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保兴《九区一号与兴化西里【18】》

【18】狂涛骤起

平静如水的日子被某通知打破了，文某革的狂风暴雨冲刷洗涤了所有的封资修。这一年的秋冬季，九区一号大院大门进来一个名人，他就是当时的煤炭部长某霖之。只不过，他的到访不是为了公务，而是被批斗；只不过，他的到访不是一个人，而是有北京矿业学院的红卫兵押送。某霖之最出名的地方是：他是文某革之中第一个被打死的共和国部长，当时他只有五十九岁。

由于紧挨着九区一号煤炭部宿舍大院，我自然而然知道了两个煤炭部部长：一个是老部长某霖之，另一个是由副部长位置上接任某霖之担任部长的钟某。某霖之的情况我后面介绍，单就钟某子云是否担任过部长一职，有两种说法。有说担任过的，也有说没担任过的。确切的消息是，钟某子云只是在某霖之去世后短暂地主持过煤炭部的工作，但那时党某中央国某务院已经大乱，不可能发文任命。再加上军代表当时已经进入煤炭部，即便钟某子云再有能量，他也无能为力。可是，纵观如此，九区一号大院大门西侧的墙上，打倒钟某子文的标语贴了好几幅，至今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张某霖之是建国以后在煤炭部当部长口碑最好的一个，根本没有之一的说法。这是九区一号的同学与我闲聊时说的。据说，张某霖之曾经三次进过九区一号的大门。前两次是视察，后一次是批斗。对于一个部长来说，能够两次来视察一个居民大院，已经着实不容易了。

九区一号大院与张某霖之还真有缘分。我的同学与我说：一九五七年张某霖之正式担任煤炭部部长。上任不久，他就亲自敲定了九区一号大院的建造方案。据说，大院这种封闭的环形的的设计思路，就是来源于张某霖之。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九区一号大院这四年的建造时期也正是大某跃进时期。所以，大院的建造就像插上了大某跃进的翅膀，速度特别快。到一九六零年下半年，竣工后的楼房已经开始住进人了。所以，张某霖之踏进九区一号大门来视察，是顺理成章的事，毕竟这个大院是部长工程。

除了九区一号大院的建造这件事外，还有一件名垂史册的事，那就是重新组建煤矿文工团。至今，煤矿文工团与全总文工团和铁路文工团这三大与工人阶级与行业系统有关的文艺组织，仍然活跃在祖国的文艺舞台上。

张某霖之担任煤炭部长之后，发现全国煤炭行业的工人阶级特别劳累，基本没有文化生活。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煤炭工业与石油工业、森林工业一起，组成了我国国民经济收入的三大来源。由工作特点决定，所有的煤矿无一例外地都在生活条件交通条件不好的山区。张某霖之考察了一些煤矿之后，感觉煤矿工人不仅物质生活匮乏，而且精神生活空虚。于是，他就决定对原来的煤矿文工团进行重新组建。

中国煤矿文工团的前身之一是东北解放区的东北工人学校文工团。一九四七年，黑龙江北部重镇的鸡西，有二十多位青年矿工聚合在一起，搞了一个文艺组织，就叫东北工人学校文工团。东北人有文艺细胞，不论男人还是女人。有人统计，目前中国文艺舞台上的演员，有百分之五十的人来源于东北三省。

全国解放前夕的晋察冀边区以及后来的华北局的属地里，有部分文艺青年自发组织了一个文艺团体，起名为华北煤矿文工团。这也是中国煤炭文工团的前身之一。全国解放后的一九五四年，来自鸡西（鸡西煤矿是后来的国家大型统配煤矿之一）的东北工人学校文工团便到北京与华北煤矿文工团合并了，成立了中国煤矿文工团。那时，北京户口还没有那么紧俏，进京工作相对比较容易。但此时的中国煤矿文工团还只是一个不正规且没有名气的文艺小团队，属于国家文艺团体中的小作坊。张某霖之当部长之后，着手对中国煤矿文工团进行了改造，并在全国挖掘网罗文艺人才。挖了人才后给职称给待遇给房子，所有的煤矿文工团的职工，只要愿意，基本都在九区一号大院里安排。邓玉华进入中国煤矿文工团的时间是一九五九年，正好十六岁。在邓玉华二十一岁的时候，她参加了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一曲《情深意长》，使她，同时也让煤矿文工团，在中国文艺舞台上留下了光辉的名字。

关于中国煤矿文工团的建立与重组，读者比较认可。但对于九区一号大院啥时间建成并且啥时间开始搬迁进去，有的朋友认为表述有误。比如有的朋友给我《简书》回复说，最先搬进大院的时间应该框定在一九五三年。这倒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课题，而这个课题显然应该由九区一号的朋友们来承担。我是兴化西里的人，对于九区一号的了解显然比较肤浅，只是道听途说而已。

然而，如果在一九五三年的九区一号就能够搬进去居民，那么大院的建立时间恐怕更为早一些，比如一九五零年或者一九五一年，那时煤炭部的部长好像是陈某郁，那么九区一号建造的功劳应该放在陈部长身上。另外，一九六六年二月我搬到兴化西里后，曾经询问过一位老人，他是一八八八年生人，他的年份好记但出生在阴历初几我就记不清了。他明确地告诉我，大跃进之前，兴化西里这一带都是乱坟岗子。兴化西里这一带是否包括九区一号？因为兴化西里的的一部分确实把九区一号包在里面。如果九区一号也是乱坟岗子，那么五十年代初期，九区一号大院理论上来说，应该是不存在的。

书归正传。我们来说张某霖之的第三次到九区一号大院（我仅仅是道听途说，别当真）。张某霖之之所以成为文某革中第一个被打死的部长，个中原因我也不说了，在百度检索一下张霖之即可了解。反正是有人两次点了张某霖之的名字。这里最可恶的是北京矿业学院的两个红卫兵，一个姓王，另一个姓田，他们对张某霖之的死有直接责任。张某霖之的死特别惨，可谓惨不忍睹，我都不愿意在这里用文字来描述。

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开始，北京矿业学院的红卫兵开始斗争折磨张某霖之。他们发明了一个名词，叫做飞行批斗。比如，早上把张某霖之拉上解放牌大卡车，先到长安街上的部机关，再到安定门外的中国煤矿文工团，再到兴华路的九区一号，最后到和平里中街的煤炭研究院。整整一路走下来，用了不到三个小时。长话短说，最终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张某霖之被折磨得离开人世，享年五十九岁。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得某一天，九区一号的大门真真切切地见到了一辆载着张某霖之和红某卫兵的解放牌大卡车。突然间卡车冲进来，半小时不到它就开了出来，到兴化西里五号楼前又停顿了十分钟并且高呼一组口号后离开了。北京矿业学院的红卫兵高呼口号，围站在卡车的露天的车厢里。人在干，天在看。我相信，用非人手段折磨张某霖之的那几个红卫兵，他或他的亲人中间，肯定有人要遭受到上天的惩罚。说这个话题太沉重，下面我说一说从九区一号大院大门涌出来流进去的大链套大转铃的锰钢车的车流和人流，而且多为一九五五年授衔时的黄呢子军装和大板带。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中通知为标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开始了。九区一号和兴化西里两个居民区肩并肩地参加了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

最开始的一段时间，如何投身和参加这场革命，大家基本上都在观望。两个居民区的孩子们，顶多就是在学校写大字报批判邓某吴某廖某这个三家店。那时我还在和平北路小学上小学四年级，与同楼的陈曙光和八号楼的高景汉张琪邵丹妮等一起在学校里揪斗班主任，揪斗校领导。小学里有一个附近学校甚为出名的造反派女老师叫臧改子（名字特别好记且不容易忘掉），她怂恿我们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学校的领导和教师。我估计，九区一号和兴化西里我这个岁数的孩子们在附近小学上学的大概都差不多这种情况。

被拴住笼头的学生终于解脱了，一九六六年七月中旬我们放暑假假，但此后的近两年时间再也没有上课。我们整天无忧无虑地狂奔在兴化西里的楼群中，偶尔像鬼子进村一样深入到九区一号大院的中心地带，每天兴高采烈地玩呀乐呀，那时真的感觉生活特别美好。因为我们再也不用上学读书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领袖写了一封信，支持清华大学附中的几个年轻人组建的一个叫做红某兵的组织。自此，红某兵三个字就是通行证，左臂带着红袖章的红某兵，除了解放军的军营和中某南海之外，任何地方都可以大摇大摆地出入。我曾经冒险地尝试了一下。

有一天，我带着表哥的红袖章走进了和平里医院斜对过的化工部机关大楼。果然是畅通无阻，楼上楼下我到处转，还看了楼道里贴的大字报。之后，我带着红袖章，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九区一号大院。奇怪了，真的没有人伏击和阻止我。我看到了面包任三伟和他的俩弟弟，也煞有介事地带着红袖章巡逻在九区一号大院内。我们交错而过，他们也没有搭理我。哈哈，我终于可以昂首挺胸地进入九区一号了，只不过我必须带着红某兵的红袖章。三伟，这个情节是杜撰的，让大家乐呵乐呵！

文革刚开始不久，九区一号和兴化西里就涌现出来大批红某兵。我亲眼看见，乌泱泱的红某兵在兴化西里一号楼至五号楼紧紧包裹中的直通九区一号大门的甬道上荡悠。他们造反的矛头是封资修，是地富反坏右，是社会的流氓和地痞。当时还没有把走资派当做重点。

七月的某日，仲夏时分。早晨起来我百无聊赖无所事事，就着咸菜啃了两个窝头，便带着俩弟弟向九区一号门口游逛去了。总的来说，兴化西里的东边比西边有看头，因为东边有个五建四工区，还有一个庞大的居民大院。人多，发生的故事越多；人少，发生的故事就越少。所以，兴化西里的东边尤其是九区一号大门外面，是我们蹲守猎奇的主要战场。

当我们走近九区一号大院门口时，看见一帮人围在一起，不知道在干嘛。这些人都是娃娃脸，有男有女。七月份的时候还没有兴起红某兵，领袖写信支持清华附中的红某兵，之后红某兵组织如火如荼地成长起来，那是一个月以后的事。我的好奇心特盛，我挤进人群，睁大眼睛，看到了令我惊悚的一幕：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光着大膀子，坐在地上，他身上流出来的血都是黑色的；一个女人，穿着长衫，低头俯卧在地上，她的头发遮住她的面容，让我识别不了她的岁数和容貌。听围在外面这些人话里话外的言谈，他们都是住在九区一号大院里面的人；而坐在地上的俯卧在地上的男人和女人，竟然是横行和平里一带非常著名的流氓和圈子（女流氓）。

这个男流氓和这个女圈子为什么会呆在九区一号大门口？这俩人又与围着他们的这一拨人有何冲突以致被打？我不得其所以然。估计这里面有故事。

其实，都梁编剧的电视剧《血色浪漫》里面的黎源潮钟跃民代表的大院系统与小混蛋和李奎勇代表的百姓系统一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就是已经被固化了的阶级阶层的问题。在文革之初，这种矛盾被莫名其妙地激化了。

从九区一号与兴化西里这个地域来说，九区一号的北部边界是与隔着青年沟相望的小黄庄的众多年轻百姓，他们经常呼啸而来呼啸而去，渡过青年沟，向九区一号北面的窗户施以暴力；兴化西里的南部边界是隔着马路相望的前花园的众多年轻百姓，他们经常踏着飞火轮，举着两股叉，轰隆而来轰隆而去，穿过马路，抢占九区一号各楼的垃圾箱。

于是，文革之初在红某兵组织还没有诞生的大背景下，九区一号对小黄庄和兴化西里对前花园，两个战团楚河汉界异常分明排列开来，其中，不排除九区一号与兴化西里联手，也不排除小黄庄与前花园密交。这就像春秋战国时期，远交近攻纵横捭阖，煞是热闹。

从一九六六年通知的发表标志大革命爆发，到八月份红某兵组织得到领袖的支持，再到八月十八日领袖在北京第一次接见红某兵，这个阶段大概只有两个月的时间。此时，老百姓参加大革命的指向目标是造地富反坏右的反，是造旧风俗旧习惯的反，是口诛笔伐声讨文艺战线的封资修现象，是扫除老百姓们最痛恨的事。

于是，和平里一带各个学校的老三届学生们，替天行道，替老百姓行道，首先把扫荡的矛头对准了安定门外和平里和地坛公园一带的大小流氓。他们铁腕扫荡雷霆万击，很短的时间内就把这一区域的大小流氓扫荡一空，当然也让一些流氓横尸街头。其不受任何法律约束且触及皮肉的打击力度大大震慑了这一带的大小流氓。

实话实说，当时和平里各个大院里面基本上不出流氓，毕竟大院里年轻人成长的外部环境是不允许出现流氓产生的土壤和条件。真正出流氓的地方，是无文化无教养无道德无底线的社会底层人员聚集的地方。说起这个问题，得罪人太多，也比较敏感，还是不说为好。

后来，我终于搞清楚了那一天在九区一号大门口发生那一幕的大概情况。那个男流氓，不到三十岁，无业，父母早亡，是小黄庄一带的人，横行乡里，打架斗殴。围剿九区一号大院的几次大战役，都是他指挥的。那个女圈子，是男流氓的姘头，据说是大院里的人，但我不敢确定。按照成吉思汗的逻辑，男人征服地域和城池的标志，就是征服那里的女人。把城池里的女人骑在胯下，就是对城池里男人最大的羞辱。这个小黄庄男流氓征服了大院里一个做贱的女人，让大院里的男子汉感到羞辱。

于是，男子汉们把流氓和圈子掏出来，痛打一顿后就把他们放在了九区一号大院门口，游街示众。我不骗你，我切切实实地看到那个男流氓后背上流出来的血是黑色的，我当时特别诧异，难道人类之中真的还有黑色的血？至于那个女圈子是否挨了打，我估计没有挨打。因为她身上衣服是完整的，没有任何血迹。估计男人们怜香惜玉不忍动手吧！特别遗憾的是，这个女圈子长得是啥样，我没有看到她的面容。我估计她漂亮，因为她的体型是一流的。

北京的红某兵组织，自从领袖八一八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后，去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此时的红某兵已经把注意力放在了揪斗党内各个部门和级别的有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平里一带的红某兵，也亦然。在此大背景下，和平里一带大大小小的流氓，已经消失殆尽。那个时节，人们完全可以夜不闭户，特别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