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母亲被批斗审查的日子里
二零一五年二月二十二日亲爱的父亲离开我们去妈妈那里了，转眼就是父亲去世两周年的日子，爸爸和妈妈再次相聚在天堂，给我们留下无尽的思念，闭上眼睛好像就会看到过去的日子里他们的身影，今天写下这篇《在父母亲被批斗审查的日子里》以纪念爸爸妈妈。岁月如流水，沉淀下来的记忆层层叠叠，很多事情好像很清楚，时间和细节却已经被挤压的模糊不清了；记忆似流沙，捧在手里却不停的从指间滑落，回忆也成了断续而不连贯的片段。我要趁着自己的记忆还有储存，把那段难忘的日子里的事情记录下来，那是属于我和爸爸妈妈之间的故事。
— 题记
在父母亲被批斗审查的日子里（1）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恐怕谁也不清楚自己的命运会是什么，整人的，被整的，造反派，保皇派，革命干部，走资派，叛徒、内奸、工贼，反革命分子，土匪、特务，反动会道门，国民党残渣余孽，地，富，反，坏，右，资本家，阶级异己分子，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一顶帽子就带上了，只要是从旧社会走过来，干过点事的人都惶惶不可终日，寝食难安。
我的父母亲是一家航空企业的中层干部，应该说是工作很出色的干部，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直到现在，母亲去世二十多年了，还被人称赞是真正的共产党员，父亲在工厂里技术和管理方面的杰出贡献，厂史中有专门的章节记载。然而无论你对国家对党如何忠诚，在文革期间也在劫难逃。
母亲在1966年5月文革开始以后，还在市里带领着四清工作队搞四清收尾，直到十月份才回到工厂，接着就被下放到车间劳动改造，之后就是批斗审查。母亲在抗战时期中学期间就加入了共产党，在上海地下党从事学生运动，后来受到过国民党政府警察局的传唤，有人举报母亲是叛徒，尽管很快母亲的审查就有了结论，母亲却在车间里做了六年的钳工。
父亲的情况比较复杂，他毕业于国民党的航空发动机学校，在学校的时候集体加入了国民党，毕业后是国民党空军的少尉军官，虽然在解放前就投奔了解放军，加入了共产党的空军部队，在新中国航空工业建设中是第一代的开拓者。文革开始先是作为走资派揪出来批斗，后被检举是国民党特务遭隔离审查，一直到一九七一年才给了审查结论，恢复工作。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会知道，一个人一旦被打入另册，不仅仅是其本人而且是全家的人都已经成为被社会唾弃的人了。只记得那时候母亲的身体不好，我们家里订有牛奶，牛奶站就设在我们家的楼下，父母亲被揪出来批斗以后，我们家订的牛奶就被取消了，牛奶是不能给坏人喝的。很快家里就被抄了，工厂的革命造反派竟也在我们家里抄出了大量的“罪证”。家里几乎搬空了，工厂大门口的广场上，来自我们家的各种物品竟也摆了一大片，沙发、电唱机、电风扇、收音机、玻璃花瓶、抽纱台布、高档瓷器西餐用具等等，主要都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罪证。后来我亲眼看着父亲拿着斧子把他自年轻时开始积攒起来的数百张胶木唱片，一锤一锤砸成碎片。
父亲每天都要挂着铁牌子站在厂门口低头认罪示众，挂牌子的铁丝太细牌子太重，父亲被勒的受不了，父亲就在家里用厚厚的呢子布偷偷的缝在衣服领子后面，而后来父亲的腰也落下了永远的伤痛。我无法忘记那天的下午，我正在楼下和小朋友们玩，忽然有人跑过来告诉我，来了很多人到我家去抓我爸爸了，我连忙跑回家里，眼看着发着高烧的父亲被从家里带走，父亲发烧干枯起皮的嘴唇，地面上一片狼藉的印象永远的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文革开始弟弟年纪小只有七八岁，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什么是害怕，孩子们之间吵闹打架是常有的事，只是有人仗着自己出身好，哪容得自己的孩子让“坏人”欺负，常有人堵上家门来骂架。有一次弟弟和隔壁邻居的孩子打架，被那孩子的父母找上门来骂，我虽然年龄不大却也忍受不了辱骂，要冲出去拼命，被母亲拉回家里，母亲关起门来痛哭。
文革一开始，父亲就被揪出来批斗，走资派加上国民党残渣余孽，必须清理出革命队伍。我们家那时候住的是工厂分配的一套两间半的新楼房，有厨房有厕所那也是好房子，于是被要求立刻搬出现有住房。要求我们搬到油毛毡棚里去住，所谓油毛毡棚就是建厂初期的临时建筑，使用毛竹搭起的屋架，四壁使用芦苇杆围起来糊上泥就是墙，屋顶铺的是油毛毡，泥土地面，阴冷潮湿不防寒也不抗暑。那时的冬天很冷，我很害怕，父亲却安慰我不要紧，他会在芦苇泥墙上砌出一个火墙，冬天就不怕冷了。那时候，妈妈虽然也受到冲击下放劳动，却还没有出现叛徒问题，妈妈就申诉自己也是房子的住户，父亲有问题母亲却没问题，最后就改为我们家让出一间主卧给工人师傅，母亲找到自己下放劳动班组的钳工施师傅，他刚结婚没有房子，他在钳工班对我母亲一直很好，母亲让他去要这间房子，于是施叔叔就搬来和我们住在了一套房子里。
对于那些被批斗清理的坏人，不光是肉体和精神上的斗争，还要从经济上剥夺他们的权利。父亲的工资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就被扣发了，原来每月一百二十多元的工资只给二十元的生活费，家里的生活就只靠母亲的工资了。那时候我的奶奶和舅公的生活来源都是依靠我父母给的生活费，父亲的工资停发了，可是奶奶和舅公的生活还要靠我们，记得那时候，我经常替母亲去邮局给他们寄钱，也不知道妈妈那时候是怎么安排家里的生活的，我们家也从一个生活富裕的家庭开始变得困难了。
在父母亲被批斗审查的日子里（2）
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全国上下开展起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要求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对揪出来的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行了一次大清查。“清理阶级队伍”是一场“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政治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斗、批、改”的主要内容之一。这时，从父亲原来工作的沈阳一一二厂（即沈飞）发过来揭发材料，那里发现了一个近二百人的国民党潜伏特务网络，有人揭发我父亲就是其中的特务，父亲被关起来隔离审查。从上海也发过来揭发材料，说母亲在上海地下党时曾被国民党抓捕并是叛徒。
记忆深刻的有两次发生在我们家门口对父母亲的批斗会，批斗母亲的那次，一群造反派押着母亲到我们家住的楼前，母亲被架着飞机弯腰低头挨批，大概是母亲为了保护我们不要受到伤害，本来并不作声的母亲突然挺起身来高声呼喊：我不是叛徒！接着招来的就是劈头盖脑的毒打，一个人还揪着母亲的头发把母亲往电线杆子上撞，我害怕极了。批斗父亲是开着卡车过来的，父亲挂着牌子低头站在汽车上，我和我的同学站在汽车下面，同学对我说：你爸爸是国民党特务啊，你怎么办？我低声的说，现在还没有下审查结论呢，我的内心里在发抖，那年我上五年级了。残酷的斗争不管男女老幼，他们就是要在你的家门口羞辱你，要摧毁的是所有家人的意志。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犹如排山倒海席卷而来，清理出来的“阶级敌人”和“有严重问题”的人不计其数，到处都是坏人，不知道为什么就摊上事了，谁也不知道这种事情会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些被“专政”对象，他们的生命没有任何保障，随时要准备去参加各种批斗会，挨打受骂就成了家常便饭。“畏罪”自杀者越来越多，不少人被迫害致死。
父亲第一次隔离是关押在工厂里101厂房的三楼办公室里，那时的情景记得如此清楚，我给父亲送饭，一间空空的办公室，地上铺着三张苇席，和父亲关在一起的有三个人，另外两个人的孩子与我都是同学。看管父亲的造反派很凶，对我厉声呵斥，我内心有些受不了，就和妈妈说我不想去送饭了，妈妈就让小妹妹去，没几天，他们中间一个姓王的工艺科长就从楼上跳下来死了。
父亲的隔离审查被关在很多不同的地方，最早的时候关押在101厂房的三楼一间办公室里，冬天时搬到厂办公大楼前用自行车棚改造的泥棚里，第二年的夏天又转移到了工厂幼儿园的一间空房里，最后是在厂里给苏联专家建的舞厅改造的房子里。
父亲被关起来以后，母亲就再也看不到他了，妈妈想尽了一切办法和爸爸保持着联系。那时关牛鬼蛇神的地方没有食堂，都是家里给送饭，妈妈就把写好的纸条团起来用蜡封好埋在送去的饭中，而爸爸的回信也就埋在吃剩下的饭菜里，每次妈妈都会让我和她一起阅读爸爸的回信，记得爸爸在信中告诉我们，要相信爸爸绝不是坏人，他绝不会自杀，如果他死了那一定是被人害死的，要我们给他伸冤。
这种联系一直保持了数个月，后来爸爸被转移到新的地方就不让送饭了，关押的地方是由厂里给苏联专家建的舞厅改造的，我们只能爬墙头，在爸爸出来清扫院子时候才可以看到他。关押爸爸的地方没有厕所，当要方便的时候需要向看守报告，批准后由人押着到外面的公厕方便，每次只允许一个人出去，妈妈又让我们和爸爸约定在他上厕所时联系交换信件。弟弟那时不到十岁，人小不容易被注意，到了约定时间，弟弟就会提前在厕所里蹲着等爸爸来，有时爸爸不能及时拿到上厕所的牌子，弟弟就要在厕所等很长时间，这样的联系一直持续到爸爸被放出来。
在父母亲被批斗审查的日子里（3）
爸爸是单位里被审查关押的人中，隔离时间最长的，在那个岁月里妈妈一直是我们兄妹的主心骨，无论是在学校里，还是万人批斗大会上，我们都坚信爸爸妈妈是好人。要知道那时有多少家庭在破碎，多少妻子儿女被迫与丈夫父母划清界限，而我们有妈妈的保护，我们在充满了腥风血雨的年代里，面对着游街示众，万人批斗大会，野蛮殴打，揭发告密，自杀……，我们都安然走过来了。
父亲极为刚强，在专案组隔离审查的逼供信中无论受到什么样的折磨也决不屈服，他绝不会为了自己少吃苦头去搞揭发乱咬，尽管身处逆境，但始终头脑冷静，在一年多隔离审查中未牵连过任何人。有一段时间父亲的日子很不好过，关押了有一年了，父亲却毫不认罪，审查毫无进展，主持审查的军代表非常恼火，对父亲百般摧残，有一次父亲被连续罚站几天不让睡觉。那时候厂里有两个从北京下放劳动的将军，一个姓周一个姓吴，虽是下放劳动却还带着职位，当时就住在工厂为苏联专家修的别墅楼里，父亲他们每天要给院子打扫卫生，于是想要告状。
父亲觉得这两个将军下放劳动到我们工厂一定是受到迫害的，他们在空军是那么大的官一定能管住那些军代表。于是父亲就借着写交待材料的机会偷偷的写了一封申诉信，诉说自己的冤情和在被审查中受到的殴打和体罚。信写好之后，父亲趁着扫院子的机会把信从门缝塞进了周将军家里，父亲还抄写了一份传出来给妈妈保存。没有多久，那位主持审查的军代表就被调走了，审查组开会说有人告黒状污蔑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一定要抓出这个告状的人。
对妈妈的审查是由于有人揭发她是叛徒，主要原因是在上海解放之前的大搜捕中，母亲当时患病在家里休养被特务警察抓捕，当时由地下党在警察局的同志全力营救，并由邻居联名作保才没有逮捕坐牢，很快上海就解放了，这段历史在解放后的审干时已经有了明确的结论。抓捕妈妈的原因是我的舅舅离开上海去解放区参军，一起走的一个女同学的父亲去警察局举报，实际上母亲的地下党员身份并没有暴露。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母亲的一位地下党员朋友被打的实在受不了了，就胡说八道牵连了母亲。母亲为此反反复复写了不知道多少交待材料，专案组也动用了不少力量内审外调，妈妈说：最后还是乔石同志给妈妈写了证明信，介绍了当时的情况才洗清了她的叛徒嫌疑。乔石当时在上海地下党负责学生运动，母亲曾担任上海师专的地下党支部书记，直接属于乔石的领导。
父母亲的问题让我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生活采取了一种躲避的方式，我不愿意参加任何学校的活动。后来我上了初中，我除了上课几乎不愿意在学校里呆一会儿，我躲避着所有的老师和班干部，下了学就走，铃声不响不进教室。有一次我没掌握好时间迟到了，班主任让我交待为什么要迟到，我只是承认自己有错误却不说原因，最后班主任把我逼急了，我说在家里刷锅洗碗了，结果全班同学哄堂大笑，班主任恼羞成怒要我滚蛋，我就站起来和他对骂，后来一位工宣队的工人赵师傅把我拉出了教室。事后同学告诉我，班主任在教室里大骂我是狗崽子，父母是叛徒和国民党残渣余孽。我说他是地主崽子，他的家庭出身是地主。
那时候，我的周围不断的有谁家被抄，谁的父母被抓，谁的父母自杀的消息传出来，市里头工厂里经常召开批斗大会，斗争激烈规模宏大动则就是万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之下人人自危，工厂的组织部长一位抗联老战士被诬陷为日本间谍上吊自杀了，厂长是一位叱咤风云的抗日英雄触电自杀未遂，工艺科长和副总工程师先后跳楼自杀等等，他们的孩子都是我的同学。一次学校参加工厂批斗大会，我们坐在下面，眼看着批斗对象被打的鼻青脸肿鲜血淋淋，一位姓闫的副厂长在台上被打的跌倒在地惨叫不止，他的女儿也是我的同学就坐在台下面。会上有一个比我们大一点姓高的男孩子发言，要与他的父亲划清界限，要求他的父亲老实坦白交代罪行，回头是岸。姓高的那个人也是从沈阳一一二厂过来的，原来是我父亲车间的计调室主任，现在是厂里的劳资科长，也是因为特务嫌疑被抓。审查的时候经不住拷打就乱咬，胡说八道咬了不少人，后来大概是良心发现就翻供，接着就招来更严厉的折磨，反反复复遭大罪了，在台上发言的是他的大儿子，他的老婆也与他要划清界限，他家里的老母亲更是受苦了。
在父母亲被批斗审查的日子里（4）
爸爸有一个好朋友姓金是杭州人，厂里的冶金科长，和我家住在一栋楼，脾气极好。是两航起义的功勋，回国以后受到周总理的接见，还是全国人大代表，隔离审查的原因也是特务。他被抓进去以后，与我父亲关在同一个地方，他的太太一直在家里没有参加工作，和我母亲关系也很好。那时候，金妈妈每天都要到关押她丈夫的大院门口，等着金伯伯出来打扫卫生时看上一眼，天天不断。我父亲看着金妈妈每天趴在铁栏大门外张望的身影非常感动，父亲悄悄地写了一首诗，在打扫卫生时塞给了金妈妈，写的是什么我没见过，这是他的小儿子后来告诉我的。金伯伯胆子很小，不管专案组说他什么罪行，他都承认，但是绝不牵连别人，后来审查结束放出来没多久，就生肝癌去世了，我去医院里看过他，脸色蜡黄瘦的皮包骨头，他受过的苦都随着他走了。
爸爸还有一个好朋友姓沈是宁波人，厂里的机动科长，也和我家住在一栋楼，性子刚烈。他也是因为特务嫌疑被隔离审查。沈伯伯被抓起来以后受尽折磨，忍受不了就撞墙自尽，结果没死了，后来前额上就一直留着一大块疤，挺吓人的。沈妈妈和我母亲关系一直很好，她家里有什么事都找我母亲商量，后来沈伯伯是生脑瘤死的，不知道与他自杀时碰头有没有关系。
我忘记了父亲是什么时间从隔离审查的地方释放回家的，父亲放回来以后，母亲就把父亲在关押期间传递出来的纸条都烧了，有厚厚的一叠，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可惜，可是那时候哪敢保存这种东西，一旦被人发现，后果难以想象，我非常钦佩母亲的勇敢和机智。关在牛棚里的时候父亲写过一首诗，“阳光灿烂压严寒，晴空万里心胸宽。冷宫只住自衰人，胸怀朝阳向前看。”他是一个极其坚强豁达的人。
父亲被关了一年多终于回家了，可是还要到车间里劳动改造，在车间里父亲干的是车工，我常常会溜进厂里看父亲工作，只记得父亲操作车床不停的摇动车刀上下零件，感觉他很累，后来父亲搞了一个射流控制的自动车削装置，于是他就能够坐在车床旁的藤椅上轻松的工作了。没有了批斗审查，除了上班父亲都在家里，父亲成了家里所有事情的行家里手。父亲烧的菜很好吃，色香味俱全。父亲从上海买回来一部缝纫机，就开始为我们做衣服，有些是用他和妈妈的旧衣服改的，他还在家里架起大锅给衣服染色。父亲收集了很多零碎的木块，就在家里做木工，拼拼凑凑的做了两个衣橱。
我在学校里从不惹事，可是总躲着老师和班干部，我的班主任一直想抓住我的小辫子整我，我没什么不良行为，学习也很好，顶多就是不积极参加集体活动，他拿我也没什么办法。一九七一年父亲的审查有了结论，后来恢复了工作补发了工资，我就更不怕班主任整我了。九一三事件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学校里传达中央文件，我在班里坐在最后一排，趴在桌子上看书，结果被班主任逮住了，他大概认为我总算是犯下错误落下把柄，于是让我站起来厉声呵斥，谁知我并不买账大声反驳，刚好下课铃响了，他就让我去办公室。在办公室有很多的老师，窗户上也趴满了同学在围观，班主任历数我的罪恶，我则反驳说他在班级管理时打压我的种种不满，班主任的批评变成了两人的吵架，有老师看不下去了，就劝我离开办公室。我一出来，同学们就围着我说，这次你要倒大霉了，我说我不怕。自此以后，我每次见到班主任都是仰脸而过，连看都不看他一眼，直到我高中毕业下乡插队，我都没有再和他说过一句话，他也没有再找我的麻烦。我俩的过节直到我上了大学回家时才缓和了，一次我在澡堂碰着班主任，一晃快有十年了，我主动的和他打了招呼，还帮他搓了背。
对父母亲的审查隔离结束了，家里的一切渐渐的又恢复了平静，虽然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那些和我们家已经没有直接关系了。
一九七一年夏天父亲被释放出来，舅舅从杭州来看我们
写于2017年2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