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秋暝：副国级干部王维的佛系人生（二）
诗词温故（vinpoem）：深度解析诗词。
按照大唐官制，他这个新岗位属“从九品下阶”，是最末流的官衔，顶多相当于一个科员。从中央到地方，连降几级，刚出道、对官场还缺乏足够的了解的王维，面对如此惊天的巨变，完全蒙了，他不知道还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只好老老实实上任。
在任上一做就是四年，四年的参军，没有任何升迁与调动，虽然他在中央认识的大人物不少，但面对政治问题，没有人敢碰这根弦。
在济州，他开始重新认识这个世界。他发现，那些曾经聚在他身边的大佬们，如梦幻泡影一样散去无影无踪；那些所谓的“有困难找大哥”的豪言壮语，灯红酒绿中照旧在向新人许诺，只是已经和自己无关。没有了自己，京城的歌照唱，王爷的饭照吃，公主的舞照看，大唐的繁华与传说仍在继续，每天都有新人粉墨登场，没有人在意一个落魄的小科员。
他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不管他有没有受到影响，至少在济州，他开始频繁拜访寺院，并有意和一些僧人交往；也开始留意陶渊明的作品，研究陶渊明的心路历程。
还好，他的顶头上司济州刺史比较开明，也比较喜欢这个多才多艺、故事缠身的年轻人，他在那里度过了几年不算太苦的日子。
26岁，随着长官离任，他也离开了那个地方，不知因何到了淇上，并在那里对生活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写了《偶然作》，开头即是“楚国有狂夫，茫然无心想”，虽然热血仍在，抱负仍存，但已是日薄西山；意识到“被服圣人教，一生自穷苦”，但还未能完全领悟佛系人生的奥妙。所以，此时，他还是想到了隐居，又辞官在淇上隐居了下来，但不再是博得高名引起朝廷的注意了，因为他已经上了朝廷的黑名单上，此时的隐居，乃是真心想隐。但真正的隐居生活并不如意，他意识到那不是自己想要的，于是，又云游天下，曾经远到过四川。
34岁的时候，面对无官无事、浑浑噩噩的生活，他实在过不下去了，于是献诗给宰相张九龄，说明了想再一次出仕的意图。可能此时，经过多年，那档子事也慢慢过去了，所以，很快，不到一年，他35岁的时候，张九龄就在中央门下省给他讨了个官：右拾遗。
此时，该玩的也玩了，该隐的也隐了，较之以前，他的观念有了重大的发展，经过真正的隐士生活，对陶渊明也有了新的看法，认为其不为五斗米折腰并不可取，那种做派，看似清高，实则不划算，与其最后穷得向人家讨饭吃（陶渊明有乞食诗），还不如体面地享受朝廷的俸禄。（与魏居士书）
从以前的盲目崇拜和无限向往，变得逐渐成熟而稳重，对佛教的不二法门，他也有了更深刻的领悟，并能在孔子那里完成自己佛系人生的理论架构：
孔宣父云：我则异於是，我可无不克。可者适意，不可者不适意也。君子以布仁施义，活人济国为适意；纵其道不行，亦无意为不适意也。苟身心相离，理事俱如，则何往而不适？（与魏居士书）
就是说，聪明的人不给自己找麻烦，心灵可以归隐，但并不妨碍身体的做官养尊，两者完全可以统一，臻于化境。至此，佛系人生正式开挂。
从此，他不用再在两者之间徘徊，而是圆滑地介于两者之间，一边奉行极简主义，过着隐士一般的生活，享受生活的安宁与清净，一边不停地升官，领着朝廷丰厚的俸禄，出入于上流社会，享受高贵的待遇。在44岁那年，他还无意中得了一处极佳的住所，为这种佛系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增添了无穷乐趣，实现了山野自然与富贵高雅的和谐统一。
这处住所乃武后朝宠臣宋之问的别业，在蓝田境内山中， 距长安大明宫不到50公里，既有大山的幽静，又未完全隔绝人烟。
宋之问可不是一般的富豪，乃是一代诗家，以绝对的实力，跻身于“初唐杰出诗人”行列，品味那不是一般的高。在其辉煌时候，精心修建的这处别业，也非一般豪宅可比，无论是选址还是布局，都透着诗人的品味，豪华中不失雅致，山野里泛着灵气。
虽然荒凉已久，但整体架构仍在，在那种大气和灵动面前，王维一下子就震撼了，那一刻，身为虔诚的佛教徒、相信弥勒世界的他，坚定地认为这就是佛祖冥冥中为他准备的，是他后半生的安命立身之所在。他心中快乐得无法言说，没有丝毫的犹豫，立刻就购买了下来，并开始精心打理，恢复它应有的生气。
一有时间，他就跑到这里，写下了不少名篇，编为《辋川集》，还利用自己的绘画天赋，精心为这个园子画了一幅画，可见心中爱有多深。《辋川集》成为他作为田园诗人大师的镇山作品，而《辋川图》则成为他作为一代画师的巅峰之作，这首诗，大概就写在这段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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