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意识形态之十：政治观
郑重声明：文章系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孔子培养中高级管理人才，就是为了干预政治。因此，很有必要把孔子的政治观作为一个专题进行研究。
一、孔子主张把“孝”作为全社会最基本的精神追求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诸子百家都看到了社会缺少“爱”，给出的药方却各不相同。其中，墨子的药方是：无差别的爱天下人（兼爱）。杨朱给出的药方是：保护每个人不受侵犯（一毛不拔）；孔子给出的药方是：有次第的爱（孝悌，修身，泛爱众）。细细品味，墨子思想内核为：废众私以成大公。杨朱思想内核为：卫众私以成大公。孔子思想内核为：化众私以成大公。“废众私”忽视了人的趋利避害本能，很容易搞成低水平的平均主义，进而导致全民贫困。“卫众私”忽视了人类社会的共建共享需求，很容易搞成无政府主义，进而导致全民一盘散沙。“化众私”用孝道引导人对外感恩、对内修身，融入家族、融入社会，修己安人，最终完成人的社会化，甚至成就无私无我的伟大品格。
父母爱孩子是本能，孩子孝父母是修行。孔子告诫大家：“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让孩子孝敬父母就是最大的教育，也是中华文明的根本所在。然而，绝大多数人都会本能地溺爱孩子。所以，孔子预言：“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
二、孔子把“让百姓有获得感”作为施政方向
人的幸福感来自于获得感。孔子说：如果统治者把“让百姓有获得感”当成执政目标，百姓就安居乐业。统治者把百姓当成“工具人”，用严刑苛法治国，百姓就会唯利是图。靠行政命令和刑罚强迫群众，老百姓就会逃避制裁，而寡廉鲜耻。用公平的分配制度和制度规则来引领群众，大家就有廉耻心，并各安其位。
子张问如何提高德行。孔子说：让更多的人受益，就是提高德行。樊迟请教如何提高德行。孔子说：提前谋划、公布利益分配方案，不就提升了百姓的获得感吗？前些年，社会上出现“先做蛋糕再分”“先分蛋糕再做”的争论。孔子在二千多年前给出的答案是：“先给出分配方案，再一起做大，然后按方案进行分配。”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在孔子看来，只要把分配问题弄清楚了，领导就会实现“无为而治”。
孔子第一次到卫国时，对驾车的冉有说：“卫国的人口真多啊！”冉有说：“人口已经多了，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孔子说：“让他们富裕起来。”冉有说：“已经富裕起来了，下一步又怎么办呢？”孔子说：“教育他们。”显然，孔子注重物质文明，也注重精神文明。孔子的精神文明是“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更是“兴起诗，立于礼，成于乐”。最终，让百姓在文体活动中，完善人格，成就幸福。
三、孔子把选贤任能作为第一政务
鲁哀公问：“做什么能让百姓心悦诚服？孔子回答说：举用正直的贤者，废置邪枉的小人，老百姓就心悦诚服；举用邪枉的小人，废置正直的贤者，老百姓就离心离德。”
冉雍担任季氏的总管，向孔子请教政事。孔子说：先做到有人管事，赦免他们的小过失，然后推举贤良人才。仲弓问：怎能知道谁是贤才而选拔他们呢？孔子说：选拔你所知道的；你所不知道的，人家难道会舍弃他吗？
子夏说：舜有了天下，在众人中选拔人才，推举了皋陶，不仁的人就疏远了。汤有了天下，在众人中选拔人才，推举了伊尹，不仁的人就疏远了。
孔子认为真正的人才十分难得，他说：人才难得，不是这样吗？唐尧、虞舜时代以及周武王时，人才最盛。然而武王十位治国人才中有一位还是妇女，所以实际上只有九人而已。
人才资源极度稀缺，主要原因在于人才成长需要特殊环境：既要让人才受良好的教育，又要让人才受极端的磨难。同时，国家主要领导人还要建立发现和重用人才的机制。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这种现象告诉我们：经天纬地之才难以养成，更难以被发现重用。为此，孔子痛恨阻碍人才晋升的人，他骂臧文仲是“窃位者”，明知柳下惠是个贤人却不举荐他。又说：公叔文子举荐僎，仅凭这一点，就可以谥号为“文”。
孔子说到卫灵公的昏庸无道时，季康子冷笑着说：“既然这样，卫国为什么不败亡呢？”孔子说：“有仲叔圉接待宾客办理外交，有祝鸵主管宗庙祭祀，有王孙贾统率军队。因为这些人才还在，卫国怎么会败亡？”无道的卫灵公，只是做了“选贤任能”一件事，就可以保证卫国国运不败。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选贤任能的力量。
四、孔子主张把规矩挺在前面
人管人，累死人；礼管人，管住人。礼可以立人，可以立家，可以立业，可以立国，可以立天下。孔子说：靠行政命令和刑罚强迫群众，老百姓就会逃避制裁，而寡廉鲜耻。用合理公正的分配制度引导大家，用制度规矩要求百姓，大家就有廉耻心，就各安其位。
把规矩挺在前面，需要界定权利和义务，这就需要正名。孔子说：名称不订正，说话就不顺当；说话不顺当，事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礼乐教化就没法振兴；没有施行教化就施以刑罚，刑罚就不得当、不中用；刑罚不得当、不中用，民众就无所适从。
礼制离不开政令。孔子说：不懂得下达政策命令，就不能做领导。不懂得典章制度，就不能让命令有依据；不懂得辞令，就不能让百姓懂得政令的内涵。《论语》详细介绍郑国下达政令的流程：由裨谌起草的，世叔提出意见，外交官子羽加以修饰，由子产作最后修改润色。体现了郑国对礼制的高度重视。
孔子反对最高统治者无礼。他说：“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如果最高统治者带头突破“礼”，那么就没人把“礼”当回事，其后果必然是“礼崩乐坏”。所以，孔子说：不用礼治理国家，要礼有什么用？
其身正，不令而行。执政者如何才能“正身”？一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坚决杜绝不作为、乱作为、越俎代庖等问题。二要带头遵守规矩，解决好“脖后灰”问题，尤其防止亲属、部下违反规矩。
五、孔子把民心向背作为执政业绩的晴雨表
叶公向孔子请教政治问题。子曰：“近者说，远者来。”后来，孔子对冉求说：平均了就没有贫困，和谐了就不会寡少，安定了就不能倾覆。如果这样做了，远方的人还不归服，就修订分配制度、加强文化建设招徕他们，既招来了，就想法安定他们。显然，孔子把百姓的幸福感、认同感、归属感当成了执政优劣的评价标准。
那么，如何才能让百姓归附？孔子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执政者好礼，就是带着遵守规矩；执政者好义，就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幸福；执政者好信，就是说到做到，有强大的公信力。其中，公信力当成执政底线。子贡问怎样治理国家，孔子回答说：“备足粮食，充实军备，让老百姓信任政府。”子贡说：“必不得已需要去掉一个的话，在这三者中间先去掉哪一个？”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说：“必不得已需要去掉一个的话，在这两个中间先去掉哪一个？”孔子说：“去掉粮食。少了粮食，无非有人会饿死，但是自古人都有一死，老百姓对政府不信任，国家就无法存立。”
六、孔子把国家兴衰寄托在“君主有道”之上
孔子说：坚定地信仰道，不断地学习道，至死不渝坚守道，善于把道用到方方面面。不去危险的国家，离开动乱的国家。君主有道就出来工作，君主无道就躲藏起来。邦君有道，贫贱是耻辱；邦君无道，富贵是耻辱。
为了寻找有道之君，孔子舍弃鲁国大司寇的高位，开启了周游列国的艰辛历程，也未能如愿。孔子晚年居住在卫国，冉有问：“老师会帮助卫公（卫灵公的孙子卫出公辄）吗?”子贡说：“嗯，我马上去问问他。”子贡进入孔子的住处，说：“伯夷、叔齐，是什么样的人？”孔子说：“是古代的贤人。”又问：“他们怨恨吗？”孔子说：“寻求仁德就得到了仁德，又怨恨什么呢？”子贡出来，对冉有说：“老师不会帮助卫公。”
孔子为什么不追随小人式的邦君？他给出的答案是：“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意思是：跟你说，如果你追随格局小、自私自利的领导，就是自找麻烦。你伺候他，亲近了，他就蹬鼻子上脸；疏远了，他就会怨恨（经常会鸡飞蛋打一场空）。是的，追随小人式的邦君，好像有利可图，却往往得不偿失。
总之，孔子的政治理想是：辅佐一个以百姓心为心的有道之君，搭建七位以上治乱之臣的班子，建设一个以孝为基本价值观的，为百姓谋利益的，野无逸贤的，秩序井然的，百姓幸福感拉满的国度。孔子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他坚信，只要遇到有道之君，自己就能够辅佐他，在东方重建一个伟大的周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