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年龄的胡玲玲

一

我儿时居住的地方叫九栋公房，是电厂最早的家属区。九栋瓦房两两一排沿坡修建，逐级而上，到五六栋时已是坡顶，从七八栋开始又走起了下坡路。第九栋公房更是独独落在坡后，屋顶还不及五六栋的地面高。

每栋公房有五户人家，各有前门和后门。端头两家的位置最让人羡慕，每间屋子都有窗户，采光好，又通风。不像中间三家，20瓦的白炽灯是唯一的光源，坐在屋里环视一周，除了墙，还是墙。

我家便在第六栋的端头。透过窗户，能看见路旁的电线杆，靠近杆顶处绑了一个大喇叭，黑线弯弯绕绕松松垮垮，一副暮年之相。这喇叭时常让我担忧，生怕哪天从下边经过，它便寿终正寝，直直落在我头上。

喇叭虽垂垂老矣，工作倒也尽职尽责。每到下午六点，众喇叭齐奏下班进行曲，公房的小孩便从各门各户钻出来，聚在我家门前的路上。谁家大人出现在坡底，谁就跑回家门前，扯着嗓子朝里边大喊：“妈！老汉回来了，快点炒菜！”

这项全民活动有两个孩子从不参与。一个是我家斜对面的梁琦，她家的沙发比牛皮糖还要粘，只要电视一开，她的屁股就怎么也挪不动了。另一个不参与活动的，便是胡玲玲。

二

写胡玲玲的故事前，我决定向我妈和几位阿姨打听打听。当我问起胡玲玲哪年出生时，几位中老年八卦之友却难得同时患了失语症。她们面面相觑，突然对自己的消息失了把握。

“八一年？”周嬢嬢不太确定。（嬢嬢：重庆方言，意为阿姨）

“不对头，”池嬢嬢摇头，“她比我们薇薇大，薇薇是八零年十月的。”

……

看几位阿姨争论不休，我忍不住岔了一句：“她是哪一届，有哪些同学？”

九栋公房的孩子都在电厂子弟校念小学，年龄相近的均是同届，“想不起本人就想同学”是回忆小辈年龄的有效方法。

我正为自己的机敏而得意，我妈却白了我一眼：“她一天学都没有上过，哪来啥子同学！”

一天学都没上过的胡玲玲是个傻子，九栋公房的白天和夜里都没有她的身影。她唯一可能出现的时间，只有日落和天黑前的缝隙。

当新闻联播的标志性音乐响起，胡玲玲便在父亲胡四叔的搀扶下进行每日一次的户外活动——绕着九栋公房走一圈。

走路对胡玲玲来说并非易事。她的个子不高，四肢短而粗，走路时右脚往外拐，左右两肩高低耸动，一边走一边发出含混不清的叫声。她的行进方式与其叫走路，不如叫挪动来得贴切。

胡四叔从不嫌弃这个缓慢挪动的女儿。他拉着胡玲玲的手，满脸笑容，连嘴边都漾起了波纹。公房的邻居们也从屋里探出半截身子和他打招呼：“胡四，又带玲玲出来散步啊。”

“是撒！”胡四叔总是笑嘻嘻的。回应了邻居，他会拍拍胡玲玲的肩头：“玲玲，快打招呼说李嬢嬢好。”于是胡玲玲那些意义不明的“啊——”“昂——”“呃——”的声音叫得更大，拖得更长。伴随着这些声音出现的，还有胡四叔引以为傲的表情。

三

我却欣赏不了胡玲玲的叫声。也许是听多了街头巷尾 “傻子打人”、“傻子咬人”和“傻子砍人”的小道消息，在我耳中，这声音总蕴含着几丝危险气息。远远地，我便会躲进屋里，掩上门，盼着她快快离开。

门虽掩上了，好奇心却抑不住。我又把门轻轻拉开留出一条缝，再将半张脸贴上去，感觉安全了不少。

虽然同我们一样长着眉毛、眼睛、鼻子和嘴巴，但组合在胡玲玲的脸上却有一种不忍入目之感。两只细长的眼睛隔得老远，像成了精的鲶鱼。塌鼻梁好似被人用模子狠狠压了几下，微微下凹。最让我难受的是她的嘴，两片厚嘴唇被看不见的棍子支着，总也闭不拢。舌头从黑乎乎的口里伸出来，仿佛下一秒黏糊糊的口水就会滴下来。

不过滴口水这种不体面的情况从来没在胡玲玲身上发生过，或者说，没在人前发生过。因为每到这时，胡四叔就会熟练地从裤兜里掏出手绢，仔仔细细在胡玲玲的嘴边轻轻擦一圈，动作温柔得像在擦拭新生儿的脸。他一边擦一边笑着说：“哎呀，我们玲玲想和爸爸说话，爸爸晓得！”

胡玲玲和街上傻子不一样的，还有穿着。街上的傻子们总是蓬头垢面，每件衣服上面都有着油腻腻的一层，混杂着好几年的灰尘和当月份的口水。

胡玲玲则和九栋公房其他的孩子一样，从头到脚即干净又清爽。她的头发剪得很短，像个男生。每过一段时间，她都会穿着新衣服在公房散步。有一年夏天，胡四叔给她买了一条红底白点的荷叶边连衣裙，让我很是羡慕。

九栋公房的嬢嬢婆婆们都说，胡四叔是整个电厂有史以来最有耐心的爸爸。

四

说到这个话题，嬢嬢们又来了精神。周嬢嬢说：“胡四对这个女儿确实好，听说连卫生巾都是胡四换呐！”

我妈也在一旁附和：“我也是这么听说。”

这让我难以置信：“真的吗？”

“不但卫生巾是胡四换，给玲玲洗澡这些事他也要做！”池嬢嬢说。作为胡四叔一家多年的邻居，池嬢嬢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更有发言权。

“那朱阿姨呢，她不照顾玲玲吗？”在我的概念里，妈妈和女儿理应更加亲密，平常新闻里“母亲照顾残疾儿子几十年”“母亲照顾重病女儿不离不弃”也见得更多。

“朱慧啊，”池嬢嬢想了想，“也要照顾，平时胡四上班去了，给玲玲喂饭，帮上厕所都是她做。不过洗澡换纸都是胡四的事，胡四说朱慧做事毛手毛脚，点都不下细。”（下细：重庆方言，同细致）

朱慧是胡四叔的爱人，玲玲的妈妈，九栋公房的孩子都叫她朱嬢嬢。

朱嬢嬢的个子不高，一头短发硬而粗。当胡四叔带着玲玲在公房散步的时候，她早已在麻将桌前翘着二郎腿坐定，右手食指和中指夹着一张四条或者七筒，在桌上一下接一下地敲，不耐烦地等着麻友的到来。

不论在哪家麻将馆，朱嬢嬢都是最显眼的。这得益于她脖子上比面条还粗的金项链，以及几乎戴满10个指头的金戒指。

牌局间隙有麻友开玩笑：“老朱，你戴这么多金首饰做啥子！”

“我还嫌不够多呢，”朱嬢嬢瘪了瘪嘴，“都晓得我们胡刚有个傻子姐姐，我还要靠这些东西给我们胡刚讨媳妇！”

五

胡刚是胡四叔的小儿子，样子一般，身高一般，脑袋瓜子也一般。再加上有胡玲玲这样一个姐姐，想要结一门称心如意的亲事并不容易。怎么办？胡刚和胡四叔父子俩都想在钱上做文章，却都在钱上栽了大跟头。

胡四叔是电工出身，动作快，技术好，勤勤恳恳一路干到车间主任。2000年时，又调到了电厂的多经公司。要知道，多经公司是多少人削减脑袋都想挤进去的肥差。在车间，不管你做多少事，每个月的工资都是固定的。多经公司却能对外承接安装、维修业务，干得多收入也多。

可这肥差胡四叔却没干多久。不到一年，从爸妈低声的谈话和公房老人树下的闲聊中我听到，胡四叔和多经公司另两位叔叔都被警察带走了。

说到这里，我妈和两位阿姨的情绪都有些低落。

“胡四叔到底犯了什么事？”这个问题我十多年前就想问。

池嬢嬢叹了一口气：“都是钱惹的祸。”

当年多经公司承接了一个安装项目，对方付款两万。这两万块钱本该上账，却被胡四叔和另两个负责人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兴许是运气不好，那年正好遇上厂里核查库存，账目和实物对不上，胡四叔他们想了个库房遭贼的借口，没想到厂里直接报了警。

虽然找了关系退了赃，法院也判决监外执行，但工作是保不住了。好在胡四叔还有一手好技术，他只身一人南下广州，家里好歹还能正常运转。只是从那时开始，当新闻联播音乐响起的时候，九栋公房再也没有胡玲玲缓慢挪动的身影。

“胡四一走，玲玲就可怜了，”池嬢嬢说，“胡刚去市里念大学，家里只有朱慧一个人。白天她要上班，晚上要打麻将，只有玲玲一个人在屋头。”（屋头：重庆方言，意为家里）

周嬢嬢也点头：“好多人都说玲玲有时候在屋头叫，听说有一回朱慧晚上回去发现玲玲把屎拉了一裤子……”

那时所有人都不知道，胡玲玲更可怜的日子，还在后头。

六

就在胡四叔南下打工后的两三年，胡刚大学毕业进了一家公司，还交了一个女朋友。

胡四叔和朱嬢嬢很是高兴，用大半辈子的积蓄给儿子付了一套两居室的首付，还买了一台车。胡刚的工资并不高，房子有贷款，车子得烧油，小两口要吃要穿还要玩，钱从哪里来？

他开始找九栋公房的玩伴们借钱，少的两三千，多的一两万。到了还钱的日子，他又开始用信用卡进行套现，拆东墙补西墙。

当胡四叔和朱嬢嬢接到银行电话知道儿子恶意套现的时候，胡刚在多家银行的欠款总额已经超过了三十万。如果不还钱，就要坐牢。

“那怎么办？”听到这里，我很着急。

“还能怎么办，”周嬢嬢说，“肯定是还钱啊，总不能让儿子去坐牢。”

我妈很是感叹：“胡四两口子棺材本都拿出来了。”

池嬢嬢摇头：“何止棺材本，胡四之前专门给玲玲存了一笔钱，是想等以后他们俩老了可以请人照顾玲玲，也拿出来了。”

儿子免了牢狱之灾，胡四叔算是松了一口气。他回到重庆，在市区找了份差事，收入虽然不及沿海，胡四叔心里却还满意，一来盯着胡刚以免再犯，二来离电厂也近，到九栋公房只消一个半小时车程，也好照应朱嬢嬢和胡玲玲两母女。

胡刚的事情虽然过去了，朱嬢嬢却大受打击，没多久就被确诊患上了脑癌。郊区的医生处理不了这样的病症，胡四叔只能把朱嬢嬢带到重庆的大医院进行手术。

手术后公房的不少邻居前去探望，回来都说朱嬢嬢剃了光头，还取了一块头盖骨，头顶塌了一块。坐在轮椅上话也少了，像换了一个人。

朱嬢嬢的身体经不起折腾，为了方便后期的放疗和化疗，胡四叔和朱嬢嬢两口子从九栋公房搬到了市里，和胡刚住在了一起。

“等等，”我打断了几位阿姨的叙述，“胡刚走了，胡四叔走了，朱嬢嬢也走了，那胡玲玲怎么办？”

七

胡刚在重庆的房子只有两居室，他们两口子再加胡四叔两口子，屋里已经是满满当当。胡四叔要照顾行动不便的朱嬢嬢，也分不出精力来照看胡玲玲。

“听说送到街上的吴家托人照顾了。”周嬢嬢说。

“哪个吴家？”离开电厂十多年，我一时想不起来。

“就是那个吴家，”我妈接过话，“家里三个傻子，大犬，二犬，三犬那一家。”

一说大犬二犬三犬，我脑袋里的形象瞬间鲜活起来。吴家住在街上，临街有个铺面，卖花椒海椒三奈八角。管账的是个女人，应该是他们的妈妈，样子我已经记不清了。

儿时我不敢单独上街，哪怕爸妈多出几角跑腿钱也绝不妥协。这犬三兄弟便是我恐惧的来源。

他们三个长得很像，个子矮矮脑袋圆圆，头发稀稀疏疏像秋收后的麦田。与胡玲玲不一样，他们能够说简单的词句，动作虽不协调但能自己行动。但他们明显没有胡四叔这样一个好父亲，衣服上总有深深浅浅的口水印子。

偶尔，他们中的一两个会坐在铺面前的台阶上，歪着脖子脸上挂着笑，斜眼望着来来往往的人，看到我和其他年龄相仿的小女孩时，嘴角便会往上扯，露出生锈一样难看的牙齿，让人心里发毛。

我不愿相信，胡四叔竟然把胡玲玲送到了吴家。

“没办法，”池嬢嬢说，“谁愿意接个傻子到自己家里来，只有吴家，反正都有三个了，也不在乎再多一个。”

“后来呢？”我问。

胡玲玲到了吴家不久，不知是一个月，两个月，还是三个月，便死了。没有灵堂，也没有追悼会，甚至她死了这件事也是半年之后才为九栋公房的邻居们所知。

没有人知道她哪天去世，因何去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九栋公房私下流传着各种消息，有人说是吴家三个傻子不知轻重，失手要了胡玲玲的命，也有人说是胡四两口子不堪重负，让吴家三个傻子下的手。

直到2007年胡四叔和朱嬢嬢回到公房居住，各种流言才偃旗息鼓。

早逝的胡玲玲似乎也并未庇护着胡家。2008年，胡四叔被诊断为肝癌晚期。2011年末，胡四叔去世，一个月后，朱嬢嬢去世。胡刚早已和公房的玩伴们断了联系，处理完父母的后事后，他再也没在公房出现过。

而胡玲玲的年龄，终究还是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