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读书笔记23

第二十三章 更新的儒家：宇宙论者

中国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分裂之后，经过短暂的隋朝，来到了中国漫长历史中的黄金时代——唐朝。

唐朝的强大和皇帝的权力使得儒家思想在此成为国家确认的官学，公元六二二年，开始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标准的科举制度，皇帝甚至出面颁布儒家经典的注释文本。

但是在道家思想再起和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人们对人的本性和命运的问题感到了更大的兴趣，儒学此时丧失了过去在孟子、荀子、董仲舒时代所拥有的活力。

韩愈和李翱

到了唐中叶之后，韩愈（公元七六八至八二四年）和李翱（公元八四四年卒）才通过对《大学》和《中庸》做出新的解释来回应时代提出的新问题。

世代相传的“道统说”到了韩愈和李翱再次兴起，后来的新儒家都以继承道统自诩。不过他们也确实继承了孔子学派中理想主义支派，特别是孟子的神秘主义倾向。他们便被称为道学家，他们的哲学成为道学，后来也称为宋明理学，或者宋明道学。

新儒家是三个思想来源的混杂物：儒家本身的思想、佛家思想、连同经由禅宗而来的道家思想，道教和阴阳学家的宇宙论观点也拥有重要地位。这三种成分不少地方还互相矛盾，要把它们结合成一个思想体系用了很长时间，直到宋朝才形成明晰的思想体系。最开始，它所关注的是宇宙论问题。

周敦颐的宇宙论

第一个讲宇宙论的哲学家是周敦颐（公元一O一七至一O七三年），他的别号濂溪先生更加为人熟知。周敦颐从《易大传》得到启发，把其中思想加以发展，将道教的图像加以修改用以阐述自己的思想。我们今天看到的太极图就是从周敦颐传下来的。

周敦颐的《太极说》就是在“易传”的思想上发展而来。并为后来宋明理学最重要的大师朱熹（公元一一三O至一二OO年）的宇宙论提供了基本的轮廓。

精神修养的方法

佛教的最终目的是引人成佛，儒学也有一个最终目的，便是引人成圣。区别在于佛家提倡的修行在社会之外，而修养成圣则需要在人海之中。

对宋明儒学来说，如何成圣是一个主要问题。周敦颐主张“主静”，意思是“无欲”。周敦颐在其《通书》中解释，他所说的“无欲”和道家的“无为”、禅宗的“无心”是差不多的。这里的“欲”，一般指自私的欲望。可用孟子的一段话说明。一个孩子落井，一个人的自然冲动便是要去救人。这种直觉便是周敦颐说的“动直”。但是，如果人不是凭本能去行动，而是停下来左思右想，也许会想，这个孩子的父亲是我的仇人，是否要理睬这事；也许会想，这是我朋友的孩子，所以我一定要去搭救。只要进行这样考虑，无论哪一种，他就受自私的再思考所驱使。这就失去了“静虚之心”，便不会有“动直之心”了。

周敦颐的成圣之方接近禅僧倡导的“率性而活，率性而行”。

邵雍和张载

还有两位讲宇宙论的哲学家值得一提。

一位是河南人邵雍（公元一O一一至 一O七七年），号康节先生。他也从《易经》发展出了宇宙论，他的宇宙论使得十二个主卦象的理论更加清楚，他认为他的图解就是为了说明事物的演化规律；

另一位是陕西人张载（公元一O二O至一O七七年），别号横渠先生。他同样从“易传”李发展出他的宇宙论。但他的观点有不同。他特别强调“气”。他认为太极就是“气”，他用“气”的聚散来解释万物的生成和消灭。这个“气”的观念在后来儒家的宇宙论和形而上学的思想里，越来越居于重要的地位。

后来的儒家对张载的著作《西铭》都十分赞赏，因为它把儒家对人生的态度和佛教、道家区分开来。既不像佛教徒那样，自外于万事万物的流程，企图借此打断因果锁链，结束生命的自然流程，也不像道教徒，企图以“养生”延长生命，而是，安然地过一个寻常人的生活，“存，吾顺事；没，吾宁也。”

圣人所做的，无非是每个人应该做的事。但是因为他理解宇宙万事万物的流程，因此他所做的具有一种新的意义。就这一点说，这种新的儒学实际上成为禅学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