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协主席李瑞成的辛酸事

明代诗人杨慎在《临江仙》中曾经写道：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在笑谈中。

侯庄街的历史上不缺乏叱咤风云的人物。

解放初期，贫下中农协会（简称“贫协”）主席李瑞成就是侯庄街曾经的有名上将之一。

然而，越是风云人物的背后，越有着鲜为人知的令人辛酸的故事。

李瑞成，原名小孬。有一弟双成。

其父亲李文金是一个远近闻名的木匠，依靠自己的手艺谋生，勉强能够维持全家生活。

但是，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极差，他母亲患得了牙痛病。

有道是有病乱投医，方子开了不少，药也吃了许多，但是却没有得到有效治疗，最终疼痛而亡，撒手而去。

而此时的李瑞成只有十几二十郎当岁，还是力气没有长全的年龄。

年少失母，家中不安。

为生活所迫，他只好带着弟弟双成，随着父亲李文金到处飘泊，帮着父亲干些杂活。

为了有个安稳的家，之后经人介绍，他父亲又续弦中常村冯氏。

自古是穷家不攀富亲戚。

这冯氏初进李家门的时候，在侯庄街曾经轰动一时。街坊的男女老少竟相观看，啧啧称奇。

原因只有一个，这李家新娶的媳妇，竟然随身携带来两个大大的包袱。

包袱里虽然是衣物等常用的生活用品，但是，这在当时是很富有的状况。一般的人家嫁个闺女，所陪的嫁妆只是一个小包袱，里面有一身替换衣服、一双鞋子而已。

不过，这冯氏娘家虽富有，她本人养尊处优，却自小娇生惯养，养成了颐指气使的性格。

长得五大三粗、膀大腰圆不说，个性又很要强。

体硕强悍的冯氏，对李瑞成兄弟两个从来没有给过好脸色看。

由于生活需要，李文金以木匠为生。锯、刨、劈、砍、凿，以前的木工每一样都是靠手工和力气来完成。

物质贫乏，粮食紧张，由于经常吃不饱，李瑞成年弱柴瘦，与父亲或弟弟李双成一起拉大锯的时候，经常是累得鼻塌嘴歪、筋疲力尽。

古话说，同行是冤家。同行之间，为了技术保密，保住自己的饭碗，暗中使绊、下套的事常有发生。

不过，既然是同行，难免也会有碰头碰面的时候。大家客客气气地尽说些不着边际的光面话，打个哈哈，就各自走开了。

大约1946年正月的一天，李瑞成与父亲在一家干木活儿。正在拉大锯时，碰巧被小营村的木匠传瓜（修武方言，孬人，整天不干正事、惹事生非的人）、倭瓜（修武方言，晚熟的瓜，指兄弟中最小的男孩）兄弟两个看到。

这传瓜、倭瓜兄弟两个原是武陟县人，后迁移到本县的小营村。

虽然木匠活儿苦点累点，但是他们两个是天生的乐天派，喜欢逗人取乐、跟人开开玩笑，倒也没有啥恶意。

眼看着小他们几岁的李瑞成满头大汗、汗流浃背的，这传瓜就起了挑逗的心。

这传瓜就悄悄走到李瑞成跟前，不紧不慢地对他说，“哎呀，看你小小年纪，哪能受得了这罪呀。”

倭瓜也上前附合，“就是呀。十七十八力不全，二十三四正当年。你后娘咋真儿狠心哩。”

“这样子干活，啥时候你才能娶上个媳妇呀。”

“还不如去当壮丁，一个月还有几块大洋呢。”

李瑞成不知是计，被两个人一唱一合，给搅得就象打翻了五味瓶，在心里翻江倒海，啥滋味都有。

传瓜和倭瓜兄弟两个见时机成熟，就对李瑞成说，国民党军队正在全县派壮丁，各村都有任务。每个月有几个大洋等等。

年轻懵懂的李瑞成被这兄弟两个云里雾里一掺和，心里就动心了。

眼看着家里经济困顿，继母强势，家里家外都由她一人说了算。自己身体孱弱，苦日子没有个边沿，就咬咬牙答应了。

第二天，在传瓜、倭瓜兄弟的介绍下，李瑞成就顶了壮丁，参加了修武县国民党的军队，驻扎五里源村。

不过，没有几天功夫，也就是十天半个月的光景。在修武县北部太行山区的八路军（应为解放军。解放战争时期，老百姓仍沿用以前对中国共产党部队的称呼）部队，在深夜攻打五里源炮楼。驻守炮楼和五里源寨子的国民党军队招架不住，纷纷溃逃。

李瑞成随着溃败的士兵趁着混乱，跳过寨南边的护城河落荒而逃，丢盔弃甲地返回了侯庄街。

因为正是早上大白天的时候，村子里好多人都看到了李瑞成带着浑身污泥的狼狈相。

虽然他回到了村子里，但是，由于铁路以北地区仍是八路军和国民党军队拉锯的地带，双方军事力量狼牙交错。因为是在一个县里，对于出逃的士兵，国民党军队按图索骥，轻而易举地就再次找到了他。

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李瑞成被逼着再次去了国民党军队。

随着修武县北部地区被解放军全面控制，修武县的国民党军队只能龟缩在县城等几个大的据点。李瑞成也随着驻守在县城。

这期间，由于他父亲李文金的去世，他的继母冯氏改嫁本县曹村。

大约1948年后半年，修武县地方武装配合八路军大部队，第三次解放修武县县城。

经过宣传教育，李瑞成随着被抓的壮丁一起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并随着部队辗转进驻到了东北地区。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以后，大约于1952年或者1953年的秋天，李瑞成随部队开赴中朝边境，守卫鸭绿江大桥。期间，他任高射机枪手，主要的任务就是做好对敌防空。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李瑞成复员返乡。

返乡后的李瑞成，把部队锤练的作风带回了家乡。他为人诚实，敢讲真话、实话，出于对他的信任，群众推选他担任了侯庄街的贫民协会主席。

不久，他与王贵英喜结连理，成为夫妻。

王贵英在侯庄街农民协会（简称“农协”），李瑞成在侯庄街贫下中农协会（简称“贫协”），夫妻两人比翼双飞，生活欢实，很快就有了第一个孩子。

五十年代，曾经流行过一种白色的八角帽，无论是城市还是广大乡村，到处都有这种帽子的影子。

侯庄街有几个人都有这种帽子。

此时的李瑞成喜拥娇妻，新添贵子，人逢喜事精神爽，出来进去也喜欢戴这种流行的白帽子。

村子里的人们根据村里每个干部喜欢穿戴的不同特点，分别取个绰号，以作茶余饭后的谈资，给物质匮乏、文化单调的生活增添一些乐趣。

由于李瑞成喜欢戴这种白色八角帽子，就把他叫成了李白帽。甚至有时候，人们一不留神、话一出溜，也会当着李瑞成的面叫他“李白帽”，他也不愠不恼。

此时，他的继母冯氏改嫁到曹村后，因膝下无子，随着年龄的增长，日益孤单。

冯氏就托人让秦玉传捎话，想返回侯庄街李家，为李瑞成看管孩子。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下葛针只能把刺收。

李瑞成认为冯氏对他既无生恩，又无养恩，冯氏既然已经改嫁他姓，他们之间已经不存在母子关系，更何况对她以前的行为仍然心有余悸，就婉言拒绝了。

之后，冯氏在曹村家中因失火而身亡。这是后话不表。

话说侯庄街全村群众响应党的“深挖地，广积粮，不称王”的号召，大干快上，在支部书记秦玉传的领导下，在王桥地块封土建坝，围建了一个“水库”。

当时号称的“水库”，其实就是一个涝时畜水、旱时供水的大蓄水池。“水库”占地面积大约八十亩，对上报称为一百二三十亩。在当时的历史时期，为全村的农业灌溉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作为侯庄街贫下中农协会的主席，对上级自然要实事求是，不能欺瞒党组织，对下要代表群众说话，主持正义，客观、公道、公平，做事一碗水端平。

一向老实诚实的李瑞成接到群众举报，说是村子里隐瞒“黑地”，虚报亩数，要求村支部书记秦玉传给大家说清楚。

没成想，此事成为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的机会。他们上纲上线，想借机整垮秦玉传。

李瑞成在这一事件中，无疑成为别人利用的工具。但是，他自己却浑然不知。

经过工作队实地测量，侯庄街上报数字与实际数量只不过相差五十二亩，而且包括道路、水井、坟头、树木等占地。

事情的结果是，秦玉传这一次没有被整倒，侯庄村依然是全县三面红旗村的榜样。

但是，对于当年发生的这件事情，至今还有两种声音：

第一种说法是，经过工作组核查，侯庄街相差的五十二田地与道路、水井等占地相抵，数字相符，如数填报了田亩数量，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当年完成了公粮和余粮上缴任务。

第二种说法是，因为此事，侯庄街如数填报了实际田亩数，换句话说，就是增加了五十二亩地的数量。紧接着，就是村子里应缴纳的公粮和余粮提高了上缴的标准。这就意味着，侯庄街每年要增加上缴任务上万斤粮食。

与此紧密关联的是，侯庄街的老百姓每年要少吃上万斤粮食。

六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所有的当事人已经驾鹤西游。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对于这两种说法，任何人都没有直接证据，都是道听途说、街谈巷议的佐证。

所以，事情的真相原委，到现在都没人能够说得清楚。

但是，事情远远没有结束。

紧接着，在“大跃进”和“浮夸风”双重影响下，1958年至1960年，全国连续三年发生了自然灾害。再加上中苏关系僵化，举国要尝还苏联债务，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物资匮乏，粮食紧张。

大河没水小河干。

侯庄街的人们也未难幸免于难。

人们没啥吃，就跑到菜地刨白菜疙瘩，捋树叶，真没办法了就把玉米裤（包衣）在水里浸泡过之后煮着吃。许多人患上了严重的夜盲症和浮肿病，甚至发生了饥饿而死亡的状况。

村里的社员因病无法上工。许多人偷偷扒火车到江苏省的徐州等地，背（购买）来红薯片以供全家吃喝。

山雨欲来风满楼。

面对饥荒，人心惶惶，一时间风声四起。

人们说如果李白帽（瑞成）当初不上报，侯庄街的人们就不会出现挨饿的情况。

侯庄街粮食紧张的大帽子，无缘无故直接扣在了李瑞成的头上。

这都哪跟哪的事呀。

好汉难敌四拳，一人捂不住万人口。

苍天不公。

面对质疑和叫骂声，李瑞成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

1964年，随着“小四清”运动的深入开展，逐渐发展升级为1965年的“大四清”运动。

当时，每个村都派驻有工作组开展四清工作，组织干部背对背揭发，组织群众申诉举报。

在这场政治运动中，作为侯庄街贫下中农协会的主席，李瑞成自然要带领并代表群众，要首当其冲地走在“四清”运动的最前列，尽职尽责地认真开展清账、清财、清物等相应的工作。

没成想，在“小四清”运动中，偏偏有人割羊旦不管羊死活，利用机会，抓住小辩子不放，先是以李瑞成的名义检举揭发，再后来煽风点火让李瑞成直接说事。

虚报田亩之事再次提起，一时间成为侯庄街的焦点问题。

秦玉传很清楚，此事上纲上线，如果承认以前漏报，就是路线问题、政治问题和原则问题。如果说明自己是虚报，那就意味着他就是侯庄街人挨饿的罪人。

非红即白，众怒难犯，秦玉传百口难辨。

他已经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煽风点火之后，别有用心的个别人退隐人群，开始隔岸观火。

但是，此时的李瑞成在唱独角戏，事态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李瑞成成为了被架在火堆上烧烤的羔羊，成为众矢之的，已经无法下台，更无法收场。

汹涌波浪，终有静时。

秦玉传以博大的心襟，始终缄默不语，默默忍受人们对自己的不公。

事情的最终后果是，秦玉传没有能够幸免于难，被定为“四不清”干部，最终被免去了支部书记的职务。

而一心扑在工作上的李瑞成，又被移花接木地再次被扣上了攻击秦玉传下台的罪魁祸首。

天灾人祸造成的巨大后果，让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承担。支部书记秦玉传被免职，罪名由贫下中农协会主席李瑞成一个人披枷。

这个双重的责任，和沉重的精神负担，一担就是几十年，

李瑞成心里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人生辛酸，莫过于心中酸痛。

经过战火洗礼和浴血考验的李瑞成，心胸的宽度始终没有大过他与生俱来的正直和老实。

此事的长期困扰，使李瑞成在郁闷的人生最后阶段都没能够得以舒缓。1914年，李瑞成郁郁而终，（约）享年九十岁。

人心自有公道。

历史的谜团，终将有拨云见日的那一天。

2018年7月20—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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