武侠小说作家，内心难道真的认为武侠小说没有多大价值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否则，金庸也不会因为胡适的一次演讲而大动肝火，专门发表一篇社评来针锋相对，更不会多年之后仍然耿耿于怀。

三

那么，金庸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意识地用武侠小说这种虚幻的形式表达现实人生的内容呢？

个人认为，这个时间点应该在《射雕英雄传》开始创作，当然也包括了《飞狐外传》。但是，由于《飞狐外传》和《雪山飞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艺术构思和人物塑造方面，难免受到《雪山飞狐》的影响。同时，《飞狐外传》的写作，虽然开始的时间晚于《射雕英雄传》，但由于篇幅较小，结束的时间却早于《射雕英雄传》。再加上《飞狐外传》的影响远远赶不上《射雕英雄传》，因此，我们在划分金庸小说创作阶段的时候，将《飞狐外传》看作上一个阶段的余绪，而把《射雕英雄传》看作一个新的阶段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