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人物Ⅱ周绚隆读《侯岐曾日记》 （上）
作者周绚隆，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主要从事清代文学与文献研究，著有《陈维崧年谱》等多部学术专著，主持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陈维崧与迦陵词研究》在内的多项高水平社科项目。
1、孤臣碧血遗民泪——读《侯岐曾日记》之一
2、谁不誓捐躯 杀身良不易 ──读《侯岐曾日记》之二
3、彩云散后空凭吊——读《侯岐曾日记》之三
4、王谢雕梁事已非 ——读《侯岐曾日记》之四
1、孤臣碧血遗民泪——读《侯岐曾日记》之一
导读：顺治二年（乙酉，1645）闰六月，为抵抗清军的嘉定守城战打响，七月初四日，嘉定城破，抵抗正式结束，守城将领前明弘光朝通政司左通政侯峒曾及其二子等以身殉，从死者众。
逝者已矣，生者何如？侯家遗属突遭大变，该何去何从？面对旧朝是救国忠臣，面对新朝却是罪人之后，在这么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惊魂初定的侯岐曾（侯峒曾胞弟）承担起俸母抚孤的责任站在了选择的十字路口，向左走？向右转？抑或？……转机、危机、再现转机、最后还是被籍末，家产充公？明亡之后，是“独有云和楼上月，天涯还照几人存？”家门今夕、骨肉离散之悲，可为长叹！这个家族的遭遇，向我们展示了明清易代之际江南社会的变化和遗民的复杂心态，以及新政权建立之初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上的随意性带给他们的干扰，和其对下级官吏约束的失控所展现出的个个侧面。
侯岐曾以仰事俯育为己任，想以戴发之身隐迹乡间。但其家为本邑望族，声名久著于外，且胞兄因殉城又为敌于新朝，所以清政权在地方的行政机构建立起来后，他们毫不意外地成了被打击的对象。他撑拄其间，勉力应对，身心俱疲。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官方对侯峒曾守城案的处理。前朝忠臣，即新朝的罪人。籍没家产和追缴租税，是他不得不全力应对的问题，这关系着全家数十口人未来的生计。顺治二年二月二十二日他给申绍芳（字维烈，号青门）写信说：“自冬春之交，叠奉抚院籍没两檄。”同日给杨廷枢的信中又说：“始而李督追租，既而土抚籍产，日异月新，朝更夕改。乃今皮穿骨尽，翻似习为固然。”
清政府入关之初，在北方进兵比较顺利，以致对江南的形势明显估计不足，在政策制定上表现出了较大的随意性（魏斐德的《洪业——清朝开国史》对此有详细的讨论）。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攻占南京以后，由于对局势过于乐观，急切地推行剃发令，激起了江南民众的强烈反抗，经过多次血腥的屠戮，才控制住了局面。另外，对于新收复的地区，如何处理参与过抵抗的人，朝廷似乎并没有制定出统一的政策，颁布明确的法令（笔者为此查阅了相关文献，也请教过一些清史专家，都没有发现相关的政策文本）。这无疑给基层政府处理此类问题提供了较大的伸缩空间，同时也给各层官吏借机敲诈大开了方便之门。
这种政策上的模糊性，侯岐曾当然也知道，他的应对之策是分别行贿督抚和县令，同时打点一些重要的胥吏，希望借助他们之手把处罚尽量减轻。顺治三年正月十一日给朱子功的信中说：“抚檄不过求益耳，何须复弄此机关耶！邑主处已有所进，即蒙批付诸房，许再申请。食言不肥，或者免夫。然必得贤昆与上边讲定，庶下边便于举事。切祷！切祷！”时任江宁巡抚的是土国宝，山西大同人，原为明朝总兵，顺治元年降清后以原官录用，随军渡江，平定了江南苏州、松江等地，被破格升用为江宁巡抚。此人行伍出身，生性残暴贪酷。顺治八年（1651）因“贪酷病民”被议处，畏罪自尽。任吴淞总兵的李成栋本为李自成部将，后随高杰降明，又降清，随清军平定江南，颇多战功。但生性残忍，江阴屠城、嘉定屠城皆其所为。后因不满清廷封授，降南明永历政权，兵败而死。任嘉定县令的杨之赋系“东林六君子”杨涟第三子，为湖北应山县人，明朝贡生，从《日记》记述的情况看，此人亦极其猥琐贪婪。这封信的收信人朱子功，是侯岐曾比较信赖的中间人，其兄与巡抚衙门一冯姓胥吏关系比较密切。从信的内容看，侯岐曾最初判定巡抚所下的籍没之檄，其实是向他进一步索贿的信号，同时他也通知朱子功，对县令杨之赋已做了打点，故希望通过其兄进一步做好巡抚的工作，希望能够上下联手，免除籍没。但是他这次显然打错了算盘，也看错了对象。他的行贿，最终被证明无异于肉包子打狗，非但未达到目的，反而吊起了对方贪婪的胃口，给自己带来了无穷的麻烦。此后近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几乎每日都在设法筹钱，上下打点，最终并没有免于被籍没的厄运。
不断的打点很快使资金出现了紧迫。从正月二十三日即不得不遣家人朱国俊向太仓告急，并于二十六日借得王瑞国三百两银子，二十八日即交付老仆管科拿去“献赇”。二十六日，他第一次卖掉了十七亩田地（《日记》云，此“当为斥产始事”），此后《日记》中就不断有关于“斥产”的记载。在五月二十三日给内侄张懿实（字德符）的信中，他说“迩日寒家八口幸而苟存，只为此时尚有产可斥耳，然亦难言之”。除了籍没和追租两项未定的支出外，新的征讨名目一直在不断增加。二月初三，“管科说军属诬告各家占荡，又添一费。又催输粮甚紧”。类似的征索后面还不断出现，难以一一列举。
主动的行贿姑且不论，还有来自各方的敲诈和需索，完全是赤裸裸的。前云县令处贿赂已进，但其实并未能满其意，故于二月初二提出必欲“取盈”（要凑足整数）。同邑沈宏之（字茂之），崇祯末曾为冯铨幕宾，入清后入土国宝幕，此时亦借籍没为由，公然索贿，通过身边人传语：“不敢奢望，只以一年租事相酬足矣。”（三月初七）侯岐曾闻讯叹道：“租事，谓每亩伍钱也。纵使幸而获济，立斥产应之，千金装亦难卒办，况必不济乎？然而事势至急，难于坐待。”经过一番商议，侯氏许以五百两之数，且以“杯铛数件”、侯“母钗环四事”为礼相报（初八日）。次日“知沈处立议，半千之外，又须益贰”，明确要七百两。三月十八日，沈曾许诺将“缓颊于涿州、虞山两相公”，其中“涿州”指时任弘文院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的冯铨，“虞山”指时任礼部右侍郎的钱谦益。这种口头的承诺虽然并没有兑现，但对那七百两之数沈宏之始终没有忘记。五月三十日，他派女婿上门索要这笔费用，使侯岐曾连叹“异哉！异哉！”并采取了半推半就的态度，“推者，彼实无勋；就者，防其肆螫”。关于取租一事，李成栋原牌所批为“征七免三”。但五月十一日，巡抚土国宝忽发新檄，要“追索全租”。三十日，“李督到县，飞票责取全租”，经承书吏只好以原牌所批据实相告，提督一时无话可说。但第二天，老仆管科即拿着提督的三张飞票，来说“张胥迫我行贿于督府”。
尽管侯氏费尽周折，籍没却仍然不能幸免。二月初四，有巡抚胥吏传语：“田房变价，近已奉旨，不便下边挽回矣。”闻讯后他给侄子侯玄瀞写信说：“到底不脱籍没，从前心力尽付东流，不待言矣。”次日给三子玄泓又说：“籍没究竟不免，……黏天波浪，未知所底。回思瑗公一步紧一步之语，可为寒心。兴作明知太早，今又不能议辍，奈何？奈何？”前期的努力不但没有奏效，既虚掷金钱无算，又让各级衙门看透了他们急于免祸的惶遽心理，从而使自己在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越陷越深。在给申绍芳的信中，他说：“中外关合，难可挽回，想主者未便明言耳。”
顺治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日记，记录了给杨廷枢的信，谈及自己的心态和处境
籍没之信是二月初十正式传来的。按照官府的说法，要先报田产，再报房产。当日“主者恐喝之言，无所不至。赇已献而未收，其意可知”。三月初七，官府勘田结束，初报应征田价为三千一百两。初十，典史闵有义带人勘房，十四日批出应收房价为三千六百两。次日侯岐曾给女婿顾天逵信中忍不住感叹道：“寒家祸患日深一日，从此遂有饥寒之虑。”为了给全家未来留点生路，他不得不采取措施，通过与闵有义周旋，设法瞒报和藏匿一些田产和房屋。二十二日《日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可以说明当时情形：“张玄至，说汪房暗报事。付与朱子功一札，谢其兄弟之勤劬，兼嘱周旋于闵尉。”同时，也试着讨价还价：“宅既不得自主，装修尚可容载出否？”
第一次可能的转机出现在顺治三年二月中旬，这次出手相助的是侯玄演的岳丈姚宗典。姚宗典与时任嘉定知县杨之赋熟识。他于十四日至龙江，十六日入城，十七日傍晚县令即接受了侯氏的贿金，十八日他又与县令酬酢一番，二十日再裁书县令（宜有进一步嘱托），二十二日“邑宰回函已发”，二十三日即起行还家，临行前被侯岐曾“再嘱留邑主一函”。姚宗典的斡旋固然不可能改变籍没侯产的决定，但至少使索贿必欲“取盈”的县令，暂时放缓了对侯家的压迫。侯岐曾二十五日给玄瀞的信中说，姚宗典这次来的效果：“其最易见者，收告示、寝关说两件。”给杨廷枢的信中，他也满怀感激地说：“若非虞兄只手护持，其能续二十口如丝之命乎？”
第二次转机出现在四月初。三月初八，在给抚院和沈宏之分别进贡的同时，侯岐曾递了一份陈情的呈稿，后改为士民公呈。到四月初二，接朱茂昭来信云公呈已批发。初四，“管科传土抚批呈，遂有‘免变’二字”。至此，江宁巡抚衙门关于取租、籍没之令，似已被一并收回。十九日在给杨廷枢的信中，他说：“孱孱藐诸，一丝九鼎，幸而得全于籍令（按，籍没令），兼得全于髡令（按，剃发令）。”五月二十五日信中又说：“亩租、籍没二令并下，支吾数月，幸得二令俱收。”接到巡抚的批呈，为防督府衙门从中作梗，四月十二日他亲自拜访了许自俊，“为防吴淞后患，再致丁宁”。另外，为了事态尽快平息，还得抓紧讨得县里的回文。十四日，诸友人为替侯家说情，“拉庠友谒杨令，几及百辈”。然而好景不长，四月二十七日嘉定城中发生叛乱，不久杨之赋离任。在离开前，他没有放过侯家。五月十九日，通过张姓胥役传话：“侯家事，乘我在此，包它申文干净，但须助我行赀。”侯岐曾与母相商，“恐它日起炉作灶，转贻后悔”，便“再检斥产银半佰”，授管科送交。但二十一日清晨，“管科叩门，道昨所囊金，大不满乞儿之意。对胥役云：‘这送你们也不够。’又亲对管科云：‘你家事大，若付掌印手，最少千金。今吾已荡尽，前日汝家送我的，俱化为乌有了。此时随分金犀等器物，皆可助我用。难道我要与你家完局，你家反不理会？只索抛去便了。’”没有办法，侯岐曾只得与长子各竭所有，并将寡媳夏淑吉给其孤子侯檠所存的婚礼聘金一并充用。二十三日午后，朱国俊“自城奔至，道乞儿无厌已极，赂已收而复加，其声尚尔嗃嗃”。二十四日，县中申文终于批出，但因知县欲壑未满，批的是“照详”（按申文详细查勘），而非“照验”（按申文简单验证），还是留了点尾巴。至此，数月努力似乎没有白费，他也终于好像能松口气了。
无奈事不遂愿，仅仅过了几天，到六月初九，朱茂昭从苏州赶回，即通知说“批详有异”。紧接着，便接到县中的传票，“产、租两案，俱十分严切，又绝不顾前批‘免变’二字矣”，这令侯岐曾异常惊骇。此后督府即严加追逼，威胁再迟交付，即要捉拿家属。形势急迫，为解燃眉，他只能设法求其缓催。经过多方吁求，到十九日，管科从城中回来，“说督府暂尔支吾，许宽限一月，然又费多金矣”。接着催租令下，差人上门，初定双日一比，后改二、八日一比，就连衙门吏胥也劝他们不要再试图吁免，省得浪费金钱。其时“取租未已，粮务又急”（七月初二），“租、粮二者，署官皆亲比严拿，万分无姑缓理”。所以，他决定与孤侄“倒橐完全租，斩此一结”。此时唯一的希望是能够在租额中抵扣粮银，尽量减轻负担，但也未能如愿。二十七日，管科来说“署令钱粮一日一比，本家尚悬贰佰，责偿须臾，几于手足无措矣”。这期间，除了追逼钱粮外，“诛求之令不一而足，如察附郭地，察军荡田，有专官坐邑”督促，另外还有散甲费和摊派的人参索费（此容后叙）。八月初七，仆人朱国俊抆泪手禀，凡“新旧粮、散甲、附郭诸要节，数日内必得数百金，而籍没之费不与焉”。明代规定凡秀才以上的乡官士绅均不纳粮当差（根据级别减免的额度不同）。顺治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为了抑制故明绅矜，朝廷下令将前代乡官监生等名色，全部革除。“一应地丁钱粮，杂泛差役，与民一体均当。朦胧冒免者治以重罪”。《日记》中提到的粮务和承差之事，应即发生在这种背景下。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八月初八日，夏完淳决定出手相助，代其向李雯（字舒章）求情，飞笔写下了那篇情文并茂的《与李舒章求宽侯氏书》。李雯为松江府华亭县人，早岁入几社，与陈子龙、夏允彝等为至交，入清后任弘文院中书舍人，此时还乡葬父，正在华亭。夏完淳信中说清廷“其于死国，并许承家。一见金台之令，再有石城之移。岂意桀犬必诛，殷顽不赦。……乃执事者称奉密旨”。又说侯氏“两奉移文，俱遵免变。朝三暮四，昨是今非。昔何为而蠲末，今何道而苛严”，地方政府“胥吏之徒贿赂为政，朱提充橐”。以上都是有实指的。李雯接信后不仅“发书流涕，许必援手”，而且三天后即派其弟李霙和蔡谦（字服万）来到嘉定，看望了侯岐曾一家。这对侯氏一家多少算是个安慰。由于李雯的关说，十九日“知媚灶（按，找有权力的人活动运作）得力”，租事“已停征矣”。
但侯岐曾知道，凭着已有的经验，停征并不等于免征。所以这期间，他还曾试图求助于钱谦益。钱谦益于本年六月以疾乞假，朝廷准其驰驿回籍（常熟）。他与江宁巡抚土国宝有一定交往（《牧斋集外诗》中，有《赠土开府诞日》三首，即为给土国宝祝寿作）。十一月十一日，与钱谦益关系密切的张鸿磐从苏州回信，说钱谦益虽然“到处用情，但一呈不便手致。然其微意，亦谓守城殉节者籍，乃彼中画一之法。此呈虽进，未必肯批行耳”。
这期间，县中情形稍有变化。县令杨之赋去职，继任者唐瑾为河南光州人，顺治三年进士。《光绪嘉定县志》后来将其列入“名宦”，并云其到任后抚循流亡，“遇士大夫有礼”，有善政。这在《日记》中也有一定的反映。他对前朝忠臣表示出了尊重的态度，让侯岐曾紧张的心情有了一定的纾解。当然，这里边也有钱谦益说情的作用（十月十七日日记云：“管科自城来，说衙门人述虞山与署印方相接时，致嘱侯、黄甚力。”）。十一月初八，新任县令发出告示，提出要“防忠裔之鱼肉”，其中还有称侯岐曾为“宦族名士”等语，使其深感“牧之功于我大焉”。十一日，县令送来了优恤告示和个人名帖，并约与侯玄瀞相见。侯岐曾立即求诸相知代为陈谢。
迁延至顺治四年（1647）正月，局势总算明确了，也证明从前的努力已尽付流水。二十五日，虽然已花费不赀，但苦苦等来的刑部咨文，不但要没收田房，还要“并察家伙”。三月初六，侯岐曾致书张懿实说：“昨见府票及县单，大骇。今晨见抚牌，益骇。觑破机关，只是一条门路，亦似不难相应。但今征币币穷，求金金尽，寒心销骨，乃在于此。”四月二十三日，他听说籍没之事，巡抚已经批回，但每亩地又横加一两银子，心下感叹道：“此四十两者，设令旦晚取盈，吾知削雪成银，必有异人授以异术矣。空手攒眉，亦有何补。独前此无限膏脂，断送鼠穴，曾不收分寸功，不由不裂眦填膺耳。”次日，侄玄瀞入城对付籍没之事，侯岐曾回顾一年多来的种种经历，感到“步步伤心”，不觉伏枕泪下。到五月初十，陈子龙被捕当日，侯岐曾长子玄汸还往城中，准备以籍没之数向县中报告。闻讯后才携玄瀞迅速外逃。
2、谁不誓捐躯 杀身良不易 ──读《侯岐曾日记》之二
标题中的两句诗，出自十六岁少年夏完淳的《自叹》，颇道出了他内心的彷徨。该诗作于顺治三年（1646），其时完淳的父亲允彝已于上年八月投水自尽，他的嫡母盛氏也出家为尼，剩下他和生母陆氏相依为命，四处漂泊。他曾有诗赠同样居丧守孝的侯玄瀞说：“我已无家随汗漫，知君愁坐独俜伶。”（《秋日避难疁东柬智含》）
这个早慧的少年性格十分刚烈，面对“北首可怜秦郡县，南来无复汉衣冠”（《寒食杂作同钱二不识赋》）的局面，满腔仇恨，无法平静。父亲的死，给了他极大的刺激。他写道：“沉沙一死干虹气，遗恨哀哀蓼莪废。何处更开北海樽，无人更洒西州泪。朱履三千食客稀，玉盘十二齐盟悔。我今亡命沧海游，何年佩刀成报仇？”（《题曹溪草堂壁》）报仇几乎成了他活着的主要目的。在《鱼服》一诗中他说：“一身湖海茫茫恨，缟素秦庭矢报仇。”就是这一心态的直白表达。但是，面对清朝强大的军事力量，眼看着各路义军先后失败，他对报仇成功又实在没有多少信心。屈辱地活着，意难忍受，轻易效死，心又不甘。这正是他彷徨的原因。
其实当时彷徨的并不止夏完淳一个人。从关内汉人的角度看，明清易代，乃家国奇变。对深受儒学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既要承受社稷倾覆、制度崩坏所造成的流离之苦和心理恐惧，又要忍受蛮族武力镇压下，不得不变发易服、投诚效顺的精神屈辱。这让很多人陷入了不知所从的精神困境。
在经历了北都覆亡的最初紧张后，弘光政府的建立，让江南士人对长期偏安之局的出现产生了幻想。他们乐观地以为，宋、金划江而治的历史将会重现。不过这次局势的变化之快，几乎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江南士人们很快发现，可供自己考虑的时间其实非常有限，许多选择都是仓促之间做出的。虽然结果不外乎生、死两途，但过程却极为复杂。
一、
对许多人来说，当国家覆亡的消息传来时，最初的冲动可能使他们想到过死，地位越高的人心理上的压力应该越大。有诗坛“江左三大家”之称的钱谦益、吴伟业和龚鼎孳，即为明证。三人中钱谦益文名最高，他虽因畏死而为后世所轻，但其夫人柳如是却有过劝他以死殉名的举动（顾苓《河东君小传》）。吴伟业也想到了死，他曾“号恸欲自缢”，后在老母的哭劝下放弃了（顾湄《吴梅村先生行状》）。龚鼎孳的经历最曲折，李自成入京时，他“阖门投井，为居民救苏”，结果却先降了大顺，接着又降了清（严正矩《大宗伯龚端毅公传》）。
想过死的最后未必能真死，而死了的，开始时却可能并没打算要死。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在明清易代之际的嘉定一隅时，就可切实感受到这种历史的吊诡和命运的不可捉摸。
侯峒曾最初的计划是：“若乾坤遂尔长夜，终身无复入城市之理。买山偕隐，此志益决。”这是他在顺治二年五月写给亲家姚宗典信中的话。所谓“遂尔长夜”，乃永远暗无天日之意，是对光复无期的比喻说法。同时，他又给嫁在昆山的长女怀贞写信说：“若我虽无民社之责，尝从士大夫之后，万一北官入境，士民迎降，必无靦颜安坐、瞠目直视之理。……若事势孔迫，不得不亟自为计，人行我止，人止我行，期不失圣贤家法而已。”“民社”指地方长官，侯峒曾此时赋闲在家，非在任官员，故自云无管理地方之责。侯玄瀞《侯忠节公年谱》亦记载，该年六月二十四日，听说清朝委任的县令将至嘉定，侯峒曾即避入乡间，卧疾一小屋。有人问他自处之道，他说：“我虽无民社之责，然尝从大夫之后。抗之既无其力，死之又未有会。惟当窜伏先人丘陇，以毕馀年。若必以爵位相强，则有龚君宾、谢叠山之故事在。”龚君宾乃西汉龚胜，哀帝时为光禄大夫。王莽篡汉后，强征其为太子师友、祭酒，龚胜拒不受命，绝食而死。谢叠山为南宋谢枋得，与文天祥为同榜进士，曾组织义军抗元。后拒绝元朝利诱，绝食而亡。由此可见，死并不是侯峒曾最初的选择。黄淳耀同样没想过要死，他给同榜进士王泰际写信时就说：“吾辈埋名不能而潜身必可得。”（张云章《贞宪先生传》，《朴村文集》卷十三）
侯、黄之所以走上抵抗道路，乃因剃发令的颁布，触动了其最后的尊严，才不得不奋起一搏。侯玄瀞《年谱》记载说：“吴门徐春坊（按，指徐汧，曾任右春坊右庶子）戴发自裁，府君闻而哭之恸。既乃叹曰：‘惜哉吾友，既不能死，曷不奋大义？天下事何遂不可为？’盖至是而悲痛愤郁，穷无所之，虽欲以龚、谢自处，不可得也。”
夏允彝起初也没有打算死，更没有像侯、黄那样奋起抵抗。他是因顺治二年八月，李成栋迫其相见，深感对方的逼迫“一步紧似一步”，于极度绝望中投水的（侯玄涵《吏部夏瑗公传》）。
最不想死的可能是陈子龙。据宋徵舆《於陵孟公传》（“於陵孟公”是陈子龙逃难时最后使用的名字）说，夏允彝自尽前曾“遗书孟公，令无死。而孟公有大母，年八十馀，日夜泣，遂缁其衣，托迹方外，往来三吴”。这和李雯回乡后见到的“相逢半缁素，相见必禅林”（《初春四日与张郡伯冷石陈黄门大樽小饮柯上人息庵时两君已受僧具矣》其一，《蓼斋后集》卷二）的情形是相符的。清兵南下后，陈子龙曾与徐孚远联合黄蜚、吴志葵在泖湖举兵，败后即以僧服隐迹乡间。吴胜兆起事前，曾遣戴之俊求其通书受唐王节制的威虏伯黄斌卿，欲邀为外援。对此，陈子龙一开始很犹豫。他根据形势分析，认为其成功的可能很小，但又觉得于义难辞，遂未拒绝。吴胜兆事败后，清操江都御史陈锦、提督满兵总兵官巴山亲赴松江审理，查得其通书情节，遂展开搜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在夏允彝之兄夏之旭（字元初）的陪伴下，逃到嘉定诸翟，出现在了《侯岐曾日记》中。
《侯岐曾日记》清晰地记录了陈子龙被捕前最后的逃亡经过，并侧面反映了他的精神状况。这段材料真实地再现了当日的情景，补充了以往史料的不足，极为难得。
顺治四年四月二十六日云：“卧后，又闻元初、卧子（按，陈子龙字卧子）俱投王庵，多因大官大兵俱集云间，一时谣言将兴大狱，不得不谋避地耳。”二十七日云：“申刻，庵信疾传，车公欲立移别处（卧号轶，故呼车公），非丰不可。予立呼驯归候（后当呼为川马），旋作答去。”驯乃其仆侯驯，后因该案从死。二十八日云：“泓早间分路看王庄去，车公亦今晨才作别耳。车公云本无短柄落定吴手，只威虏移檄定吴，多借重车公，以是可危。予叩瀞，近变必有确闻。则云：‘车公张王已甚，无暇以及它语也。’”张王即慌张的意思。五月初二云：“传说都不堪闻，与前月杪无异。西山被屠，闻维斗亦遭此劫，大约妻子拘絷，此说近真。然祸已酷矣，为之皇皇。车公才与通八行，其姓亦易为李。”当日给陈子龙的信中说：“然而此番危机，弟细察究可无恙。我既无行事可蹑寻，又无笔踪可推按，岂有挂名文移便可悬坐者。……而翁兄今日气志所动，吾辈之安危系焉。要使精华果锐之气时时叩存，切勿过于摧塌，若将付之不可奈何者。……愿翁兄勿作速徙之图，至祝！至祝！”从信中的宽慰之语看，陈子龙此时的心情当非常焦虑。初五云：“王庵正遭苦略，居民兽散。……而丰浜去王庵只三里，川马之邻多所拟议，方谋它徙。则云中急报，事欲不佳。即本庄邻曲，咸奉鼠首矣。车公计无复之，遽欲行匹夫之谋，川马力挽入槎楼。泓夜分往视，且计先之于其所往。然此何时也，可为此事，难矣！难矣！”可见诸翟此时已很不安全。初六云：“大鸿方理归楫，告以急病之谋，渠亦欣允。……嘱以此寄慰车公，切勿出于下策也。”顾天逵（字大鸿）乃侯岐曾次婿，昆山人，为侯岐曾邀来同住近一年。此时因局势不宁，遂欲告归。《日记》中所谓的“急病之谋”，实为托其带陈子龙离开嘉定。所谓“匹夫之谋”，所谓“下策”，当为陈子龙情急之下的一些冲动之念。初九晚，一路护送陈子龙到昆山的侯驯回来报命，告以陈子龙到常熟唐市投奔杨彝，为其所拒，又回到了昆山。侯岐曾闻讯后给其写信说：“唐市之行，不遇朱家，便似所问非所对。要之，行止久速，莫非天定也。元兄杳然不报，甚异！甚异！儿正驰急足伺的音，而使者亦留之，不可得其往复语尔尔，恐不宜邅回本境矣。奈何？奈何？弟为大兵将入疁境，闻多所征捕。寒家实万分极危，然不暇自计，而亟望吾翁择其所安。真切心事，不出前柬所云，但愧意有馀而力不及。更无一条必稳之路，惟吾翁自审择之。”到这时其实已是穷途末路，无计可施了。
看起来，陈子龙最后选择的逃亡路线，是由昆山、常熟往西，设法进浙江，但清兵封锁了道路，转移非常困难。危难时刻，昔日的老友杨彝未敢接纳，使这一计划没能实现。据说陈子龙在危急时曾对人说：“生我名者杀我身，余终以名死乎？使余早从先大夫及陈征君之言，不及此。”这话是针对其父早年规劝他：“交道古难言之，而名者难副之物也，奈何驰骛以为亲忧乎？”和陈继儒对他“多言兵”而“好谋”的批评而发的（《於陵孟公传》），其中多少带点儿悔意。无名氏的笔记《云间兵事》还说，吴胜兆出事后，陈子龙即准备逃亡，夏之旭劝他说：“公有重名，人来迹公易耳，死义可也，逃将安至？”他回答道：“我非脱死也，若不我索，大幸。即索我，从他所闻之，先赴水矣，可以免辱。”似乎也不是凭空捏造的话。
杨彝，字子常，号谷园。崇祯八年岁贡生，曾任松江训导。早年与顾麟士创立应社，后又组织复社，家富藏书，与一时名流多所结交，颇享时名。查慎行《人海记》云其“家富于财，初无文采，而好交结文士”。侯岐曾信中提到的朱家为秦汉之际山东著名的侠士，好急人之难而不自矜，曾收留遭朝廷通缉的季布，但杨彝显非其伦。据说当陈子龙敲开他的门时，杨彝大惊，说：“吾以陈先生在千里外矣，犹至是耶？”拒不接纳（康熙《紫堤村小志·人物·侯岐曾》）。侯岐曾信中的“所问非所对”大概即指此而言。
不想死的当然还有侯岐曾，他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一直忍辱负重，苦苦支撑。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为了安全考虑，他行事一直谨慎。吴胜兆谋反及名士通海案审结后，洪承畴给朝廷的奏报中，详细列举了所有案犯的姓名和犯罪经过，顾咸正、顾天逵、杨廷枢、陈子龙、夏完淳、侯玄瀞等都名列其中，唯独没有提到侯岐曾。从清政府的角度看，如果说顾咸正等被杀乃罪有应得的话，侯岐曾则多少有点显得无足轻重，他等于是被顺带杀掉的。
不想死的人不幸都死了。虽然死法各有不同，对生命的留恋程度也互异，但在势穷力竭、屠刃加颈之时，他们均能慷慨面对，无一屈服，都不愧为英雄。杜登春《复社纪略》对此总结说：“一时诸君子，慷慨就义，携手九原，朝拜十七年受恩之故君，晤对甲申三月殉难之旧友，含笑地下，视死如归。若非平日之文章道义相互切劘，安得大节盟心不约而同如此哉！”这让我想起了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那句话：“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诚哉斯言！
二、
英雄并不是天生的，但侯氏亲族姻戚多忠烈（如杨廷枢、顾咸正几乎都满门尽节），死难之惨，世所罕见，细究起来也不是没有原因。它与儒学在嘉定的独特发展和侯氏家族的忠义传统是密不可分的。
明末文人结社成风，士子们喜声气，好结交。太多的意气之争，使许多江南文社脱离了程文课艺的立社初衷，普遍重浮名而轻实学。杜登春《社事始末》，对此有详细的描述。但在提到嘉定侯氏时，他是这样说的：“练川侯豫瞻、雍瞻，为其子元演字几道、元汸字记原、元洁字云俱、元泓字研德、元瀞字智含，世之所称五侯者，择师则黄子淳耀蕴生，取友则朱子昭芑明镐、陈子瑚言夏、陈子俶义扶、许子自俊子位、吕子云孚石香、葛子云芝瑞五、归子庄元恭、周子肇止俶暨吾郡徐子致远武静、顾子开雍伟南、余兄甲春字端成辈，搜罗实学，不事浮名，为吴下教子第一家法。”杜登春长姊为侯玄汸原配（后为避康熙帝讳改“玄”为“元”），其说比较可信。
黄淳耀《陆翼王思诚录序》回忆了早年与侯氏群从等结直言社的情况：“交道之丧久矣，高者不过斗炫诗文，下者乃至征逐酒食。其聚会也，或甘言巧笑以取悦，或深情厚貌以相遁。求其责善辅仁者，盖千百不得一焉，予为之慨然而忧，惕然而恐。壬午春，有同志斯道者十余人为直言社，前辈则有高叔英，友人则唐圣举、陈义扶、苏眉声、夏启霖，门生则陆翼王、张德符、高德迈、侯记原、几道、研德、云俱、智含兄弟暨吾弟伟恭也。平居自考，咸有日记。赴会之日，各出所记相质，显而威仪之际，微而心术之间，大而君父之伦，小而日用之节，讲论切偲，必求至当之归而后已。诸子奋志进修，日新月异。”（《陶庵全集》卷二）据侯玄汸《月蝉笔露》卷上记载，崇祯十七年正月初十第一次集会后，黄淳耀即发誓说：“今乘色力强健时，日日提撕，刻刻锻炼，成就世间一了事丈夫，亦不枉堂堂地作个男子。如再作一番闲话过去，上负父母生育，下惭人世供养，虽三世佛出亦救不得矣。龙天为鉴，食此言者必殛无赦。”其《掌亭文略》自序中亦称：“甲乙间从诸子论学，始有捐花叶、务本根之志。”黄淳耀的价值追求，其实也反映了侯峒曾兄弟为子侄择师的标准。
侯氏自曾祖尧封始，“便以虚公正直四字为立身大纲。……最耻是舍己操持，而傍人悲笑；置人职业，而苛及知交”（《月蝉笔露》卷下）。到侯峒曾、岐曾兄弟，更是不忘祖训，追求以清介自持，忠义承家。
世运变迁，灾难临近，人是会有预感的。明末的社会动荡，让注重文行出处、负有济世之志的有识之士，在危险还未出现之前，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死。《月蝉笔露》卷下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崇祯十六年春天，侯峒曾携母赴任嘉湖分巡道，杨廷枢、侯岐曾及诸子一路陪送至吴江八斥镇，夜间，大家谈到什么样的死法比较理想的问题。侯峒曾说：“吾闻死水为良。”侯岐曾说：“吾不知热油灌顶滋味如何？”然后轮到杨廷枢，他看着侯玄汸说：“侄意云何？”侯玄汸回答说：“但要看清死的题目，勿错过死的机缘，水火刀锯，都打算得明明白白，那时该激烈便与激烈，该潇洒便与潇洒，已是完吾生平，留人榜样，纵然亏体，不为辱亲。有信勿疑，有进勿退可矣。”杨廷枢听了遍问侯氏诸子：“汝兄言是乎？”大家都表示认可。又问：“汝曹能乎？”大家都表示能做到。杨廷枢听罢便拍案大呼：“快哉！吾道不孤矣乎！”并再次提醒大家“勿忘八斥舟中一夕话也”。第二天，侯峒曾把昨夜的谈话内容告诉了母亲，她除了表示赞赏，还讲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死水较洁净也”。结果这场谈话几乎句句成谶，预定了每个人的结局。侯玄汸后来感叹说：“其后银台果以水死，文节（按，侯岐曾谥号）、维斗、几道、云俱先后各以兵死，太恭人亦卒以水死，予水死再而复生，智含客死，研德病死，皆可谓不忘此一夕话者。不知者以为悬谶耳。”
《侯岐曾日记》无法记录后来的事情。陈子龙在唐市遭拒后，顾天逵把他藏在吴县潭山祖墓旁一间小屋中。追捕的兵丁先是抓住了他的随行童子，审得其藏身所在及逃亡经过，因此连带出了所有帮助过他的人。五月十一日，五百名全副武装的兵丁押着被获童子来到诸翟，逮捕了侯驯，并逼令他带路寻找家主。侯驯为给侯岐曾争取逃脱的时间，故意将兵丁引往别处，且坚称此事与家主无关，为此受尽了拷掠。侯岐曾知大限已至，并未逃跑，而是端坐以待，等到老母从旁屋避出，即就缚。侯母出门后，立即投水自尽（陆时隆《侯文节传》、康熙《紫堤村志》）。母子二人，谁也不忍心再看到对方绝望的眼神。
侯玄汸《月蝉笔露》还详细记录了事发之后，他和玄瀞逃亡的经历，续补了《侯岐曾日记》没能提供的一些内容：“丁亥五月十日，偕智含至西郊。明日予入城，以籍数报当事。方与承行吏饭，闻追陈黄门兵至厂头，先君被执，仓皇出城，与智含潜渡东郊，匿一民家。明日追智含兵至邑，即与俱遁。”他们一路提心吊胆，趁夜离开嘉定，辗转逃到苏州小华山中峰禅院苍雪法师处。两天后，家中人送来消息，知祖母、父亲俱遭不幸，且当局搜捕玄瀞甚急。玄瀞感到生路已绝，想回去就死，玄汸力劝不可。他的理由是：“汝于大宗所谓九鼎一丝者也。吾父三子，各有一孙矣。吾子生虽旬日，此际存亡未可知，然王母及吾父既见之矣。吾可以死，汝速行，且观变矣。吾死于郡境，展转报闻，往来推验，必逾旬日。及知非汝，汝徒行日可三五十里，此时定在五百里外矣。且研德或未出境，彼缓急必能捍御。吾三人平昔讲究审矣，今日易地皆然，汝勿疑矣。”两人即于佛前焚香行礼作别。苍雪亦劝玄瀞赶快离开，嘱其出门“切莫向熟处走”。
与玄瀞分手后，玄汸乘故舟沿原路往回返，途中尽解腰间金赠船家，然后投水，良久被人救起。大家劝他说：“吾侪小人，知公忠义家，盍亟去，留衣在此，若追者果至，但云水次得衣，行求尸耳。”并建议他“且入吴山，徐计之”。玄汸此时抱着必死的决心，骗开众人，驾船行至河中央，又跳入水中，结果再被救起。两次投水获救后，他放弃了死的念头，在大家的安排下上了吴山。有老僧连夜为其剃发，取名正一，并教授了佛门基本礼仪，然后授钵送出。他重新回到中峰寺，被苍雪挽留，在此躲过了危难。而其时玄瀞已逃到了五百里外的灵隐寺。
这期间，家中的事一直都靠玄泓独立支撑。追捕的人逼他说：“尔欲自脱者，请从山中求令兄亡人斯得矣。”玄泓既“以诚心格之，且重赂之”，所以追兵一直迟迟未发，直到事态完全平息（《月蝉笔露》卷下）。对于所他承受的压力，汪琬后来在为其所写的墓志铭中有所述及：“先生兄弟合群从仅六人，仲兄前夭，两从兄又皆从其父死，伯兄又挟从弟瀞亡命，惟先生在耳。顾以独力撑拄其间，上应官府符檄，次谋殡殓，次拊孤寡，盖濒于死者数矣。其室孙孺人病垂革，先生亦不暇恤也。有司捕瀞不获，遂执先生应命。上官訹以好语，胁以严刑，俾具白瀞踪迹。先生慨然力辨，不少动，久然后得释。”（《贞宪先生墓志铭》，《尧峰文钞》卷十三）
侯氏孙辈中年龄最大的是玄洵遗腹所生的侯檠，时已七岁。危难来临时，其塾师陆玄辅不顾安危，携之而逃。张云章在《菊隐陆先生墓志铭》（陆玄辅字翼王，号菊隐）中描述了当时的情形：“先生少时亦师雍瞻……雍瞻以其孙檠及开国受业于先生。居无何，雍瞻亦被逮。逮急时，先生念巢倾卵覆，师友之谊，当使死者复生，生者不愧。急排其闼，挟檠与俱，且视所藏书有侯氏先世及广成父子之遗文，与夫雍瞻所作，搜取凡数十束，载小舟潜去，间道入越中，旋闻雍瞻亦以死殉，位而哭。事平乃与檠俱返，而侯氏家集亦藉先生得完。”（《朴村文集》卷十四）这场救孤的义举，感动了不少人。陈维崧在《赠陆翼王序》中说，明亡后，侯氏“一门争死，七尺无归。藐尔诸孤，行焉将及。时翼王陆氏自称击筑之佣，谬作卖珠之客。重关半夜，私出田文；复壁三年，深藏张俭。间关亡命，犹授《孝经》；涕泣避仇，每传《论语》”（《陈迦陵俪体文集》卷八）。可见当年在紧张的逃亡过程中，陆玄辅仍能不失师职，坚持授经。
侯檠最后逃到了太仓，他和张采的女儿早有婚约，所以在此躲过了一劫。这有陆玄辅替他写给张采的陈情书可以作证。信中说：“不意中夏初旬再罹奇变，阖门老幼，死别生离，惨酷之状，不忍形之笔墨。檠于此时，仓皇逃遁，几陷虎口，赖陆师拯之于惊风黑浪之中，昼伏宵行，仅至贵邑。又赖岳母暨诸亲长，全之于覆巢破卵之后。”（《代侯生上张仪部书丁亥》，《陆菊隐先生文集》卷十四）
侯家多名仆人受到连染，一起被杀的除了侯驯外，还有俞儿、朱山、鲍超、陆二、李爱五人（康熙《紫堤村志》卷五）。在《侯岐曾日记》中多次出现的两位叔父侯鼎旸（字文侯）、侯艮旸（兼山）也受到了牵连。他们被抓至松江，械系普照寺中三日夜，经表亲杨文竭赀营救，始得释归。
三、
随着时间的推移，南下的清军很快就稳住了局面，江南的抵抗也渐次消歇。“死者长已矣，存者且偷生。”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逐渐恢复了平静，也进入了常态。生死的选择此时已成为过去，曾经的精神困境也不复存在。但对有些人来说，另一个问题却开始浮现出来，那就是在新政权统治下，出仕者面对隐居者，偷生者面对尽节者时，内心挥之不去的尴尬和愧疚。这让他们不自觉地又跌入了一种道德的困境中。
因出仕清朝而深感愧疚的首推李雯（字舒章）。李雯的父亲李逢甲原为明工部虞衡郎，曾被诬罢归。崇祯十六年，李逢甲官复原职，李雯随侍至京。不久李自成破京师，李逢甲受尽拷掠后自缢。李雯为守丧滞留京师，生计无着，清兵入京后被荐授弘文院中书舍人，此后清朝的许多诏告据传皆出其手。
李雯为松江府青浦县人，乃贵公子出身，早年与陈子龙、宋徵舆等为几社成员，好以古学相砥砺，重经世之学，且工诗赋，世有“云间三子”之目。仕清以后，曾经被他和朋辈视为立身根本的道德节义，成为沉重的负担，压在他的心头。但他委身异族，则实有其不得已处。从客观方面说，清兵入京时，他亲丧在堂，自不能弃之而去；欲扶榇南还，其时南北交通阻断，又资斧不继。从主观方面说，其父死于李自成之手，故他恨清人也远不及恨大顺。
然而随着南方局势的变化，清兵对无辜的民众大肆屠杀，昔日的社友和知交纷起反抗，或死或隐，又使他不能不对自己的选择表示怀疑。崇祯十六年冬，在随父北上的时候，他曾有诗赠别陈子龙，以明其志。第一首末云：“鹰隼谅不避，奇节安可望。”不避鹰隼，言其将不会畏惧恶人。而谓高节不及陈子龙，则有自谦之意。从中可以看出，他自许是颇高的。第二首诗则表达了对分手的不舍：“群乌思反哺，鹿鸣亦念饥。两义苟不兼，暂复从此辞。”（《北上酬别卧子三首》，《蓼斋集》卷十三）但令他没想到的是，这次分手几乎成了永诀。等到再次相见时，不但他们在身份上已各非其类，甚至还互处在敌对的位置上。
李雯的心里是有委屈的，他曾经作诗自解：“君子有明训，忠孝义所敦。岂曰无君父，背之苟自存。念我亲遗骸，不能返丘园。偷食在人世，庶以奉归魂。彼轩非我荣，狐白非我温。太息俦侣间，密念谁见伸。落日怅悠悠，策马望中原。枯殣飞为尘，猯狢居人垣。造物岂我私，气结不能言。”（《李子自丧乱以来追往事诉今情道其悲苦之作得十章》其七，《蓼斋后集》卷一）又说：“风尘何冉冉，岁月忽已晚。惊魄悼前危，羁情迷后苑。雀蜃移海波，橘枳变淮畎。我生亦已微，倏随时化转。哀此形累牵，致我令名短。父兮父不闻，天乎天盖远。南土旷茫茫，北风吹不断。离居发苦吟，怅然神独惋。”（同上其十）对他来说，虽曾在崇祯十五年中过举人，但终明之世并未出仕，故其出仕清朝不应算严重的变节。只不过在清兵下江南的时候，许多诏令檄书皆由其起草，针对的又是故国百姓和前朝旧雨，这不免给人以鹰犬爪牙的印象，不能为后世所原谅。
李雯的愧疚也是深沉的。顺治三年他回乡葬父，出京前先给陈子龙去信，表达了自己对旧友的思念和心中的不安：“三年契阔，千秋变常。失身以来，不敢复通故人书札者，知大义之已绝于君子也。然而侧身思念，心绪百端，语及良朋，泪如波涌。侧闻故人颇多眷旧之言，欲诉鄙怀，难于尺幅，遂伸意斯篇，用代自序。三春心泪，亦尽于斯。风雨读之，或兴哀恻。时弟已决奉柩之计，买舟将南，执手不远，先此驰慰。”（《东门行寄陈氏附书》，《蓼斋后集》卷一）这种愧疚感在他接到夏完淳的《与李舒章求宽侯氏书》后，再次涌上心头，忍不住发书流涕。从《蓼斋集》中《春日散愁兼答侯雍瞻出处之问》、《赠侯文中新婚诗》、《侯生哀辞并序》诸诗，可见他与侯氏曾经的交情。如今昔日的老友被人鱼肉，自己无力援救不说，却还成了施害者的同类。他的眼泪中，应该包含着复杂的感情。
第二年，李雯北上，因病卒于途中。有一种说法是，他是听到陈子龙被俘的消息后，惊悸而死的。不管事实如何，长期的压抑，对他的健康应该也造成了一定的损害。
顺治四年中进士的另一位几社成员宋徵舆（字辕文），心态也是复杂的。宋徵舆为松江府华亭县人，早年与陈子龙、李雯一起选定《皇明诗选》，交往密切。顺治四年秋，夏完淳通海遭捕后，被解往南京会审，路过常州遇到了宋徵舆，有诗说：“宋生裘马客，慷慨故人心。……风尘非昔友，湖海变知音。”（《毗陵遇辕文》）“非昔友”是指两人的身份发生了变化，“变知音”则说彼此已有了隔阂。结合这两句看开首的“裘马客”之描述，似乎就有了一种别样的意味。
关于明末社局中人后来参加清朝科举的情况，杜登春《复社始末》有过一段说明：“本朝定鼎，人材汇征，南国文人竞赴宾兴之会，乙酉、丙戌连举孝廉，两秋之间，社中诸子联镳登选者，相庆弹冠，类皆明末孤贫失志之士。”其中就举到了宋徵舆。由此看来，宋徵舆的应试，颇关出处和生计考虑。
但不管如何，面对昔日同志半登鬼录的现实，宋徵舆也得给自己的良心一个交代。在《夏瑗公先生私谥说》中，他回忆了和陈子龙给夏允彝议谥的经过。当陈子龙决定以“忠惠”定谥时，宋徵舆问他“惠”之所指。陈子龙说：“知死必勇。夫夏子岂不知致愤于疆，必有与毙哉？岂不知绝脰剖肝，足以耀志哉？以为彰誉而残民，亦勿攸济，有勿忍也。”宋徵舆听了说：“善哉，吾未之前闻也。《礼》曰：君子表微。夏子之惠，非吾子勿闻。若夫忠，则行人知之矣。”接着，他发了一段议论：“及顺治四年，孟公死于吴氏之难，侯生岐曾、张生宽，与者数人焉。夫使孟公有知，不亦恨于多杀国士而重思夏子乎？忠则犹是也，而惠竭矣。”（《林屋文稿》卷十一）对陈子龙连累多人的做法，有些不以为然，这很透露了他内心的复杂。循着他的思路往深里讲，如果说组织民众做无谓的抵抗有“彰誉残民”之嫌的话，那么陈子龙为逃生而连累无辜，似乎就不仅仅是“惠竭矣”的问题。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的话会从陈子龙曾经最要好的朋友口说出。宋徵舆后来官至福建学政，颇称得人。
不仅出仕的人会有精神包袱，隐居不仕的人，面对有些死者，心里也会不安。嘉定的王泰际（字内三）与黄淳耀为同榜进士，《嘉定屠城纪略》中说，嘉定城破前，王泰际曾劝黄淳耀打开西门，给逃难的百姓放条生路，语极哀恳，却被黄淳耀断然拒绝。王泰际乃“急走南门，缒城逸去”，最后活了下来。在《侯岐曾日记》中，他和长子王霖汝（字公对）的名字曾多次出现，可见两家往来还算密切，侯家对他的提前脱逃也是能接受的。问题是王泰际自己，心里并不坦然。入清以后，他坚持隐居不出，以遗民终老，但“畏死”的形象，始终让他不能自安。
王泰际去世后，其同乡张云章为作《贞宪先生传》，拿他与黄淳耀做比较，还替他辩解说：“天下莫不知黄先生之义烈，然而犹自谓可以无死者，与先生皆未受职，且黄先生有父而先生有母，忠孝可以两全也。……噫！黄先生与先生皆非畏死者，苟可以不死而仍不失吾之所守，亦何必以其身委之一烬？士之有君，犹女之有夫也。其以身殉夫者烈也，终其身守之不变者贞也。士不幸而遭国家丧亡之日，所出唯有两途，与夫既嫁而孀居者何以异哉！”（《朴村文集》卷十三）以意逆之，张云章的这番说辞，未必不是生前得之王泰际本人之口。
对于黄淳耀他们的抵抗行为，即使在守城的当日，也有人持不赞成态度。顺治二年六月十六日，黄淳耀给另一位守城负责人龚用圆（字智渊）写信说：“今早至南关，见我兄区画谨严，井井有法，所练乡兵皆俯首承教，当由贤昆季忠愤之气实有以摄服之也。而偷生败节之徒，辄哂为螳臂当车，自毙身命。噫！读孔孟书，成仁取义，互期无负斯言而已。若辈无知，一任诮笑可也。”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成仁取义”需要以生命作代价，这是任何人都明白的道理。黄淳耀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无论如何都是伟大的。
生命对每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取舍之际，各人的考虑永远是不同的。太平年代的人，永远无法体会乱世人的心情。但我们必须要明白，承平之世写道德文章易，危难之际行杀身成仁难。这是读书人最易忽略的问题。时势既能造英雄，有时也会成为人性的镜子，照出人类的复杂和一些人的尴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