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人以渔”的时光

前不久的一天，朋友们或微信留言、或来电相告，说是要到母校所在的孝感办事，又恰逢周五，约我相聚。我因不喜自驾，已提前订好当天傍晚的城际列车票，便让他们安排晚上相见。

在预定时间内我到达见面地点，朋友们都在“恭候”了。在握手、寒暄、推杯、嬉笑之后，有朋友讲起我首次讲课时的一段话：“由于历史的误会，我们成了师生，但我更希望成为大家的朋友。因为师生是暂时的，而朋友则是永远的！”这段当年曾经拉近我和大家距离的“名言”，虽然现在提及多少带有调侃成分，却让我想起当年那段与大家相遇、相识、相知的美好时光。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改革开放进入第八个年头。为解决经济发展对员工素质不断提高的要求，中央决定大力发展职工教育，以解决人才奇缺的矛盾。如是我和我的同学，因为早几天完成学业，几乎是成建制地被调到新开办的“农行孝感信用合作职工中专学校”任教，成为“授人以渔”的践行者，在历史的拐角处，被一群平均年龄比我大的朋友尊称为“老师”。

不知道是“得罪了队长就得干重活”，还是我真的很优秀，在其他同学尚在进行《教育学》、《教育心理学》补课阶段，我“幸运”地成为同学中第一个走上讲台的人，担任的还是主管部门统考课程的教学。

那是一个追求和尊重知识的年代。面对我这位拼音不懂，普通话不会的“菜鸟”老师，我的“学生”兄、姐们，给予的不是责备，是鼓励，是不管普通话讲得好坏，先用普通话讲课，然后再纠正发音的要求。经过三到四周的“试运行”，大家接受了我乡音浓郁的“普通话”教学。

为回报他们的厚爱，针对自身短板，我利用课余时间，去征求诸如教学方式、方法中存在的其他问题，不仅没有人嘲讽，反而赢得多数人的尊重。尤其是依据成人学习经常分心的特点，选择调节课堂氛围的语言环境，让大家的注意力，始终停留在课堂的方法形成后，我们超越了师生情，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

也许是我虚心接受批评、广交朋友的态度感动了大家、感动了天地，也许是自己学生时期就有帮同学拟定复习要点的成功经历，在全省农行组织的统考中，我任课的班级，在全省12个班中，平均成绩名列第二，菜鸟变凤凰。

在随后的数年，我的教学内容，不断演变，由专业基础课到专业课，由会计到经营管理，由中专班到职高班、青海班，行长班，短期培训班，大有“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势头。期间还受到“重用”，担任过一年的班主任。但无论担任的课程怎么变化，只论是上级行统考，还是教委抽考，我的“学生”们从没让我丢脸。

在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我同大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尤其是86级二班和87级三班，前者自入校我就走上讲台，每个学期都更换着课程，是全校唯一连续任教四学期的“奇葩”。正是他们的包容与支持，让我有了在讲台上坚持、改进和提高的勇气，渡过早期不懂教学的尴尬；有了改正自己错误的机会，在省行和教委组织的统考、抽考中为学校、为我、也为他们自己争得了荣誉。后者则是职责所在，要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困难，协调与其他任课老师的关系，并组织大家开展各种有益的活动，如踏青、登山、晚会，比赛等，同大家同甘共苦，分享快乐！

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我还利用假期深入业务一线，寻找银行和企业日常经营活动中的成功或失败的案例，在进行应用研究的同时，为案例教学创造条件。

有一天，在阅览室翻阅专业杂志时，突然看到了自己的名字，那种兴奋与激动该列入人生第四大开心之事。从此便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先后在央行大报、总行级刊物上发表论文，获《金融时报》征文三等奖，刊登在《中国农村信用合作》杂志上的文章，被分行领导戏称为“解决了行业重大课题”。

随后，我受邀成为总行组织的教材编撰试组成员，尽管被人“举报”没有中级职称，被取消了撰稿资格，在最终出版的教材中没有我的名字，但我的写作能力却获得了大家的认可，武汉高校的老师、省行金融研究所的专家，相继邀请我参加教材、教参和专业书籍的撰稿。省行组织编撰《农村信用社基础知识》培训教材，我被指定为终审二人组成员。

文章的不断公开发表，参与撰写的教材、教参的相继出版，我被学校成立的信用合作学会选为秘书长。“学生”们也不安分了，上门找我求教写作方法的有之，直接要求帮助修改文章的有之，还“逼”我举办写作讲座。让我倍觉欣慰的是，在我开办论文写作讲座时，参加的人数达到一百多人，接近在校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首届学员有一人的毕业作业，被其他老师联名发表在省行办的报纸上，他找我大吐苦水，说他事先不知晓联名的事，即使联名也是署我的名，因为是我指出了他文中的不足，是他真正的指导老师。我反而劝他不必太在意过程，在你自己并没有想到要投稿的时候，有人帮你投了，并取得了成功，我们都应该感到高兴！在我的劝阻下，他放弃追究他人的“剽窃”之嫌，安心地回到工作岗位。

从教三年后（1989年），我的职教生涯达到第一个高峰。成家立业，喜添爱女，又被破格授予中级职称，成为全省最年青的讲师，工资一下子上涨了近50%，那可是比双喜还要多一喜的喜事。

这一年，我参编的《农村信用社信贷管理》由出版社正式出版；也是在这一年，我的班主任任期结束，送走了第二批毕业的朋友，我将教学之余的时间全部用在了写作上。这一年，我用稿费买回了“三机一箱”中的电冰箱，生活的品质也相应提升。

这一年，有一次调至人民银行专门从事金融研究的机会。由于学校领导权的争夺，我的调动成为教师队伍不稳定的因素，被捅到省分行，分行主管领导在了解相关情况，召见我面谈后决定挽留。为避免自己成为“动荡”的主导，不给领导增加麻烦，当然也有自己的未来，我留下了。

在打字员还是重要工作岗位，电脑又是稀罕物品的当时，是朋友们帮我抄写了上百万字的初稿，让我的“桃符”变成“书法”艺术，再变成铅字。自己则是除了教学，就是写文、审稿、联系出版社、校对、跑印刷厂。心中全是憧憬，生活充满了阳光，岁月燃烧着激情。

女儿的降临，给我的生活增加了新的活力。在繁忙的写作与教学之余，我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奶爸的责任，一边在书海中遨游，一边协助妻子哺育女儿。伴随着女儿一天天的长大，叫我老师的人数也不断增加，结识的朋友由本省向全国延伸；文字变成铅印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出版的教材、教参连年增长，参与的身份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由撰稿人演变成副主编、主编或总纂。

为提高管理者的业务素质，省行决定在学校举办信用合作科、股长培训班，授课者主要由分行合作处有关人员担任，我成为分行之外、也是学校唯一的授课者。在培训结束的教学效果反馈中，被学员们评为优秀的也只有我一人。当省行培训活动的具体组织者将这个信息通知我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是专业从事教学工作的，理应比兼职的做得好，否则就对不起我的职业。

随后，省行准备举办行长培训班，我又被指定为《银行经营管理》课程的主讲老师。虽然按要求我做好了教学准备，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培训时间推迟，我又充当救火队员，成为职高班《会计原理》任课老师，从新按照职高教学要求及学员的特点备课、讲课。期间我参加撰稿的第一本工具书《企业融资大全》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

日立之年（1991年），我的职教生涯达到第二个高峰。除了完成正常的教学任务和学会的各项工作外，我作为副主编、主编和总纂的书籍相继送交出版社出版，在报刊上发表的论文，还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收入《索引》中。

第二年，因前述影响调动原因的消失，我悄无声息地调至工商银行工作，二次跳“农门”，结束了将近六年的职教生涯，由金融教学者成为金融实战者。

短暂的老师工作让我结交了大批青年才俊，回到工作岗位后，他们中的一批人还走上了领导岗位，成为农村商业银行的领导者，为我们共同的青春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岁月。

我为我们共同的青春岁月点赞，也为我们永远的友谊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