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白玉苦瓜唱成歌
文_明星辰
编辑_简洁
高雄：白玉苦瓜唱成歌
逃过旧历春节的那场祈福
到达高雄时，旧历春节还没完全过去，但这里却像暮春一般温暖了。我把厚重的羽绒服脱下来装进箱子里，在离开之前，再也没有把它拿出来过。
正月十五那天，刚刚认识的台湾朋友邀我去佛光山看焰火，我就是在那里认识了崇铭。
他们骑着机车载着我，从观音山东麓出发，骑往大树区。当车经过一座大桥，有人告诉我，过了桥就是屏东，我说，屏东啊，那是李安的家乡。
没人回应我，他们不是那么关心这位导演，只是沉默地继续往前。
到达佛光山时，天已经暗下来，我们吃了一顿昂贵的素食，爬到楼上的大型平台时，天已经暗下来。那天晚上的焰火特别宏大，把天空都照亮了，僧人诵经祈福的声音低沉工整，像是来自某个神秘领域的召唤。我站在一片人海中，觉得非常无聊。
就在这时，我面前经过了一个穿着土黄色僧袍的人，他提着一卷淡绿色的芦苇席，经过喧嚣的人群就像经过了一片虚无，当焰火升上天空时，他停下来背对着我，看向了天空，天上的月亮都很小很远，我看不到他的表情，只有他的背影沉默着。
崇铭是一起来的台湾朋友，在此之前我还没跟他说上一句话。我碰碰他：你看，那个人。
他望过去，点点头：他逃掉了。我不解，逃掉了什么？他笑了笑，这次祈福。我问他，你是不是也觉得无聊？他点点头，大陆来新同学时，总是要带他们去佛光山看焰火，不如我们下山去。
当最后一支礼花升上天空时，我们也逃掉了这场盛典，他骑着机车带我下了山，背后的整片天空都是绚丽的花火，而前面的山路却是黑黑一片，山上挂着红色的灯笼，它们飞快流过，像是一个个浮动的红色果子。
然后我们在左营吃了一顿排骨饭，那个馆子就搭着个棚子在路边，可是崇铭却说它最好吃，“国小时我就每天来这家。”
我们吃排骨的时候，路边一条狗晃荡着进来，我把啃了一半的骨头给了它，它欢喜地在我脚边啃起来，老板也不赶它走。只是坐在收账的柜台后面问，小姐，你来自大陆哪个省？
我说陕西，他显然不知道是哪里，我再补上一句，就是有兵马俑那个地方，他也只是胡乱点点头，然后自顾自地说起来，其实我的老家也在大陆，是河南省，你知道吗？
我说，知道知道，那是全中国人口最多的地方。
他听起来有点自豪，真的喔，我爷爷的爸爸就是河南人，小姐，你要再来一盘猪脚吗？
高雄：白玉苦瓜唱成歌
一个睡醒便被人忘掉的梦
很快，我就发现了高雄这座城市的真相。
那就是它压根和高大雄伟无关，这是一个不大的海港城市，楼房低矮、街道蜿蜒，像是一个陈旧的积木世界。
奇妙的是，作为高晓松的反义词，它却赌气似的要证明自己的辽阔。这座城市里很多商场和街道，都理直气壮地称自己为“大创”、“大正”、“大乐”，其实当你走进去以后就会发现，那不过是一家再普通不过的超市或卖场而已。
“对喔，是不大耶，可是你怎么知道那家超商的梦想不是很大很大呢？”说这句话的时候，阿玮拿手比划了一个很大很大的轮廓。
我们第一次认识，是从高雄奔赴垦丁参加那一年的春呐旅途上。在大家嘴里的春呐音乐节，犹如伍迪斯托克一般，数不清的忧伤年轻人，星空下的海滩，低鸣的吉他，以及随之而来的什么浪漫事。
其实根本不会有什么浪漫事，从阿玮穿着黑色背心，嬉皮笑脸地摊开手掌让大家选钥匙的那一刻，我就知道。
这是台湾男生常玩的把戏，把一堆机车钥匙放在一起让女生选，我刻意选了一把最女性化的，没想到那把就属于阿玮。
据他描述，根据自己多年混迹高雄的经验，从侯孝贤童年呆过的凤山老街区，一直到旗津岛上卖鱿鱼的小酒馆，没人不知道他阿玮名字的。当然，他不关心什么侯孝贤，高雄对于他来说，不是文艺清新所在，而是一个很“靠北”的地方（靠北：闽南语，操蛋的意思）。
“这里没什么意思了，以前从观音山到爱河，骑机车都要很久。过了十年，它们还是一样。”
阿玮在说自己宏图大志的时候，右手油门加到最大，风呼啸而过，路边那些低矮的日式建筑以及家家门前盛着睡莲与金鱼的大水缸，都在一瞬间飞速流逝。那是一个阴天，高雄这座城市就像是潮湿天气里，一个睡醒便被人忘掉的梦。
那场春呐音乐节，夜晚的海滩上散发着荷尔蒙的气息，远处的女歌手唱歌不专心，漏了几拍音，依然有人在下面叫好鼓掌，我们坐在沙滩上，据说这是垦丁最后几片为数不多的白沙滩，海浪一阵一阵，好像也疲倦了似的。
这是台湾最南边，绕过它就能从台湾海峡进入太平洋。
阿玮坐得远远的，手边的台啤已经倒了，啤酒流出来一点，很快就被沙滩吸干了，远处有灯塔，亮着微弱的光。
我走过去拍拍他，他没说话，过了一会儿，指着那座灯塔说，“我当兵时就是海军。”
“当兵好玩吗？”
“不好玩，很无聊，在海上漂着不知道什么能够下岸。”
这时候，远处的人群不知为了什么欢呼起来，远处女孩们拉着裙角跳着叫着，这个夜晚也像青春一样，很快就过去了。
高雄：白玉苦瓜唱成歌
其实那天是为了去看猴子
在高雄的那段时间，总是和文化名人有擦肩而过的缘分，想起来，却都是巧合。
一开始是侯孝贤。
在高雄潮湿又陈旧的老城里，还能碰到一两个狭窄但整齐的影碟出租店，我在高雄的凤山老城里逛过这样一家店，在角落里竟然看到侯孝贤的老片子，我拿起《童年往事》向老板询问价格，不到100台币。
外面的太阳快落山了，天空变成蓝紫色，街边的小店慢慢躲在阴影里。手里的碟片封面是祖母和阿哈咕走在夕阳里的背影。
站在那天光里，我想侯孝贤生活在凤山的那些童年时光，是不是也逛过这样一个小小的影碟店，想着把那天他看到的夕阳与祖母失手掉一地的芭乐拍成一部电影。
接着是白先勇。
去高雄美术馆那天完全是为了避暑，根本没想到会见到白先勇。
那天太阳很大，我在大树区晃了很久，并没找到那家流传很久的热门咖啡馆。路边的市立美术馆笼罩在一片树阴下，我想都没想便钻进去。很多人安静地在里面排着队，过去问了问，才知道是白先勇来了。
没有预约，不用买票，我跟着人们一起进去时，白先勇早已站在礼台上调话筒，他已经将近80岁，但依然精神矍铄地跟工作人员讨论着什么。
我坐在最前面，听他分享创作《孽子》时的苦楚与狂喜，说到高兴处，他像个孩子似地在台上手舞足蹈起来，笑声宏亮又爽朗。
到观众问答的环节时，我站起来跟他说，白老先生，我是从大陆来的，学校在重庆，我知道您在童年在那里度过，之前在南京的时候，我借住在长江路，住的地方对面就是白崇禧将军的旧宅。
他听到我提起他父亲时，眉毛微微耸动了一下，而后才缓缓说到，谢谢你啊，我们真是有缘。
白先勇的《孽子》讲他与父亲之间的羁绊，在书里他说自己是孽子，反叛父亲，反叛传统，可是当有人提起有关他去世老父亲的只字片语时，他的语气却温柔深沉，变成了多年前那个安静的少年。
最后是余光中。
我在南京读书时，曾经在南京大学的礼堂里遥遥地见过一次八十多岁高龄的余光中，站起来问了一个有关他夫人的傻问题，惹得全场大笑。
没想到，还能在高雄再见到他。
其实那天，我们本来是去国立中山大学后山看猴子的。那学校就在高雄港边上，学校靠着山与海，操场边是成排的礁石与大海，后山常有猴子，有时还会闯进学生宿舍里，悠闲地剥花生吃。
路过礼堂时，看到那里有一场余光中诗歌的音乐会，我才知道，从1985年直到现在，余光中已经在高雄定居了二十多年，就住在学校后面的寿山上。
进到礼堂，音乐会已经开始了，余光中站在远处的讲台上，变成一个很小很小的老人，我坐在楼上的座位激动地想跟他挥挥手说，你好啊，我们又见面了，但也不过在心里想想。
《白玉苦瓜》被少年们唱成歌，不知道稚嫩的他们能不能噙出这其中漫长的苦楚。
音乐会结束以后，天还没完全暗下来，朋友带我上了学校后面的寿山，那山临海，夕阳快要落下了，黑色的岩石和葱茏的树被罩在一片泛红的落辉里，果真在山边岩石上看到了一只猴子，他站到一旁，阻止了要上前的我。
“它们会打人吗？”我问他。
“不会，你不打它们，它们就不会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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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出口便成为看不见的城市
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有这么一段，马可波罗向忽必烈描述完一路看来的许多城市，忽必烈问：你讲了一路来的各种城市，为什么不讲威尼斯？马可波罗答：我一说出口，威尼斯就不在我心中了。但我所讲的这么多城市，其实都是威尼斯。”
对于高雄，竟也有同样的情感。
在那里不过呆了半年的时间，离开那就有一年多了，关于那里的风物，记忆已不是太清晰。高雄一直是淡淡的，那里的人与事也是，但却常常能回忆起某个春日里，海湾晴朗，石楠盛开，回忆起在那里稍纵即逝的旧时光，以及躲藏在时光里的人。
过年的一天，新闻里忽然在播，高雄地震了。我在家不能翻墙，只能用邮件给那边的朋友发消息，还好吗？
那边回过来，我们这边还好的，你何时再来？
何时再去呢，无论何时再去都不是当初的样子了，我想起马可波罗的那句话，说出来便不在心中了。
高雄：白玉苦瓜唱成歌
（本文发表于《女报时尚》2015年第5期，由原作者发表于简书）
「关于吹手」
无名写作者，
记录一些怪人和失败者，我称之为「怪鸟异形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