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

本文节选自宋老头的回忆录。作者安徽来安县人，一九五三年参加工作、九七年退休。

一九三六年农历六月十八日，我出生在来安县广大圩小楼庄一个多子女的家庭，有四个哥哥、两个姐姐，我排行老八（有一个哥哥早年去世了）。第二年冬天，我刚会呀呀学话，日本鬼子占领南京，大肆屠杀百姓，几十万人丧生，并开始向江北推进。我们家屋后就是相官集到乌衣街的大路，鬼子很容易就来到这里。老百姓除留个把人在家里看门，老老小小全部逃难去了。妈妈背着我逃到小卜亲戚家（这里交通不便）。三舅奶奶对妈妈说：“老娘子呀，你这么多儿女，还背着个累赘，还不如把他扔掉算了"。妈妈没有舍得。

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老百姓生活相当艰苦，整日整夜提心吊胆，既怕鬼子，又防土匪强盗。逃难回后，晚上常把我们小孩送到圩里田头挖的地洞里过夜，大人躲在门前草堆里看门。

由于生活苦，卫生条件差，当我能记事的时候，全身都是疥疮。热天好些，冷天特别难受，衣服穿在身上，疥疮淌黄水沾在衣服上，脱不下来。晚脱早穿，都咬牙忍受疼痛。

我们的父亲没有读过一天书，知道没有文化的痛苦，很关心下一代读书识字，四个哥哥都读过私塾，能看书、看报、写信、记账。一九四四年春节后，我虚九岁，日本鬼子下乡骚扰的时候少了，社会比较稳定，父亲扛着凳子，送我到和尚庄吕守凯（吕祖珩伯父）家念书， 教室设在炕坊里，共有十几个学生、其中有吕家自己姐弟四人。 老师是西吴营那边人，姓李、是邻村大楼庄朱世秀家的亲戚，他在朱家吃饭、住宿。当时我还没有学名，第一天中午放学回家吃饭，我同他一路，在路上， 他说： “看你很和善的样子， 你就叫宋相和吧"！ 我的名字就是这样定下来的。

下学期，学校的规模大些了，还挂了孙中山像、学“总理遗嘱"，但时间不长就停办了。我转到和尚庄的学堂，在姜家稻场（打谷场）边上放农具的房子里上课， 老师是姜家老四，叫姜福祺，他很严厉，我有次犯点什么错，还被他打过板子。大约上一个学期，学堂又不办了，我又转到河对面的大半庄，在金荣华家去上学。 每天来去四次， 从我们家后面的沈家渡过河，每次都要叫人来撑船摆渡。天晴还好，阴雨天上下船坡陡路滑，穿双草编的麻窝子，实在难爬。金家隔壁有个老太（张如碧祖母）是我表大妈，她待我很好，下雨天给我换干鞋子穿，有时还留我吃中饭。过一段时间，学校扩大了，搬到河咀子村二姐家门口，起名叫“华澄小学"。学生多了，分成两个班，还增加两个老师，一个叫李长龙，是金荣华的内弟，另一个是从外地请来的。

一九四六年秋天发大水，广大圩在和尚庄和花庙子之间圩堤破了一个大缺口，全圩的房屋和庄稼全部淹掉了，人都住在露天圩堤上，耕牛无处放牧，大人把我和两条耕牛送到相官唐楼我大姐家，由我放养（当年我刚刚十周岁）。两个月后，洪水落了，青草长出来了，我和两条耕牛一起回到小楼庄，继续由我放牧，一学期的书也没有念成了。

第二年，在华澄小学勉强读了一年，学校又散伙了。这时，来河两岸不少学生赶到滁县西葛附近的薛家词堂去上学，那个学校规模不小，一到六年级都有，校长姓唐，与程连武（二姐的大儿子）的姑父唐石甫是家门弟兄，在国民党滁县党部里有官职。春节后，父亲牵着毛驴送我去上学，插班“五下”年级，下学期读“六上”。我学习成绩很好，每次考试排名在前面。快到放寒假的时候，学校正忙着盖新校舍，准备第二年办初中班。这时正赶上解放军大军南下，三界（嘉山县）那边的大炮声都能听到。一天傍晚，唐校长带着警卫，背着手枪到学校，安排停课，他和部分教师准备逃亡，第二天学生倦起行李回家了。

四九年春天，解放军正准备渡江，一个通讯班住在我们家， “黄河"、“长江”电话代号叫声不断。几个哥哥怕抓壮丁“填江"，夜里偷着跑往浦口南京去了。我留在家里继续放起老牛。等到形势稳定下来，几个哥哥回来了，我和四哥一道去薛家祠堂找我带去的课桌，祠堂里什么也看不到了。这一年我一直在家里劳动，丢了牛绳就在自家开的油坊里烧锅打杂。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穿起冷冰冰的脏衣服进油坊烧锅，早饭后，牛下犁了，再去放牛。

一九五0年，吕祖珩要去五家圩朱老师家补习，我也随他一道去，两人住在祖珩大嫂的娘家，早饭后走一段路到朱老师家去听课。学习的内容是抄写《古文观止》，听老师讲解古文，一学期缴一石小麦学费。虽然只学了半年时间的功课，但对我来说，还是学到了不少语文知识。我的全部学业到此终止，在档案上填写学历“相当于初中"，就是这样“赖"上去的。

从五家圩回来后，我们的大家庭分家了，再也没有读书的条件了。我分到了六、七亩地，三间草房，从此生活要自理了。当时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农忙时学着干农活，勉强过日子。

吕祖珩去南京接着读高中，后来考上了清华大学，他一直在西北工作到退休，是国内水电届的知名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