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是社会稳定的基石

摘要：信任就像一张窗户纸，一捅就破，而要重新糊起来则很难，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训练过程。

文/芗柏

一

近日，媒体报道江西吉安市77岁老人刘振仕乘坐三轮车出行和相向驶来的一辆小车相撞。手掌被擦伤，当小车司机肖杨杰手足无措时，老人安慰说“不讹你们的冤枉钱。”肖杨杰感动地说，“这老人家真是太好了！太好了！这世上还是好人多！”

当今社会，碰瓷事件频频见诸报端，尤其是扶摔倒的老人十有八九会被碰瓷几乎成了人们广泛接受的“共识”，以致人人谈“碰瓷”色变。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有一个人突然大发慈悲表示不碰瓷，人们反倒觉得很惊讶，而且成为罕闻事件被媒体报道。这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

其实，类似的现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早已经见怪不怪了。“拾金不昧”是我们从小就被教育的优良品德，“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给警察叔叔说声再见……”多么耳熟能详的儿歌。“拾金不昧”这四个字深深刻印在我们的脑海里，但我们的脑袋却经常发生“短路”而直接跳过这四个字，路边捡到钱不是自个儿塞进口袋乐得屁颠屁颠，就是交给警察蜀黍后，警察蜀黍感动得含泪把钱给分了。当然不是说现在没有拾金不昧的人，只是拾金不昧的人已经很少了，以至于偶然发生的“拾金不昧”成了难得的好人好事，当事人也被视为品质优良的“道德楷模”。

“不碰瓷”、“拾金不昧”本是一个正常社会里人们之间互相信任的常态化现象。但是当人们之间失去了信任，不信任反而成为常态并被人们普遍接受时，那么信任就必然成为稀缺之物，被社会大力倡导弘扬。

二

中国历来强调以“诚信”为本，但经过30多年的经济发展方式西化、政治改革停滞不前、文化发展抱残守缺，让我们逐渐丢失了“诚信”这个精神财富。如今整个中国正在遭受空前的“诚信”问题的困扰。

2016年中国社会信任度调查数据显示，公众对亲人的信任度接近100%，有86.5%的公众愿意信任朋友，邻居获得80.1%的公众信任，陌生人信任度仅5.6%。对陌生人的信任是人际信任整体水平的重要体现。但是公众对陌生人的信任度远远低于其他类型的人际信任，出现巨大的人际断裂。

每个社会人都需要“诚信”来维持正常生活，依靠诚信，构建起一个比较安全的生活环境。但我们目前的诚信只局限于熟人圈子，对陌生人却满怀戒备心。我们的孩子常被教导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因为拐骗孩子的悲剧发生得太多了；面对摔倒的老人，大部分人都不敢扶，因为随时有可能被讹诈；我们在选购食品时，总是担心会不会有毒，因为劣质、有毒食品充斥着整个市场……你吃我生产的有毒食品，我用你制造的劣质产品，人们陷入了互相不信任、互相伤害的恶性循环。“不要跟陌生人说话”、“不要接听陌生的电话”、“不要吃餐馆里的菜”“不要随便扶摔倒的老人”……这些观念折射出，与陌生人建立信任关系何其难也。

提到诚信，人们一般会想到品格、道德等精神层面的东西，其实它对现实的影响超乎想象。低社会信任度很容易造成社会的内耗，增加社会转型的风险与成本。当前，中国正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人们的居住与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农业社会中，村落、家族、邻里这些纽带构成了一种熟人间的信任关系。而工业化与城市化造成了时空的分离，陌生人的世界取代了熟人世界，信任关系越来越淡化。改革开放与全球化的影响，使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分化越来越严重，持不同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人之间互相不信任，甚至互相仇视。官场腐败造成官民对立，官商勾结、制假售假使人民对商人失去了信任，警察殴打手无寸铁的群众使人民不再视警察为神圣的保护者……

人们如同一个个互相排斥的孤立原子，又如同沙漠中的沙粒，虽然聚在一起，却毫无凝聚力，这样势必加重整个社会的内耗。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说，“没有人们相互间享有的普遍的信任，社会本身将瓦解……”。所以，重新建构诚信体系是中国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三

传统社会的诚信体系依赖于血缘关系、约定俗成等。而现代社会中，社会的复杂性已经使以血缘为基础的诚信机制难以应付，基于法律基础上的规则，成为诚信的主要形式。

为什么阿里巴巴能够在广泛不信任的社会发展得如此壮大？因为它建立了保证机制确保网络销售和网上金融服务的正常运行。简单说，那就是让素未谋面的交易双方通过制度设计克服了彼此的不信任，这在没有支付宝之前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阿里巴巴平台上也假货横行，坑害了无数消费者，但是让阿里巴巴一家来背这个黑锅显然不公平。阿里巴巴只是提供了一个网络销售的平台，而制售假货的却是千千万万的商家和无良商人，有些管理部门甚至为制假售假开绿灯、充当保护伞，他们难以受到法律的严惩更是助推了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这就难怪群众早已经对有关部门和无良商人丧失了信任并对其恨之入骨。

在这样普遍不信任的情况下，只有进行一系列制度设计，建立起人人尊重法律、敬畏法律、遵守规则的诚信机制，才能化解诚信危机。但是制度设计并不是简单地制定各种规章制度控制人们的行为，而制定者本身却无视规则，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做法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是绝对产生不了信任的。因为信任意味着双方是平等的，通过协商的方式建立起合作关系，并互相尊重双方共同制定的规则。法国人托克维尔到美国考察时发现，美国是一个喜欢结社的民族，美国的个人主义与结社热情夯实了民主制度的信任基础，公民个体通过结社、出版、宗教活动进入一个自发的信任体系之中。

相比之下，戈尔巴乔夫当年面对的是缺少信任的“沉默的民众”，他试图让民众开口说话，表达意见，但是，言论的表达需要训练，真正的公共舆论是基于言论自由基础上的公民常识。当民众对社会失去信心，便会产生塔西陀效应：“当失去公信力时，不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说假话，做坏事。”

如今的中国也同样面临着缺少信任的“沉默的大多数”，他们自由表达的机会太少了、风险太大了，只有沉默才能苟且安生。就算尚有言论控制机器遗漏的空间，也是理性表达的少，声嘶力竭的多。因为没有经过言论自由的充分训练，便没有客观公正的理性表达与诉求，自上而下莫不如此。你看我们的领导因为长期念稿而丧失了辩论的能力，群众因为自由表达的权利长期被压制，而丧失了理性表达的能力。在这个信任匮乏的社会中，大多数人都选择活在当下，因为未来是不确定的，粗暴取代了理智，斗争取代了妥协，狭隘取代了宽容。

鉴于此，我们需要重新塑造公民对政府、他人和“法治”的信任。但是信任就像一张窗户纸，一捅就破，而要重新糊起来则很难，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训练过程。专门研究信任的学者郑也夫认为，信任的恢复，最小的时间单位是“代”，乐观估计，一两代人之后或许能有所改观。这或许会让不少人灰心丧气，继续沦落到不信任的泥潭中打滚。但任何事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尤其是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社会管理者和所有公民共同努力，一步一步改变。胡适说：“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同样，重塑信任也只能一点一滴的进化，但前提是社会管理者必须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必须以“法治”取代“人治”。如此，信任才有希望回归人们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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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