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将》之父《两宋志传》说，杨五郎真是怕死去的五台山
以《杨家将》之父《两宋志传》所言，杨五郎的确是因为“怕死”，而主动求助于智聪的。他怕得好。
看到网上有很多人在问杨五郎为什么出家，觉得很有意思。
从演义小说里去推求真实，这看似滑稽，其实却正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
我们并非只在看热闹，你不管如何虚构，都必须通过某种内在逻辑，构成一个合理的世界，与我们发生联系。
否则，你就只有滚蛋。
因此，我们对于《杨家将》这样一部能够唤起我们情感、代入感的作品，有方方面面的探究就非常正常，对杨五郎出家原因的探究，就更加正常。
因为杨五郎的出家，正是《杨家将》中最神秘的地方之一，它在各种版本中，都显得非常突兀，尤其不合逻辑。
那样的一条好汉，为什么就会在一场败仗之后，说出家就出家了呢？
他难道不想为国尽忠，为父亲报仇了吗？杨家其他那些兄弟为什么就没有？
他到底是怎么想的？这转变到底来自何种“基因”？
演义、评书、戏曲中为什么缺少这方面的解释？只一笔带过，就像这出家根本不算什么似的？
但是我看了一下，网上的回答却通通不算合理。
有人说，那杨五郎分明是怕死，这当然让人不服。
因为杨五郎也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啊，这一点我们首先情感上不能接受，而且，他分明在出家后也非常勇敢，会时不时出来冒险犯难，救国救民救家人。
所以更多的说法就是，杨五郎是因为奸臣当道，心怀不满，看破红尘，是因为得到五台山智聪大师欣赏，被他勾引去的。
总而言之，大家就差说他只是一时势穷，为权宜之计跑去出家的了，不然他后面为什么不还俗又将是一个问题。
然而这显然还是说，他是因为那场惨败，心灰意冷，可是他怎么看也都不像是那种会被轻易打败的人啊？
如此心灰意冷的，怎算得上好汉、猛士？杨家子孙？积极人生？他那样子能算是消极避世吗？
实际上他既然还能跑四五百里去五台山，那也的确不算势穷，这怎么说都只能从某种主动上去理解。
那么杨五郎到底会因为什么非要出家呢？
我们既然是以小说家言而求逻辑，那么我们首先要从小说家言去求，也就是从小说家言中去找他原型，求其本源。
我们都知道，古典小说都是从某点真实出发，经过长期的民间渲染，而后由大师们艺术加工而成的。
像《三国演义》，它的基础是《三国志》、《汉书》等等，《水浒传》，它的基础是《宋史》、历代各种《画本》、元杂剧等等，就是最为天马行空的《西游记》，它也离不开一本《大唐西域记》，和其他的一些东西。
而《杨家将》，自然也不能例外。
《杨家将》的产生，离不开《宋史》，及一代代的民间加工，而最终集大成者，却是明代熊大木所著的《两宋志传》。
《两宋志传》，也即《南宋志传》和《北宋志传》的合称，其中以呼延赞开头的《北宋志传》，正是第一部专门写杨家将的全传，或者说演义，这后面，明代秦淮墨客所写的《杨家府演义》，却正是由它而来。
《杨家府演义》的内容基本都与《北宋志传》相同，不算抄袭，也是洗稿，这大约就是它在明清、民国没有形成大量翻印，产生太大影响的原因，但是它却开了个“好头”。
自它以后的种种研究、变化，基本都只奔着《北宋志传》而来，《北宋志传》有的，就照搬或由此生发，没有的，则就或者算了，或者另造。
殊不知人家《两宋志传》是一个整体，《南宋志传》里也有杨业父子的片段，杨五郎出家的原因正藏在那里面，是现成的呢，其后的各种版本，竟就因此将其割裂，弄得莫名其妙。
我们且来看看它第三十五回是怎么说的，就足以贯通。
杨业在汾水打败周军回师之际，路过五台山，听说智聪大师道行很深，所以就上山来了。
他主要是想问问儿子们的前程、命运，于是就与智聪大师有了这样一段对话：
智聪逐一看过，因曰：“皆当时之豪杰，贫僧何敢妄议？”
令公曰：“理贵直言，小可绝无相怪，愿禅师明言之。”
智聪笑曰：“令公不怒，贫僧方直讲冒渎七位将军：皆忠国勤王之相，只可惜刚质太露，皆不得善终。七郎君目有变睛，难免箭下之厄；惟有六郎，形貌少舒，可保其爵，然亦一生不得享乐。区区所论如此，惟幸令公见恕。“
令公听罢，抚掌大笑曰：“大丈夫得死于沙场足矣，安同计较哉？”
日色已晚，智聪令具酒礼相待众人，席上各诉生平。酒阑夜静，安顿令公宿于观中。是夜惟有五郎睡不去，自思日里智聪所相之事，心下犹疑，即批衣起来，密往僧房里来见智聪。
智聪问曰：“将军不去安歇，来此有何议论？”
五郎曰：“小可今日闻禅师之言，甚觉不安，乞指一条活生之路，死不忘恩。”
智聪曰：“此乃分定之事，贫僧如何救得？”
五郎再三致恳，智聪乃曰：“将军若要脱其患难，除是高飞远举，遁迹林泉，则可以免祸矣。”
五郎曰：“禅师之言本是，奈父子相随，如何别得？”
智聪乃曰：“此乃天机之事，汝不宜泄露。”因取过小皮匣一只，付与之曰：“往常不许拆开，若遇急难极处，方开视之，内有救汝之计，慎勿忘也。”
五郎拜受而去。
瞧瞧，人家杨五郎之前跟智聪大师就是有过接触的，杨五郎的出家，正由于那小皮匣里的剃刀和度牒，在关键时候的点化。
那么以《杨家将》之父《两宋志传》所言，杨五郎就的确是因为“怕死”，而主动求助于智聪的。
他之所以没有在第一时间出家，是因为放不下父亲，出于孝，他之所以必去五台山，是因为他信服，并点化他的师父在那里。
他恐怕就是没有那场战败，早晚也会出家。
关于这一点，网上似乎只有一个人曾经提到，但是他的来源，却据说是来自《五台山旅游报》。
而且那里面说的是，杨五郎随宋太宗和父亲上山，遇到的是一位睿见大师，那大师与他互相欣赏，临别时给了他一个锦囊，那里面放了一件袈裟、一把剃刀。
这不重要，更重要的是，此文也说杨五郎是战败之后，愤恨奸臣当道，心灰意冷。
很显然，原作者真正的来源，肯定无非是《南宋志传》的一种变化，只是其意思却已经不再是“怕死”，和对于“宿命”的抗争而已。
人们都是不肯五郎“怕死”的，现代人更有意回避“宿命”，但是“宿命”这种东西有没有呢？五郎“怕死”是不是就会影响他的光辉形象呢？我觉得这才是最该讨论的事情。
因为它所涉及的，实际才是五郎出家的真正原因。
《南宋志传》真的就只是在说“宿命”吗？
刀枪无眼，战士往往不得善终，这就是“宿命”，这也正是杨业能够坦然的原因，那里面只有关于七郎、六郎的部分，才算真正的“宿命”。
而杨五郎不同于众兄弟的表现，正说明他对于这种“宿命”是有思考的，他有“慧根”，他不像其他兄弟那样，只想去做大丈夫，做战士，做勇士，做牺牲品，他想活着。
这也就是说，他对个体生命有不同的理解，他希望在孝道之外，寻求另一种存在，他在为此困惑，为此矛盾。
别以为我是在瞎说，牵强附会，历代文人之所以会经常与佛学产生关联，那正是因为他们对生命有更多的思考，对活着有多种考量，他们创造杨五郎这个人物，及相关情节，肯定并非无意。
这更是说，这种困惑、矛盾，其实正来自他们自身。
杨五郎的“怕死”，也正是他们的“怕死”，他们是希望通过杨五郎的“怕死”，去寻求另一种可能。
人皆有血有肉，谁不怕死？在听到必死，或看透“宿命”之后仍无动于衷的，那不是人。
首先，杨五郎只有有了此举，才更人性，更真实，才显得如他们一样，更想活得明白，活得积极，活得主动，活得自由。
其次，我们也看到了，完全看破红尘，杨五郎是做不到的，正如文人们的做不到，所以他家族中一有大难，他就会突然出现。
他只有时刻关注，才会出现及时，而他的家族既然总与国家不可分割，所以家事国事在他身上就仍然分不清楚。
儒、侠、隐，向来是古人生存立世的三种主要形式，各有所重，各有所基。
就连孔子都曾说过，“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孟子都曾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而况道家、佛家眼里的时间、世界都无限大，万事万物的概念跟普通人从来不同。
所以他们赋予杨五郎的选择就有了特殊的意义，既是矛盾的妥协，也是理想的实现。
他因为具有多种生命方式，独具一格，就有了自己异常的色彩，能够为各种人物所接受。
他作为一个载体，实际想要表达的是，我要活着，活得自由、自我，还要符合俗世的道德理念，做一些我想做的事，有所作为。
它虽然不为主流，是一个四不像，但寻求的却正是人生在世，包括生死在内的种种矛盾和解。
人的能力到底有多大？我是该为自己活，还是为天下活，为君王活，或是为了其他的什么人和事而活？
我到底能做到什么，做到多少？有何意义？到底是我重要，还是“他”重要？谁在先，谁在后？我到底该如何平衡世界与我？
……
这却是每一个人，尤其是每一个成年人都无法回避的难题，它不止于家国，贯穿到生活、工作、家庭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并不都是英雄，都能活得那么直截了当，慷慨大气。
去哪里找什么纯粹呢？又哪里有什么绝对的出世、入世？此事古难全。
所以，能有我有他，有所为有所不为，就已经成了普通人的理想之国。
这个杨五郎，至少不再是概念化的机器人。
END
文| 九鸦
图 | 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