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9日余秀华老师在空体
7月19日晚，余老师正式登上空体新媒体实验室的舞台，现场迎来了三百多位余秀华的读者，我们邀请了深圳本土诗人谢湘南主持了这场新书分享活动，余老师在现场分享了很多关于自己在生活、创作等方面的体验。活动结束后，我送余老师回到了酒店，陪她喝了一些酒，聊了一些农村琐事，她的真诚和风趣非常迷人，同时那颗时刻颤栗着的灵魂又让人觉得心疼。离开酒店那一刻，我有些不忍：应该多陪她一会儿，不该把那么多的孤独留给她。
希望余老师一切安好，欢迎常来空体坐坐。
这是余秀华来到深圳的第三天。在此之前，她去了北京、湖南、江苏，为新书《无端欢喜》做分享和签售，接下来仍有十来个城市等着她。《无端欢喜》是她的第四本新书，不同以往，这次的写作是一本散文集。
作为近几年红极一时的文化名流，余秀华每次出版新书都会在文化界掀起一股热浪，各种活动邀约络绎不接，每天和各样陌生人谈论诗歌、文学和写作，余秀华对此司空见惯，仍旧和往常一样金句频出，以调侃姿态消解一切宏大和凝重，她在新书中的一段描述，或许就是对当下生活状态的最贴切的概括：“这三年，我过上了一段莫名其妙的日子：过一段时间就要出去和一些莫名其妙的人一起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也许他们从来没有感觉到莫名其妙，一个人不做一些事情才是莫名其妙。他们对开始产生的不适小心地接受，直到它合理地成为自己的生活状态。或者反过来是世界看我莫名其妙，想把我锻炼成一个不莫名其妙的人。”
不过，在这背后，我们发现早已深谙此道的她，似乎对媒体准备了一套标准的说辞，这也难怪，“记者问的问题都差不多，我也只有那么一些东西，应该准备一套标准答案，免得麻烦”，余秀华在某次接受采访时这样说。导演范俭也曾表示，余秀华不太希望人们彻底读懂她。
7月17号，深圳南山空体新媒体实验室。人未到，笑声就已远远传来：“今天早餐我要吃肉”，一袭红色连衣裙，标志性的眼镜和发型，摇摇晃晃之中却俨然一个大人物出场的神态。余秀华就这么出现在我面前，和想象之中毫无差别。
从具象的事物中去构建诗意
《诗刊》的编辑刘年曾如此评价余秀华的写作：她的诗，放在中国女诗人的诗歌中，就像把杀人犯放在一群大家闺秀里一样醒目——别人都穿戴整齐、涂着脂粉、喷着香水，白纸黑字，闻不出一点汗味，唯独她烟熏火燎、泥沙俱下，字与字之间，还有明显的血污。
从余秀华的阅读以及环境来说，她的文字仿佛天外来客，没有可以追溯的对象。对于写作，余秀华倒是很坦诚：我的写作会预设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必须包含具体的事物，所有的写作都会从从一个具体的场景延伸出去，所以我认为好诗的标准是：有情景，有细节，有具体的事物，比如抒情，要有具体的抒情对象，如果没有这个具象支撑，那么这个写作就会沦为空架子，我和大部分写作者不一样的地方，也在这里。所以，对于写作来说，余秀华似乎没有一个确定的位置，如扬之水所言，需要在已有的生活阅历上借一个身份、借一幅肠肚、换一副口吻。沿着这样的思维方式走下来，所形成的的一种特殊风格，便能够体现余秀华的诗歌语言以及意境。即使它脱离诗歌体裁，她所形成的情绪、内容、以及格调仍然是独树一帜的。
人只要“不要脸”，就可以接受一切批评
成名至今，余秀华的诗歌写作一直饱受争议，有人说她是中国的艾米丽·迪金森，也有人说她的写作不过是高级心灵鸡汤，甚至有老一辈的诗人在公开场合严厉地批评她只关注男女关系，对家国民族的未来漠不关心....面对种种批评，余秀华的战斗力早已人尽皆知，“许多批评家认为，我余秀华写的不是诗歌，够不上一个诗人的称号，我就想，够不上咋地啦，老子照样写作，照样出书，还说我长得丑，说不准他们比我还丑，有本事拉出来遛遛”，她霸气地对记者说道。
不过她也承认自己在一些事情上还是“反应过激”，现在对于很多事情都采取“不要脸”的策略，懒得理会，也就习惯了。
乡村到城市的见闻：
人们没有耐心保留那些美好的东西
余秀华的前半生都在横店村打转，这并不影响她对中国城镇化变迁的思考，对乡村里那些逐渐趋于千篇一律的建筑，以及原始文化的消失觉得遗憾和焦虑。“就拿横店来说，它原来很淳朴，现在依然很淳朴。但是因为搞新农村建设，把所有村民聚集在一个小区——就是你们城里人住的小区，让乡村生活城镇化，改善了人们的卫生、生活、出行的方式，甚至网络、电视得到了统一改善。我所担心的是在这样一个过程里原始的传统文化是否会消失？那些原来的古老的习俗是否会跟着一起丢失？现代人太过功利，急于求成，没有耐心保留那些美好的东西，所以实在是不能笼统地为建设高唱赞歌。”
在游历过很多城市后，虽然没有很新鲜的体验，余秀华对城市还是有所偏好，“我目前比较喜欢深圳和厦门，深圳有很多的树，绿化做得很好，我觉得一座城市绿化不好是很反人类的事情；厦门有很好的海滨生态，生活节奏也很慢，不像武汉那样空气质量让人担忧”。但是尽管如此，余秀华最喜欢的城市却是她没有去过的伦敦，“我觉得好的城市应该有自己的文化地标，多一些图书馆；好城市应该像伦敦那样，我在电视上看过，伦敦有很多保留得很好的特色古建筑，不像大部分城市都长得差不多；整体的规划和设计上也很人性，伦敦的下水道系统很好的体现了这一点，下雨天的时候，伦敦的排水系统能够很好地处理这些积水，你永远感觉不到下雨带来的烦恼和不便，反而有一种浪漫的美感”。
余秀华常常戏称比她小的男士为“小鲜肉”，这是余秀华另外一种消解与陌生人产生的鸿沟的手段，但是对于这些青年人，对于青年人所焦虑的阶级固化，她有时候则有一种近乎怜悯的情感流露，“过去封建社会把人分为三六九等，这种划分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存在，所谓的阶级壁垒依然很难打破”。
只要一想到爱情，我就无法接受自己
19岁就结婚的余秀华，甚至不知道婚姻对她意味着什么，“就是家里多了一幅碗筷吃饭，仅此而已，那么随便跟谁（结婚）都可以”。27岁终于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爱情，然而无济于事。父母的希望微小，能有一个老实男人照顾余秀华就好，所以处处要求她忍，凑合着日子就过去了。
余秀华一直渴望离婚，直到成名之后才得以实现，这距离她的19岁，已经过去20年。
离婚后的余秀华，实现了阶层上的大飞跃，从农民摇身一变成了文化名人，每天接洽来往的都是文化界、企业界和媒体界的精英。对于名利场上的形形色色，余秀华有着极其清醒的认识，偶有浅浅的孤独感和仿徨，“好像不知道命运，在把自己往哪个方向推；推这么高，会不会突然摔下来，会不会突然就粉身碎骨”；但更多时候，她对目前的生活颇为满意，版税带给了她更多的自由，甚至曾去斯坦福大学发表演说；曾经的困境仿佛不复存在，自我抗争也在逐渐消融，大部分的时候就“顺其自然”地接受一切命运的安排，除了对爱情仍然有固执而胆怯的向往，这种固执和胆怯，变成了她获得理想爱情的阻路石，“只要一想到要和某个人谈恋爱，我就完全无法接受自己”，爱情这个抽象的、似乎人人触手可得的事物，在身体有缺陷的余秀华看来极其困难和矛盾，正是这样在剧烈的拉扯中将她辛苦建立出来的一切不断地推倒和重建，仿佛一个西西弗斯。“我是撩汉老手，但是如果要跟他睡觉，我就会胆怯”，余秀华笑着说。
如同裴多菲所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谈到对未来的期许，余秀华希望能够多挣点钱，给儿子买套房，我问他：写作方面呢？余秀华斜乜我一眼：切，写作和吃饭睡觉一样，是日常生活。
空体不断观照自身更多可能性，与他者产生连接，为城市发声，为时代发声。
万象，尽在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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