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封建统治下儒学之理解

我对封建统治下儒学之理解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学术大发展和大繁荣。《易经·乾卦》用九有云：“群龙无首，吉。”很多时候，政治上的不幸，反而是文化之幸。在那样一个“礼崩乐坏”的年代，却涌现了诸子百家彼此诘难，相互争鸣的盛况空前的学术局面。各家各派纷纷推出了自己的思想学说，据《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书记载，“诸子百家”实有上千家，而流传较广、影响较大、较为著名，并最终发展成学派的只有十家（注：西汉刘歆在《七略·诸子略》中将小说家去掉，称为“九流”，此所谓“十家九流”），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儒法道三家。

刚开始时，各家各派是并驾齐驱，不分伯仲，没有谁占据绝对优势。到了战国时期，变法一度流行，法家思想崭露头角，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更是重法轻儒。后来经历了楚汉之争，汉朝初建，为了与民休养生息，统治者一度实行了“无为”的道家思想。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经他改造过的儒家学说与汉武帝的治国方略不谋而合，符合统治需求，从此儒学正式被定为官方学说，贯穿了后面近两千年的封建统治史，孔子也从其他诸子中脱颖而出，一跃变成官方唯一认定的圣人。

在封建统治下，圣人的出现离不开政治的意志，所谓“君权神授”，皇帝就是“天纵之圣”，就算自己达到“内圣外王”的标准，没有政治的许可，依旧难以正式获得圣人的封号。至于授封谁为圣人，全凭政治的需要。如果统治者施行的是道家思想，那么老子就会成为所谓的圣人；施行墨家思想，那么墨子也会变成所谓的圣人。说到底，封谁为圣人，全看其学说是否代表统治者的利益，是否符合统治者的需求。

周秦之时，圣人一词是没有排他性的，各门各派的门徒有很多尊称自己的先生为圣人的，孟子的门徒说孟子是圣人，老子庄子也有人说他们是圣人，可统治者却只御赐孔子一人为圣人，孟子只能屈居“亚圣”，其他诸子的圣人名号一齐削掉。从此，圣人与君王可谓休戚与共。圣得君而王，君得圣而圣。君王拥有话事权，而圣人掌握了话语解释权。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延续着彼此的统治。

两汉时，佛学正式传入中国，并对本土的儒、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三者相互磨合、妥协，隋唐时，一度出现了“三教合一”的现象。到了两宋，儒学发展出了程朱理学，后来又催生了陆王心学。理学在学术上可谓是兼收并蓄百家之长，是对传统儒学的突破；而心学更是对君王与圣人的突破，他们可以说是不证自明的，但在传统儒学掌握了话语体系的大环境下，它们为了争取正统儒学的名分认可，不禁对立纷争，以致禁锢了自己的发展。

孔子坦言“食，色，性也”，这是正视人性，而程朱理学却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人性是与生俱来的，只能克制减损，怎能消灭干净？他们标榜自己是正统儒学，这无疑是在给儒学摸黑，给孔子摸黑。

很多时候，学问都是让所谓自己的继承者给搞得不攻自破的，要么是在言行上摸黑，自相矛盾；要么是把学问发展成死胡同，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做学问是孤独而独立的，学问可以传承，我们也可以吸收、借鉴和切磋，但不要随便谈嫡传，先人的成就不代表着后人的高度，切不可自私而独占，甚至排斥、污蔑别人的研究，学术本就是自由的，本就应该百花齐放，没有权威，有的是实践的考验，掩盖真相、党同伐异无异于作茧自缚。

明末时，进步思想家李贽以孔孟传统儒学的“异端”而自居，对封建社会假道学等现象大加痛斥批判，主张革故鼎新，反对思想禁锢。他是反“儒学”的，本身却是一位儒学大家。到了民国，很多提倡新文化的学者，他们本身并非对儒学一知半解，相反的，可谓是其中的佼佼者，在儒学上有着很深的造诣。他们虽提倡白话文，但古文功底一样扎实。很多时候，懂得和有资格批判的往往是真正的精英。当然，只读过《论语十则》也加入批判儒学行列的人也不少。

如果说民国有些大师对儒学批判有点过激，有失偏颇，那可以看看被那个时代称为“教授中的教授”，“三百年无出其右”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观点。陈寅恪先生才德兼备，博古通今，曾在上课时对学生说过：别人讲过的东西我不讲，我自己以前讲过的东西我不讲；古人讲过的东西我不讲，现代人讲过的东西我也不讲，外国人讲过的东西我不讲，中国人讲过的东西我也不讲，我只讲以前没有人讲过的东西。但他在批判儒学和传统文化时，就很客观和实事求是，例如在看待新旧道德上，陈寅恪说：“中国今日旧道德与新道德两种标准同时并存。有人谓旧的已去，新的未到者，殊非事实。此犹如两种斗，小人以大斗量入而以小斗量出，君子因此吃亏。今后旧者恐难复存，惟新者来自外国，与我国情形每有格格不入之处。吾人当准情酌理，行吾心之所安，总以不使旁人吃亏为准绳。至于细微处，则‘大德不逾闲，小德可出入’。”所谓“行吾心之所安”，其实就是不偏不倚，如实评价。

很多时候我会思考，他们这些学者从小接受的是传统的儒学教育，他们办学问追求的是“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品格与学问都没得挑，虽然会因为学术观点不同而相互抨击，甚至打架，但又誓死捍卫对方说话的权利，为啥最终会反过来质疑我们根深蒂固的传统儒学，这其中不得不耐人寻味啊，是我们的文化真的经不起考验么？可不也流传几千年了么？是他们崇洋媚外？还是太过激进？可他们又都是真正的大学问者，是国学泰斗，他们没有忘本忘根，也深爱着自己的祖国。问题究竟出在哪呢？或许就在于他们对传统儒学看得太透彻了。

首先，儒学本身并无甚大过错，孔子也很伟大，他们提出的很多思想主张是很有道理的，关键是在实践的过程中被歪曲了。就拿所谓的“三纲”来说，说什么“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如果“君”“父”“夫”都能做好表率作用，他们周围之人潜移默化也会以之为榜样的，但如果“上梁不正”，自己都做不到，如何有资格去要求别人以自己为学习对象，这无疑是束缚和压抑，是权力欲在作怪。而且就算是自己做到了，也不应该强硬要求别人照做，人与人是有差别的，要懂得相互理解和尊敬。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本就是要提倡换位思考，不能一意孤行。但很多人浅尝辄止，以为“己所不欲”，就不敢施于人，其实“己所不欲”，也是可以施于人的，每个人的好恶是不一样的，或许自己不喜欢的正是别人稀罕的；而“己所欲”，也可以施于人，所谓“己欲达则达人”，将心比心，好的东西岂是只有自己想要；而“己所欲”，也不一定能施于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自己认为有价值的，对方不一定这样认为，也不一定适合对方，所以不能想当然，勉强别人，要对症下药，看人下菜。

其次，是很多人把儒学和孔子抬高了，儒学说到底探讨的是关于人文社会基本道德礼仪的事情，也就是说，只要有人聚居的地方，这套规则大体适用，但被定为正统思想和教科书后，就跟功名利禄挂钩了，故而被夸大其词。很多人说我们的东西都被孔圣人说尽了，没必要再做无谓的思考，说到底，这还是思想束缚和禁锢。孔子自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他都不是无所不至，岂能无所不晓？孔子说的很多基本主张在今天依旧有其意义，这可以理解，用黑格尔的话说：“《论语》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这句话其实是一针见血，一语中的。

理解了黑格尔所说的这点，要理解民国很多国学大师反过来否定自己的传统儒学就容易多了。其实我们很多为人处世的原则，在封建制度下，很多是明哲保身，谋求生存的潜规则，稍有不慎，在舆论和权利面前便自身难保，而在西方，他们却将这种原则变成了思维方式和普世的价值观，是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精神准则，所以我们是文化的发源地，却传播实践得不如别人。另一方面，儒学只是关于道德常识而已，很多没读过书，没文化的人，做人一样很成功，一样很受人尊敬，因为他们懂得做人的基本原则。社会发展还有自然客观规律，还有科学技术，我们的道德是很难催生技术的，甚至还大大束缚了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如果我们还盲目自信，觉得自己的哲学囊括了一切，计算机的二进制就是源自于阴阳学说，一切都要往国学上面扯，什么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什么都要往自己的脸上贴金，如此弥补自信，那是夜郎自大，是自卑。倘若我们能够直接从文化中找出其因，自己推出这个果，那叫不证自明。总等别人造出了果，我们再去归因，那叫事后诸葛，叫自欺欺人。如果真正想研究中华文化，摒弃谋略思维去研究术数，它若能不证自明，经受得住考验的话，或许它才是关于自然宇宙和人文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我们现在去看待儒学，是要给它一个客观公正的地位，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它只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孔子也是诸子中的一员，我们不能将其神化，要汲取其精华为现代文明建设所用，而不是复古。很多时候不是“存在即合理”，而是存在有其合理性，而且人力在其存在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当它的不合理性盖过了合理性，那么革故鼎新就是顺理成章之事。新文化运动时，为何很多大家会极力否定儒学，除了不自信和激进之外，还有就是大破才能大立，人性的劣根是由怎样的文化造就的，就要从根本入手，大刀阔斧地改造，而不能投鼠忌器，不痛不痒地折腾。如果破得不干净，很容易反弹，很多牛鬼蛇神又要重新复活或盘踞人心，到头来又功亏一篑。当真正伟人的胸怀和高瞻远瞩总是被当成小丑来质疑和否定时，那么苏格拉底式无知的审判就总会重蹈覆辙。很多时候只是因为对这片文化爱的越深，才会痛的越切。我们不能忘了我们的根，不能妄自菲薄，更不能妄自尊大，讳疾忌医，否则，那无异于固步自封，自取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