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的“大夫盟”问题

春秋时期，诸侯会盟是常事，如“齐桓公九合诸侯”。正式的会盟需要国君之间亲自会面，但逐渐由大夫代替。《左传》没有将“大夫盟”当作重大的历史事件来谈。《谷梁传》和《公羊传》则分别在襄公三年、襄公十六年指出其中的微言大义：大夫参与会盟、乃至在国君面前主盟，意味着“诸侯失正”。此事也列入《汉书·五行志》。

春秋·襄公三年

六月，公会单子、晋侯、宋公、卫侯、郑伯、莒子、邾子、齐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鸡泽。陈侯使袁侨如会。戊寅，叔孙豹及诸侯之大夫及陈袁侨盟。

【左传】六月，公会单顷公及诸侯。己未，同盟于鸡泽……楚子辛为令尹，侵欲于小国。陈成公使袁侨如会求成，晋侯使和组父告于诸侯。秋，叔孙豹及诸侯之大夫及陈袁侨盟，陈请服也。

【谷梁传】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陈侯使袁侨如会。如会，外乎会也。于会受命也。及以及，与之也。诸侯以为可与则与之，不可与则释之。诸侯盟，又大夫相与私盟，是大夫张也。故鸡泽之会，诸侯始失正矣，大夫执国权。曰袁侨，异之也。
（杨士勋疏曰：此虽对君私盟，慢君之意缓，至十六年，积习已久，不臣之情极，故不系诸侯。）

【公羊传】其言如会何？后会也。戊寅，叔孙豹及诸侯之大夫及陈袁侨盟。曷为殊及陈袁侨？为其与袁侨盟也。

春秋·襄公十六年

三月，公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湨梁。戊寅，大夫盟。

【左传】警守而下，会于湨梁……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荀偃怒，且曰：「诸侯有异志矣！」使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归。于是，叔孙豹、晋荀偃、宋向戌、卫宁殖、郑公孙虿、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讨不庭。」

【谷梁传】湨梁之会，诸侯失正矣。诸侯会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诸侯在而不曰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

【公羊传】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遍刺天下之大夫也。曷为遍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赘旒然。
（何休解诂：萧鱼之会，服郑最难，诸侯劳倦，莫肯复出，而大夫常行，三委于臣而君遂失权，大夫故得信任，在故孔子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徐彦疏曰：谓上十一年萧鱼之会以来，十四年春，“季孙宿、叔老会晋士匄”以下“于向”，夏，“叔孙豹会晋荀偃”以下“伐秦”，“冬，季孙宿会晋士匄”以下“于戚”之属，是诸侯不出，大夫常行也。）

汉书·五行志

襄公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漸將日甚，善惡不明，誅罰不行……十五年「八月丁巳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先是晉為雞澤之會，諸侯盟，又大夫盟，後為溴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獨相與盟。君若綴斿，不得舉手。

实际上，这也就是论语所讲的——

“礼乐征伐自大夫出”。

这在当时至少表明了两个问题——

（1）一些诸侯确实是懒得总跑，故而把“礼仪性”（假定事情都事先谈好了，到现场只是签个字、或歃个血）的事务放给臣子；（2）一些大夫确实掌握了很多实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自行其是。后者也体现在同年另一个没有参加会盟的诸侯国身上：“许男请迁于晋。诸侯遂迁许，许大夫不可”。许国的君主要叛楚归晋，却被自己的大夫否决。

公羊传和谷梁传的作者倾向于认为是前者导致了后者，但实际上很难说——

而且，如果以现代的观点来看，是否这反映了外交事务的专业化趋势，以及国际关系的全面转型？尽管这种转型的同时，意味着传统礼乐制度的解体，因为国际关系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