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印象记(七)
冯时行与状元碑
在重庆北碚,有个地铁站名状元碑,当时只是觉得这里肯定出过状元,还有块碑石之类的文物。再不会想到其它的。
后来,我们去万达广场,路过冯时行路,我看到冯时行的路牌时,就想冯时行是个什么人物,至少在历史上不出名。但作为冯氏家族中的人物,我于是百度一查,原来他就是北宋状元,而状元碑正是因他而存在。
他的故事因而引起了我的注意,作为冯氏家族唯一的状元,我必须了解。
冯时行(1100年——1163年),字当可,号绪云,壁山(今属重庆)人。中国南宋诗人。
冯时行年少时在巴县缙云山寺读书,24岁得中北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年)恩科状元,身为状元的冯时行,在奸臣当道(先有蔡京、高俅、童贯、王甫,后有秦桧)地时代,仅被委以云安县尉,冯时行任劳任怨专心履职。南宋建炎元年至三年(1127——1129)平调任奉节县尉,1134年调任江原县丞,任职期间,他才华显露,深受川陕抚谕杨愿器重,很快升任左奉礼郎,后任丹梭县知县。1137年奉召入京任左朝奉议郎(皇帝身边咨询官)。
冯时行参加工作以来经历了宋朝南北朝代更替,从北宋的官员变为了南宋官员。被召入京城时金兵已占领汴梁十年。冯时行经历了北宋灭亡的1127年“靖康之难”,这是他最难忘记的民族耻辱(注:北宋被金人灭亡后,皇帝宋徽宗和他儿子宋钦宗以及其妻儿老小三千多人被掳,还有车八百余辆,宝物无数。这些人到了金国,受尽了侮辱,男的大多被折磨致死或杀害,宋徽宗忧郁而亡,女的则被卖入妓院或者被迫为妾,史称“靖康之辱”)
南宋由宋徽宗的第九子,宋软宗的弟弟宋高宗赵构建立。当年金人占领北宋,赵构正被派出在河北任兵马大元帅,他是皇室唯一幸存者。南宋建立后,金人并没有停止吞并宋朝的脚步,具有坚强民族精神和爱国思想的冯时行不愿看到国土沦丧,百姓受欺凌的历史重演,竭力主张抗金。他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晋见宋高宗,呈上《请分兵以镇荆襄疏》,即重兵镇荆,结果被主张和议的“主和派”赵高宗斥之为:“杯羹之语,朕不忍闻”。当然,虽说高宗皇帝不喜欢冯时行的主张,却也举棋不定,因此他的建议仍使岳飞得以专心致力于江汉一带的治理和抗击金人,成就了岳飞的英雄史实。
1139年,三十九岁的冯时行出任万州知府,虽然在朝廷做了两年的咨询官,目睹了朝廷各色人物的嘴脸,但他为官清廉、正直善良的本性未变,他在万州镇邪锄恶,为民除害,惠农劝学,同时为地方积蓄了一笔财富。1141年,转运判官李炯,企图以提取万州大量积钱,向朝廷献媚固宠,率500飞虎军强行提取,冯时行坚决反对,被提刑何麒弹劾,罢官削职。
罢官后的冯时行在绍兴十四年底由万州回到乐碛,气愤之下,将“乐碛”改为“落碛”(今洛碛得名缘由)。随后,到缙云山置田地,建学堂,过了十七年的百姓生活,史称“坐废”十七年。远离官场,回到了生养之地,冯时行用自己为官多年的积蓄在缙云山老院子(黄焰沟、戴家院)附近和缙云山下的梁滩河畔购置了一些田地(注:后明朝万历年间,观吏部政胥从化为冯时行事迹所感,专门来到缙云山麓状元故里,立碑刻“状元乡”三个大字,因此这地名就取名“状元碑”),在学堂堡开办学堂,接收农家子弟入学,生活充实而有意义。在缙云山这段时间,冯时行创作了大量诗词歌赋,如《缙云山文集》四十三卷,另外对周易也有研究,著《易论》两卷。今尚存《缙云山文集》四卷,被列入《钦定四库全书》,其中有一首写缙云寺的七律《缙云寺》流传至今:借问禅林景若何,半天楼殿冠嵯峨。莫言暑气此中少,自是清风高处多。岌岌九峰晴有雾,弥弥一水远无波。我来游览便归去,不必吟成证道歌。冯时行罢官回乡在缙云山这十七年,其实并非“座废”,身在缙云山,忧国爱民,教书育人,著书立说,考虑的仍然是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人民的幸福和安康,更加坚定了他的民族主义精神。
1157年,南宋奸臣、宰相秦桧死后,冯时行复出先后任蓬州知府(今四川蓬安县)、黎州知府(今四川汉源);1161年,金人背盟(世界格局发生了变化,当时的蒙古人强大了起来,并且联合南宋攻击金人),宋高宗向金人称臣而消停了十多年的宋金战争又全面暴发,冯时行被高宗再次召见,上《请易田师中用张浚、刘绮疏》,说:“自古未有人主退而能使天下进,人主怯而能使天下勇,今之形势,愿陛下舍一己之好恶,勉用张浚、刘绮、李显忠等将领抗金。”并提出“宜省官吏,减州郡冗卒”(注:冯时行深知从北宋到南宋的一些行政体制弊病,而且他又是一个敢于直言的人。纵观宋朝的灭亡与“州郡冗卒”有很大的关系,那时无论南宋、北宋,机构臃肿,官员众多是一种通病,不仅仅是“州郡冗卒”,其实朝廷更严重,文官、武官、宦官一大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是朝廷怕地方权力过大,采取“分化事权”,设立了很多监督机构、直辖机构和牵制机构防止文官、武官专权,结果形成“冗官、冗卒、冗费”局面,比如,统治者采用募兵、养兵的办法缓和农民的反扰,如“招安”梁山起义队伍,结果造成兵员剧增,再说这些军队素质低下,而且,军队的牵制机构还造成将军没有直接调兵的权力,招兵、练兵、用兵要通过枢密院和监军,造成“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指挥脱节,临阵多以败仗告终。因此他一方面主张抗金,提出有益人选,另一方面也提出“宜省官吏,减州郡冗卒”建议)。正是冯时矢志不渝坚持抗金主张,提出合理建议,使得宋高宗下定决心同蒙古人合作,终灭金国(当然南宋之后也被蒙古人灭掉)。随后被提升为右朝请大夫,提点成都府刑狱,管理边防事务。
1163年,冯时行逝世于雅州(今雅安)任上,时年63岁。死后被追为“古城侯”。冯时行出生在缙云山,从小饱读史书,深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熏陶,同时身处动荡之世,亲历民族存亡之痛,骨子里充满了忧国爱民的情怀。从维护民族团结和领地完整出发,他一生坚持提出正确的甚至与当权者相左的抗敌主张,这需要极大勇气和极强烈的爱国精神;在奸臣当道,人人寻求自保的政治生态环境下,他不顾个人的前途命运,刀刃向内,触及当权者利益,没有大公无私的思想品德,极难办到。同时他为官清廉,踪其一生,始终为民办实事、办好事,深受百姓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