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这本小册子，引发两党关于“中国之命运”的意识形态大论战
【读毛年谱（288）】1943年，毛泽东50岁。
1943年3月10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该书强调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把十年内战的责任推在共产党身上，诬蔑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新式割据”，暗示两年内一定要解决共产党。
国民党大肆推行《中国之命运》
国民党对这部理论读物进行大力推广。用最好纸张印刷，30天就发行了15万余册，价格也极便宜，甚至免费分发，让普通百姓都买得起，完全是赔本。有些青年读后感称：
“奉诵之余，深觉包罗广博，实为中国目前唯一之巨著。其对于我全国青年努力之途径，尤竭诚指示，言重心长，令人感奋无已！”“这是我民族领袖蒋委员长的名言说论，指示今后建国的重点”，“对于目前中国问题确定最高指导原则”。
当局还要求中小学生和国民“人手一册随时研读”，并要像康熙时的《圣谕广训》和德国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样的“诵读运动”。
这自然引起毛泽东的注意。4月22日，毛泽东复何凯丰4月21日来信，指出：
《中国之命运》我已要陈伯达写一意见（数千字，征引原文），送政治局各人看，看后再考虑办法。
6月16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形势问题的发言。他说：
现在苏联的力量增加，有可能在今年冬季把德军打出去。关于国共关系，两年来我党采取“和国”方针，不刺激国民党，也没有在报纸上反对国民党。去年我们估计国民党在五月会有一次反共高潮，但没有来，只搞了两次反共宣传。
最近周恩来、林彪见蒋介石时，蒋说要照他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所说的办，要共产党交出军权、政权。王明认为国民党是民族联盟、民主主义与民粹派的这种估计，是不正确的。现在国民党不是大革命时代的国民党。他们所说的“民权主义”实际上是法西斯主义，没有民主；民生主义是闹得民不聊生，到处发生民变。
在会议讨论“七七”宣言的起草问题时，毛泽东又说：
我看日本的崩溃是必然的，国民党自蒋介石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后好转的可能很少。对国民党不采用决裂态度。国民党内部弱了，没有力量向我们大举进攻。边区现在进行生产建设、精兵简政、拥政爱民，做得很好。我们还需要时间，进行整风一年，读马列主义一年，读中国问题一年。我们的对敌政策是反“扫荡”、反“蚕食”。
在《中国之命运》出版之初的头几个月，共产党并没有马上组织反击。
共产党对《中国之命运》的反击
但是，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国民党借此机会宣扬“此后中共已失国际性之存在”，要求“解散共党组织，放弃边区割据”。6月份，国民党又密谋发动闪击延安行动，被党中央识破并成功击退。
1943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发动对国民党宣传反击，发出《中央书记处关于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的通知》。
7月18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再接再厉，消灭内战危险》的社论，社论中不点名地批评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社论说：
今年三月，大后方出版了一本中国法西斯主义的“经典”。
这本“经典”的中心思想，一句话说完，就是要在两年内解决中国共产党，以便实行法西斯主义。
7月19日，关于陈伯达写的《评〈中国之命运〉》一文，致信秦邦宪、陆定一：
陈伯达文章看过改过，送上请阅，请在今日或明日发表，以约5000 字登在社论地位，其余接登第四版，一天登完。以两天或三天广播之，并请广播两次。另印一小册子，亦请在日内印出，印 15000份。
以此作一次大宣传。印时请定一亲校一次，使无错字。
7月21日，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电，指出：
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一文，本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并广播两次。各地收到后，除在当地报纸上发表外，应即印成小册子。一切干部均须细读，加以讨论。一切学校定为必修之教本。一切地方应注意散发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应乘此机会作一次对党内党外的广大宣传，切勿放过此种机会。
同日，致电董必武，指出：
此次反共高潮之近因，一由于国际解散，二由于相信日将攻苏，故蒋企图以宣传攻势动摇我党，以军事压迫逼我就范。乃事机不密，为我党揭穿，通电 全国，迎头痛击，于是不能不竭力否认（如胡、徐）等复电），尽量敷衍（如对周、林），并稍示缓和（边境已有两个师后撤）。但实际上目前军事准备决不会放松，政治压迫亦必会加紧（如七七封锁新华，目前检查渝办）。
我为彻底揭穿其阴谋并回答其自皖变以来的宣传攻势计，除已发之通电及解放社论外，并于本日公布陈伯达驳斥蒋著《中国之命运》一书，以便在中国人民面前从思想上理论上揭露蒋之封建的买办的中国法西斯体系，并巩固我党自己和影响美、英各国，各小党派，各地方乃至文化界各方面。
电报要求中共中央南方局将《评〈中国之命运〉》一文，印译为中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散发，并搜集各方面对此文的反应。
一场漂亮的舆论战
随着批判的展开，《解放日报》《新华报》和《群众》周刊等相继发表批判与评论文章。批判者不仅包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领袖人物，而且陈伯达、艾思奇、范文澜、胡乔木、于光远、胡绳、吕振羽等代表的延安新兴知识分子群体也迅速参与其中，成为批判主力。批判的时间主要集中在7月21日至10月5日的两个多月当中。
标志论战达到高潮的是1943年8月25日《解放日报》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社论的发表。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突出主题就是强调中国命运与共产党的关联性，且明确指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正是对《中国之命运》中强调中国命运与国民党的正面回应。文章指出，国民党反动派大骂共产党为“奸党”“奸军”，但事实是：
“国民党以300余万大军，十六万万美元之外援，加上全国之财富，仅仅对付日本十五个师团，还是依靠了共产党的助力，依靠了共产党抗击九十一万敌伪军，否则除抗战初期抵了几下之外，恐怕连一个师团也打不了，早己逃之夭夭，变成流亡政府，或者早已降敌，变成了第二个汪精卫。不信，请看事实：
国民党在共产党抗击,91万敌伪军这种绝对有利的条件下，它的高级军官仅仅在两年内，投敌叛国者，竟有58人之多！国民党中央委员投敌叛国者，自副总裁以下竟有20余人之多！全国伪军62万，绝大多数是由国民党军队变成的；汉奸吴开先堂哉皇哉坐飞机而来，日谍陶希圣居然校阅蒋著《中国之命运》”的基础之上，得出结论“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共产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如果共产党革命失败了，那亦就是整个中国国家的失败”一句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到这里，共产党对《中国之命运》一书的批判，已经上升到公开向全国人民表明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命运的决心。
对《中国之命运》进行大规模的批判，在1943年10月2日暂告一段落。因为此时蒋介石主动派时任国民党中宣部秘书长的王世杰，去找共产党驻重庆代表董必武商谈缓和双方冲突的办法。
这场论战，不仅是抗日战争时期，乃至整个国共关系史上，都是规模最大的一场思想论战。通过这场论战，作为批判者一方，共产党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效果。
直接效果是使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夭折，间接效果是在大后方导致整个国民党意识形态建设馈不成军，文化“围剿”反“被剿”，全面彻底的溃败。长远来看，意味着国民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开始丧失，很多知识分子都开始与国民党离心离德。
一个意外收获：一首经典歌曲的诞生
1943年8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长篇社论。这篇社论的结尾处写道：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
时年19岁的曹火星读到这篇社论，深受触动。经过多日揣摩，他创作出这首经典歌曲。不久，这首热情饱满、催人奋进的歌曲迅速唱遍抗日根据地、传遍大江南北。
这首歌最初的名字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1950年的一天，毛泽东同志听到女儿在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便纠正道：“没有共产党的时候，中国早就有了，应当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于是，有关方面在歌名和歌词里相应地加了“新”字，使歌曲最终定型。
参考文献：
刘会军：《〈中国之命运〉论析》
李杨：《陶希圣与〈中国之命运〉的历史与解读》
李杨：《蒋介石与〈中国之命运〉》
邓野：《蒋介石关于“中国之命运”的命题与国共的两个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