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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妹的故事6/吹尽黄沙始见金/贺 岩

2017-03-21  本文已影响147人  f28dc5f1e65f

吹尽黄沙始见金

——论万开青年支援山区合作化志愿队的历史地位及意义

原载:重庆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重庆知青》特刊

贺 岩/文

贺岩:万开知青在城口苏维埃政权纪念碑前留影.jpg

人数仅302,时间已经过去60多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寿终正寝已近40年,现在翻这些陈年老账还有意思吗?

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历史必须正视。况且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功过是非一直争论不休尚无定论,既然各种观点都还在振振有词,增加一个万县开县青年支援山区合作化志愿队(以下简称万开青年志愿队)应该无伤大雅,还可以拓宽视野、引发思考,何乐而不为呢?

首先,我们必须验明正身:万开青年志愿队员算知青吗?万开青年支援山区合作化志愿队属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范畴吗?

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知青已经成为一个专用名词,它有着特定的内涵和外延:中国知青应该是由政府有组织有计划有一定规模地下放到农村基层,没有城市户口和粮食关系、没有固定工资、靠挣工分养活自己的城镇学生青年。就其词性而言,有一个由褒到贬又由贬到褒的变化曲线。现在的情况是:有人一边拼命地咒骂知青,又一边拼命地往这个词里钻,使其范围不断扩大。以致鱼目混珠,真假难辨。

万开青年志愿队是由政府组织的、有计划有目的、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一次运动,它的成员没有城市户口和粮食关系,没有工资,下到基层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靠工分吃饭。这些完全符合后来的知青安置政策。故1988年城口县劳动人事局根据万县地区的有关批示,下发了74号文件,正式承认万开青年支援山区合作化志愿队员的知青身份,并从户口迁到乡之日起开始计算工龄。万开赴城口志愿队员的知青身份应该再无异议。

万开青年志愿队是在毛泽东主席“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批示下达后的一次颇具规模的行动,属于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组成部分应该是确定无疑的。

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应该开始于1968年毛泽东的“再教育”指示发表之后,最多可以上溯到1964年,再往前则只有知青行动并无知青运动,因此毛泽东关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按语只不过是他老人的浪漫主义的一厢情愿,并无实际作用和价值。

众所周知,毛泽东出身农民,与中国农村血脉相连。学生时代,他就邀上志同道合的同学利用假期,步行了解中国农村现况;大革命时期,他写下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显示出对中国农村的独特见解;延安时期,他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把“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当做辨别青年革命与不革命的唯一标准,同时让自己的儿子毛岸英到陕北当了一年的农民。这些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按语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异想天开,而是他培养接班人的一贯战略思想。可惜一直没有可以证明其正确的事实依据。现在我们有理由相信,万开青年志愿队就是落实毛泽东这一批示的最早产物之一;或者反过来,毛泽东的批示顺应了当时中国农村现实的紧迫需要。

世界各国在其社会形态从农耕文明向城市文明转化时,几乎都遇上同一个难题:用什么方法来促使农民尽快地了解并接受城市文明?欺骗、赎买、强迫、杀戮,无所不用其极。所有的方法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种形式:走进去和拉出来。“仿苏式”的垦荒和办农场,需要科学的计划、严密的组织、大量的资金,这些都是共和国当时的国力不能提供的,所以众多的“垦荒队”没热闹几天就悄无声息了。回乡学生可以带回一些知识,但因其在城市生活的时间较短,很难带回城市的观念,甚至自己很快就又同化到旧的观念和习俗中去了。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历史悠久且人口众多,在全球已进入工业化的现代,其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不改变则国无强盛之日,若轻率变革则又将引起国家的动乱。另一方面,共和国成立之后,普及教育初见成效,升学和招工无法容纳逐年增多的中小学毕业生,城镇开始出现无所事事的社会青年。

农村急需文化知识,需要有人向他们展示城市文明;城镇青年需要工作,需要展示文化知识的平台。从这个意义来看,中国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是符合中国国情、可以有所作为的,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行得通的。万开青年志愿队刚好顺应了这个历史潮流。我们不能不佩服当时的万县地委领导,能够创造性地创立了城镇青年到农村去的城乡结合新形式。事实证明,这是一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之路。

中国知青的根本任务说到底,就是终结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农耕文化,助其走向工业文化和城市文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正确与否,关键在于是把先进的文化和观念带给农村,还是把先进的文化和观念埋葬在农村。知青与农民之间不存在谁领导谁、谁教育谁的矛盾,而是两种文化两种文明的碰撞与融合。谁更能顺应社会的发展,谁更适应中国的具体国情,谁就是领导,谁就是老师。

万开知青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半点含糊,他们到农村的任务从一开始就十分明确:支援山区合作化,把知识带到农村。从报名那天起,每个队员就明白地知道新农民的概念是什么,自己去农村应该干什么:他们是会计,是夜校教师,是宣传员,是农业科学知识的传播员,是联系共青团与农村青年的纽带。这些工作让他们真正体会到知识的价值,同时也认识了自己的价值。而这恰恰是后来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未能解决的问题——知青成了被再教育的对象,被当作单纯的劳动力,上山下乡运动成了开历史倒车。

中国大规模的知青运动是以不分青红皂白把城镇中学生通通赶下乡开始,又以不分青红皂白通通赶回城镇而结束的。真正实现组织目标明确、本人自愿、扎根农村、建设山区的,唯有万开赴城口知青。他们中间的多数终身没有离开山区、没有离开城口,有6人终身留在农村,如今他们有的已经在城口繁衍到第四代,这在全国知青中都是少见的。

在完成历史任务的同时,万开赴城口知青也实现了自己的个人价值。刚到城口时,他们中间的团员不到百分之十,没有一个党员。后来,百分之九十的知青入了团,还有几十人入了党。他们中间有七十多个中层干部、四个县级领导干部,其余的多数都成了各单位各企业的骨干与领导干部。这样的比例大概也属全国知青之冠吧?

万开知青上山下乡的第一课,是冒着满天风雪,用14天的时间步行350公里,从万县翻山越岭走到城口县。这在中国知青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知青下乡真正做到了本人满意、父母满意、群众满意、政府满意的,唯有万开知青。

1956年万开赴城口知青把中国知青运动的时间从1964年上推了整整八年。从这个意义上讲,万开知青改写了中国知青史。

万开赴城口知青的实践为中国知青运动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全新的视野,从某种意义上看,万开赴城口知青极有可能部分颠覆现成的知青史。

还有一个无须掩盖的事实,上百的万开女知青在城口结婚安家,为稳定城口的干部队伍有着不可抹杀的积极意义。

万开赴城口知青的实践证明:农村的确是一个广阔的天地,知识青年在那里的确可以大有作为。万开赴城口知青的模式完全可以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复制,成为千百万中国知青的康庄大道。

只可惜,他们的实践成了千古绝唱的“断头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最终走进了泥潭。这是中国知青的悲剧,更是民族与共和国的悲哀。※

贺岩:作者近照.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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