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那些仍走在路上的人
高二后，我很少写带有观点的文字。
窗帘老师是我在北大附中三年里最尊敬的人，这种尊敬不是被她帮助和给予的个体的感激，而是因她一直理性地走着、做着、呐喊着而起——这种形象曾经被我描述为「一个斗士」，不是盲目热血的激烈，却比燃烧的火更炙热。
我常常回忆，每一个还未曾忘却的时间节点，每一个清晨走进附中西门的幸福感——三年里我确实做到了珍惜每一个快乐的瞬间，每一门我或睡着、或聆听、或激烈争论著的课，每一个稍纵即逝的午后。这其中最具影响的、我最珍视的，是高二第三学段、每周二上午和周四下午的性别研究课，当时的名称是「性别与爱——家庭和校园中的性别现象」。
哪怕对最亲近的朋友，我也从未公开表达过「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高二结束后更是选择远离任何可能产生争端的话题。绝非是抱着「夏虫不可语冰」的孤傲，我从未觉得自己因为一门课程就比其他个体高出些什么——正相反，在这广阔而差异悬殊的世界里，只觉得自己渺小。又或许秉承着我所认为的世上「无对错是非」，一切都是不同个体内心的影射，又或许是我「喜欢阳明却未真正得道」所造成的不成熟的虚妄感。
从课程结束到高三闭关前，我经历了很多内心的转变：曾经看到不公会忿忿，看到阴暗会痛骂，看到与我所认为的正义不相符合者会讥讽；后来我看到不公、阴暗和与我所认为的正义不相符合者，我常想它背后的原因和它们现在被生发出来的必然。也许历史本就是因果反应，而个体渺小又局促，狂妄而虚伪，每一个人都拿着自己认为正确的、正义的站在高处，实际上我们都在平地上，只是觉得心比天高。
仍记得一个个没课的下午，斜躺在软垫上磕磕绊绊读着诸如李小江《性沟》和波伏娃《第二性》之类的材料，为周末在线提交的报告寻找着可发声的细节——我想说那个时候很痛苦，读一篇篇翻译的艰涩文段，意志力低如我每隔几页便要走神打盹，书里细节在写完报告以后早就抛到天外。
大一时，我已经是个「理智」的人了，理智到可以和朋友恣意调侃自己高中时的言论。我依然从未说过「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也许因为它的定义如此模糊，以至于每个人都凭着自己的眼睛去赋予定义；也许因为「主义者」本身就是差异，以至于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观点选择所看到的样子。
第一学期的社会学课留有两篇论文，我那两篇的题目是「『男主外，女主内』的常理在当今还依然合适吗」和「『为什么是女孩儿！？』——谈谈我的性别社会化」。前者自己选题，后者教授定题，都是性别议题，但绝非刻意选择——只是在她课堂上种下的一些东西，跃跃欲试着要拱一拱泥土，挣出一条裂缝来。
第一篇论文，甚至就是三年前的一篇报告的延伸，受到李小江学者《性沟》中一小段的启发，试着分析性别不平等发展到今天的必然。或许一直以来，在性别议题上我都不是一个激进和不满的人。
第二篇论文，是我从窗帘老师课结束后到大一这段时间所反思和践行的，也在此贴出一段，以表观点：
「......小时候的我留短发、很少穿裙子，能感知到的性别社会化似乎是从发现人们对我和男孩儿们的态度不同开始的。我成长起来，因为一个契机（注：即论文前部分提到的窗帘老师的课程）『有意识』地环顾这个社会，看到男女两性被束缚在各自的框子里，在我们每个人的相互注视下加深着『性别边界』的鸿沟。
当现在的我问出『为什么是女孩儿』，更多不是在质问性别社会化将我们塑造成什么样子，不是在问漫长历史中女性承担的是什么——而是今时今日我作为一个女孩儿，叩问自己有没有理解，想要改变社会对『女性』和『女性气质』的固有偏见，想要从性别社会化这个充满『强制力』的过程中挣脱，需要的是自己的『眼睛』——发现和反思我们是如何被塑造的、看清和深究我们自己本来是怎样的、平等和理性地对待『性别边界』两旁的他人......」
现在的我依然不会对别人说「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也许是因为我怕因这个词本身而非其「真正的内涵」引起的争执和敌视，也许是因为我并没有改变他人想法的意愿和勇气，又或许我单单觉得「发现和反思我们是如何被塑造的、看清和深究我们自己本来是怎样的、平等和理性地对待『性别边界』两旁的他人」本身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性别议题」——它可海纳，亦绝非一个观点、一个主义、一场争论是非的激辩可涵盖；它本没有定义，正如你我看它时究竟把它当作「利益的角逐」，还是改变自身思想和行动的一把钥匙？人人都握着它，它在你我之中，绝非一词所能标榜。
年复一年，不该走进桃花源的人终究会毁掉它——它最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种感觉就像是小时候在路边，看着待了十几年的零食小房子，被一批人马整个装上卡车，轰轰运走，摊主夫妇哭着在车后边追着。就是那种感觉。当然，这只用以描述一種感觉，无关其中任何一方行为的对错是非。
而我只想知道：它走时，是否会带着一丝稍纵即逝的呜咽？
在此致敬李亦辰老师，祝平安顺遂，身体康健。
此文写给盛世过后的桃花源，写给那些仍走在路上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