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如何为“变法”辩护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衰微，各诸侯国为了能够在诸侯国竞争中取得优势，纷纷聘请社会上的优秀知识分子参与变法。各国的既得利益者当然不甘于自己的地位被削弱，纷纷行动起来由此产生了剧烈的新旧势力的冲突。一些新兴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官员，为了能够在与旧派贵族的竞争中取得优势，纷纷开始组织人手编撰书籍以阐述自己的政治与社会主张。下面这篇小故事就是《吕氏春秋》里的一个发人深省的案例。

楚国人想要偷袭宋国，派人先把河水的深度标记好。不久后，河水暴涨，楚国人不知道，仍然按标记在夜间涉水过河，淹死的人有一千多人，军队变得像城里房屋倒塌一样惊恐。先前他们做标记时是可以沿着标记过河的，如今河水已经上涨，他们还按标记过河，这就是他们失败的原因。

如今世上主张仿效古代帝王法典的人，就像这样。他们所处的时代和先王的法典都发生了变化而不同了，却因为是先王的法典就要效仿它。用这样的方法治理国家，难道不觉得可悲吗？所以治理国家没有法度就混乱，但守着先王的法典不变就会有错误，混乱和错误是不能保住国家的政权的。世道变化了，变法是应该的。这就好像一个名医，对于千变万化的疾病，用的药也千变万化。病变化了，但药不跟着变，那么原来可以长寿的人也会变成短命。

所以，做事一定要按照方法来行动，变法的人应根据时代的变迁而有所变化。如果按着这样做就不会做错事了。那些不敢议论法典的人，是一般的百姓；拼死去维护旧的法度的是官吏；按照时代的变化来变法的是贤能的君主。所以，古代拥有天下的七十一位君王，他们的法度都不一样。这不是为了要和别人不同，是因为时势不同的原因。所以说，能利索地砍断东西就是好剑，不一定要求得莫邪剑。能日行千里的就是好马，不一定要有千里马的名声。那些成就功名的人就是古代帝王的千里马啊。

楚国有一个渡江的人，他的佩剑从船上掉进了江里，他马上在船上刻了一个记号，说：“这是我丢了剑的地方。”船停了后，他在所刻记号处跳下水去找剑。船已经航行了一段距离，而剑是没有移动的，像这样来找剑，不是太荒谬了吗？用旧的法度来治理国家的人，和这个人一样。时代已经变了，但法度没有变，用这样来治理国家，难道不困难吗？有一个从江边走过的人，看见有人正要把婴儿扔到河里去要他游泳，婴儿啼哭，于是问其中的原因，他回答说：“这个孩子的父亲擅长游泳。”孩子的父亲虽然擅长游泳，但他的孩子就马上会游泳吗？像这样对待事物，也一定是荒谬的。楚国处理政事的情况，就跟这很相像。

格劳孔有话说：变法者，要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精神，但是变法的过程一定要维持在社会能够接受的范围内，不可为了理想的目标强行去推动。这样反而可能功败垂成。要知道，最好的因，可能结出罪恶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