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年，看博物馆中的最“牛”文物！
《山海经·海内经》曰：“后稷（后稷是古代周族始祖）播百谷。稷之孙曰叔均，始作牛耕。”牛作为农业丰饶的象征，一直是古代农耕文明最大的财富，也享受着国宝级的待遇。
在中国人眼中，牛勤劳、善良、忠诚、健壮，它是生活的盼头，也是国泰民安的象征。尤其经历了庚子鼠年的多灾多难，对牛年的美好期盼更加强烈。
韩滉五牛图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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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牛图》卷，唐，韩滉作，纸本，设色，纵20.8厘米，横139.8厘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本图无作者款印，本幅及尾纸上有赵孟頫、孙弘、项元汴、弘历、金农等十四家题记。 《五牛图》是目前所见最早作于纸上的绘画，纸质为麻料，具有唐代纸张的特点。图画五牛，形象不一，姿态各异，或行或立，或俯首，或昂头，动态十足。其中一牛完全画成正面，视角独特，显示出作者高超的造型能力。作者以简洁的线条勾勒出牛的骨骼转折，筋肉缠裹，笔法老练流畅，线条富有力度和精确的艺术表现力。牛头部与口鼻处的根根细毛，更是笔笔入微。每头牛皆目光炯炯，作者通过对眼神的着力刻画，将牛既温顺又倔强的性格表现得极为传神。作品完全以牛为表现对象，无背景衬托，造型准确生动，设色清淡古朴，浓淡渲染有别，画面层次丰富，达到了形神兼备之境界。以牛入画是中国古代绘画的传统题材之一，体现了农业古国以农为本的主导思想。韩滉任职宰相期间，注重农业发展，此图可能含有鼓励农耕的意义。《五牛图》是其作品的传世孤本，也是为数寥寥的几件唐代纸绢绘画真迹之一，因此不论其艺术成就还是历史价值都备受世人关注。
陶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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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牛，元，高9.7厘米，长18厘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牛呈卧式，头右侧，眼凹，向上方斜视，鼻上翘，双唇紧闭，双角短小，身体肥壮。此作品刻画细腻，如眼睛周围的多层皱皮、颈下分布的条状毛均清晰可见。腹部浑圆，后臀部呈弧线形，整体形象生动。
陶黄釉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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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黄釉牛，隋，高9.5厘米，长22厘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此牛表面施黄釉，身体及五官的处理简洁明快，动物的卧姿和憨厚温顺的性格刻划得栩栩如生。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关注世界的目光不仅放在人类自身，还体现在动物身上。牛是中国农耕社会不可或缺的角色，也是古代牺牲中的主要祭品之一，无论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是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均占有重要地位。随葬明器中牛的大量出现既体现了当时的葬俗，也表明人们对其关注程度的提高。
黄杨木雕卧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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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杨木雕卧牛，清，通高8厘米，长12.3厘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圆雕卧牛，四肢着地，顾盼回首，脊背高耸如瘤，肋骨嶙嶙。一小兽嬉戏于卧牛身畔，亦弯身回首，作亲昵状。二兽动势互相呼应，小兽戏卧牛之尾，牛尾则自然搭于小兽身上，愈显联系之密，构图之巧。作者对卧牛颌下之褶皱及压于腹底的后肢只作简化处理，而对尾鬃则刻划精细。雕刻繁简得宜，匠意高超。更可关注的是，二兽貌相高古，似加入了一些想象成分，非一般田间俗物可比。卧牛凸睛阔口，鼻翼贲张，角弯如月；小兽身健骨清，造型奇特，耐人寻味。 卧牛背后有二嵌孔，依二兽神态及组合关系，原件背上似应还有一小兽。 此作虽是小品，却摇曳多姿，布局精当，刀法娴熟，是传世黄杨木作品中较为突出者。
石湾窑牛式花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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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湾窑牛式花插，清，长19.5厘米，高11厘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此花插作牛式造型，胎体厚重，造型新颖。花口内饰黄釉，其余处满施深蓝釉，釉层凝厚，深蓝色釉中渗化出葱白色雨点状花斑，牛首及腿又呈现出窑变的效果。其窑变以蓝色为基调，虽仿钧窑，却又大不相同，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石湾窑因位于广东佛山市石湾镇，产品仿钧窑釉色，故又被称为“广均”。石湾窑以陶塑和建筑陶瓷著称。此件花插将牛雕塑得憨态可掬，釉色以蓝色为基调，变化万千，虽仿钧釉，却又大不相同。为石湾窑的代表作品之一。
陶酱黄釉牛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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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酱黄釉牛车，隋 ，高41.5厘米，长53厘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牛四足直立，牛眼突出，嘴前伸，牛角竖立，昂首前行。牛车以酱黄釉为主基调，车顶为卷棚式，前后出檐，轿厢前面用竖线条表示车窗，施以浅黄釉, 车身塑造写实，给人真切之感。底座、车轮、车篷、牛均为单独制成后粘接而成。 魏晋南北朝及隋至初唐，陪葬明器中既有马也有车，前者多是为男性提供的，后者则是为女性准备的。为女性提供的牛车，取其行驶稳健，无颠簸劳顿。此外，魏晋时期文人士大夫以牛车为清玄高远的标志，乘坐牛车遂为时尚。墓室中牛车的大量出土既是墓主人出行的生活写照，也是社会思潮的具体物化。
寿山石童子牧牛纽“白发向人羞折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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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章白寿山石制，长方形，童子牧牛纽，侧款。印文篆体，白文，右上起顺读“白发向人羞折腰”7字。印面有阴线边栏。边款阴刻隶书体“天启四年十月二十有五日。宏度。” 此印印文出自宋代陆游《剑南诗稿·卷九·醉中出西门偶书》诗句。此印相对汪泓早期的篆刻灵动略逊，而以规整风貌示人。文字笔势硬折，中含险峭，略有凿刻之意。整体布局均匀，印文力求对称，密而不繁，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玉童子牧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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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初期，上海博物馆藏
青白玉质，局部有糖色，圆雕。主体为一卧牛，牛背有一童子，左手扶牛角，右手执穗，似正攀爬而上。
隋唐以降，玉器转向生活化、玩赏化，艺术陈设品应运而生。至明清，富贵人家无不摆放玉质陈设以彰显文化品位，又以玉质人物、动物、山子等较为常见。童子牧牛题材极富生活气息，兼具乡野之乐，一派天真，至今仍广受青睐。
八牛贮贝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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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 ，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上海博物馆藏。
此件器物是反应滇文化青铜特色的标志性器物。贮贝器是云南地区滇族特有的青铜器形制，牛和虎是常见的装饰题材。这件贮贝器出土时里面装有贝币，圆盖上塑有八头姿态各异的牛，所以得名。器物整体呈束腰圆筒形，器盖上铸有一头大牛和七头小牛。中间的大牛立于鼓型座上，长角弯延前耸，威武雄健。七只小牛低首垂尾环绕在盖沿。腰部是两只虎形耳，虎的造型威猛，虎视眈眈。
犀牛形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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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清，高4.8厘米，长12厘米，湖南博物馆藏。
水滴，又称“砚滴”。此水滴为犀牛屈肢衔杯造型，犀牛双目圆凸，鼻翼外张，两耳收拢，背部有圆形注水孔，尾下垂分叉，犀牛口部有一圆孔，水从此孔流入所衔杯中。构思巧妙，形象生动，富有生活情趣。
牧童骑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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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清代，长18.4，高17.5厘米，湖南博物馆藏。
陈设器。牧童横坐牛背短笛横吹，水牛卧地昂首，卷起的尾巴体现了水牛的悠闲心态。体态健硕的水牛与顽皮可爱的小童形成鲜明的对比，反映了江南水乡的牧童放牛的画面。
“敕庙”铜牛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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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青铜，1949年长沙桂花园出土，通高50厘米，长40厘米， 宽25厘米，湖南博物馆藏。
古代照明用具。以牛为灯形，牛角中空，上与一带喇叭状罩的圆管互相扣合，喇叭口正对牛背上的灯盘，牛腹中空，可盛水，点灯时，烟可由罩口进入圆管由牛角处进入盛水的腹中，保持了室内的清洁卫生，是较早的环保灯之一。灯盘和喇叭状罩之间置有灯罩，既可挡风，也可调整灯光的照射角度。牛腹部右侧铭文为：“敕庙牛镫四，礼乐长监治”，此灯为主管礼乐的长官为长沙王宗庙监造的灯，铸造精良，是汉代灯具中的精品。
唐牛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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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纵5厘米，高8.9厘米，浙江省博物馆藏。
由牛拉车组成，车蓬施黑釉，牛、车、人物白釉，车轮、人头、牛眼均有黑色点彩。牛四足着地驭一高蓬牛车，舱内坐一人，牛左侧一人似在套牛。制作质朴古拙。似应北方窑产品。
西汉铜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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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铜牛，浙江省博物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