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林悟道《韩非子-观行》第三章 律己

红林悟道《韩非子-观行》第三章 律己

红林悟道《韩非子-观行》上一章韩非子给我们讲了大到宇宙的运行规律小到社会的运行规则如同镜子的镜相功能一样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能因镜子照见了瑕疵就说镜子有罪，更不能说律法审定了罪行就说律法是恶的。我们要承认律法的社会地位，并遵循之。镜子能让人正衣寇，律法能让人明道路。出世的学说只研究为什么，入世的学说却研究能做什么。老子研究接天的“道”，宇宙的运行规律，自然的法则，而孔子研究接地的“德”，社会如何才能更好的发展，在大乱中恢复秩序，这才有了“礼”，规范社会行为的礼教与规则（社会制度）。

韩非子讲完“道”国家律法与社会规则的客观价值后紧接着举了两个例来说明自己的观点。第一个是“西门豹之性急，故佩韦以缓已。”意思是西门豹性情急躁，所以佩带柔韧的皮带来提醒自己从容。西门豹，战国时期魏国人。魏文侯时任邺令，是著名的政治家、水利家，历史治水名人，曾立下赫赫功勋。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都是自律者，人有情感，有认知能力，总会借住某种东西来提醒自己，达到自律的目的，有的人是一幅字，有的人一件物品，西门豹用的是柔韧的皮带，一是随身，二是以柔克刚，提醒自己不能过于刚烈性急，要像皮带一样柔韧，以解决问题为核心，而不以展显性格为目的。

中国的文化都是警醒与训诫，与其说这是智慧的体现，不如说这是吃堑长智的结果。中国人喜欢各种“右左铭”用此来提醒和警戒自己。我们的文化中除了歌颂祖国河山与民族英雄外，就是对自己所犯错误的忏悔与总结，并将这种总结提升到文化的高度，成文成典，传世后代，警世于人。

韩非子举的第二例子“董安于之心缓，故弦统以自急。”意思是董安于性情迟缓，所以佩带绷紧的弓弦来鞭策自己敏捷。董安于，字阏于，平阳翼城人。春秋时期晋国正卿赵鞅心腹家臣，古代晋阳城的始创者。出色的建筑家，超群的战略家和政治家。又是一位大家，自律者，自律者首要是守规则守规矩，对于政治家来说最大的资本就是干净，没有什么把柄可被政敌所握，而自律是达到干净早为有效的办法。董安于正好与西门豹相反，西门豹是性情急躁，他是性情迟缓，所以他就佩带绷紧的弓弦来鞭策自己，要使自己的思想和神经变的敏捷起来。

世间的事物总也逃不过阴阳，我们的最高理想与追求就是达到阴阳平衡，但这是何其之难，五千年间能做到平衡的人凤毛麟角。达不到，并不代表不去做，阴阳平衡，这是我们文化的精髓。所以韩非子说“故以有余补不足，以长绩短，之谓明主。”意思是所以用多余补充不足；用长的接续短的就叫做英明的君主。这是圣贤告诉我们达到阴阳平衡的方法：余补不足，以长绩短。这也是人类社会能长久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我们没有创造自然的能力，但我们有利用工具的能力，通过这种能力我们就能将不利的环境改造成有利的环境，比如耕地的开垦，水利工程的建设等。但，现代科技所生产的工业产品要另当别论，一切以牺牲自然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工具制造其实都是归零行为。

中华文明是基于自然主义与农耕文化，在现代工业文明时期，这种“余补不足，以长绩短”的思想，更多体现在社会治理上，比如历次灾难中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团结互助精神，就是一方之余补一方之不足，一方之长绩一方之短。只有中国式或是传统东方式的治国之法才能实现这种治理思想，全国一盘棋，才能统一管理统一调配。面对国难，只有集体主义才能解决问题，而西方的个人主义只会让灾难难上加难。

【西门豹之性急，故佩韦以缓已；董安于之心缓，故弦统以自急。故以有余补不足，以长绩短，之谓明主。】

国家治理需要“余补不足，以长绩短”的思想，公司、个人的发展一样需要这样的智慧。取长补短，看似简单，但首先要明白在什么环境下什么是长什么是短，怎样发挥长处遏制短处，这是聪明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