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改革成功的根基在于解决好三农问题

商鞅：改革成功的根基在于解决好三农问题

布衣入秦、携风雷之法

在西隅偏僻之邦、蛮荒之地的秦国面临亡国灭种之际，秦国国君秦孝公着眼天下，广求贤才，曰：强秦者，吾与之分土。大争之世，风雷激荡。一介布衣商鞅西行入秦，携李悝《法经六篇》，怀一展风云之志，遇风云际和，在秦国朝野变政强秦的期望下、在秦孝公大力支持之下主持秦国变法，其改革力度之大、尺度之深、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前瞻后顾五百年，无人匹敌。商鞅变法，如持巨斧劈山岳、潮涌卷沉渣，奠定强秦之基，其承战国变法强国之余绪、勇立潮头、锐意变革，领变法强国之风气，开士子入秦之先河。终致秦人奋六世之余烈，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

治史岂能儿女态

以今视昔，人皆愚昧之人，事皆荒唐之事。离开客观冷静理性的视角，一切分析判断难免沦为个人情绪化的泄愤抨击攻讦之说。走近历史真相，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历史记载本身并不是客观传承下来的，秉承秉笔直书的董狐直笔绝迹久也。所以研究穿梭于光阴的隧道中，恍惚于古今之间，只为探究千年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经历了什么，从而窥视族群的文化基因、精神土壤，以便吸气精华、古为今用、造福民众。

褒贬毁誉由他人

蝙蝠型人格的苏轼认为：“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如蛆蝇粪秽也，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然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甚者则名实皆宗之。”，

中国的文人有其独特的处世之法，那就是惯用影射之法。苏轼、司马光等保守派反对王安石变法，从实际看，王安石变法有诸多难产或者说异化的害民之举，客观上却力挽宋朝中期以来的颓势，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富国强兵，国库充盈，收复河湟之地。苏轼贬低商鞅，实乃阐述自己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政治主张，该种评价片面，不足采信。最能反映案件事实的只有当事人，最能反映当代历史的只有当代人。变法成功与否，与家国君民如何，当以结果而论。

司马迁在其《史记》中说：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战国策》：“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

为什么商鞅变法中某些制度历经千年延续至今，其中关窍不可不深思。那场千年之前变法时面临的问题历经千年犹存，其变法的某些举措不得不分析，所以，今天小编钩沉史海、翻阅黄纸，吹去千年尘埃，独步千古荒野直道，试观之：

耕者必须有其田

纵览古今，三农问题影响着任何一个王朝的兴衰，事关社稷的长治久安、事关王朝的人心向背。土地兼并永远是王朝最可怕的毒瘤，然而只要是在土地私有的情况下，土地兼并永远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结果，土地兼并的后果是流民迁徙、贫富悬殊、朝廷失去兵源和税源，天下之丁口赋税不在朝廷、不在庶民，操之于门阀大族之手，故能主导王朝之更替，千年之间，皇朝变更、战乱频仍，不过是士族门阀在更换利益代理人的政治选择。所以说：王朝之兴衰在于朝廷治下自耕农之多寡。

商鞅变法，是一场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大变革，古代变法的手段依然是依靠一个阶层打到一个阶层的斗争。改革必然有阻力、有阻力必然有反扑，在殊死搏斗之中，主导改革的力量是否强大，自上而下的改革是否敢于大刀阔斧、刀刃向内非常关键。

商鞅认为：要改变秦国积贫积弱的面貌，要想给改革开好局，首要问题是解决农民和土地的问题，只要争取到了广大的庶民，改革就有了坚实的基础，朝廷也就有了兵源和税源，支持拥护改革的力量实力大增，改革就会向纵深推进。所以商鞅改革的第一步是：解放奴隶、释放佃农，增加自耕农，百亩授一夫；移风易俗，改变过去秦国举家同居的恶俗，男子成年娶妻之后必须另居成户。以上举措使国府管辖的自耕农数量大增，国府有了稳定的兵源和税源，中央的力量上升提高了对秦国全境的管控能力。

改革难免有阻力，讲究策略很重要，必须坚持团结多数、孤立少数、因病施药、各个击破。对于顽固派必须迎头痛击，秦孝公、商鞅为此将保守派代表甘龙、杜挚等明升暗降、置以虚位，体现了改革者的行政技术和讲究策略。对老士族孟、西、白三家进行敲打。体现了改革者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高超谋略。对不服从改革命令的民众进行依法处置。体现了改革者坚持改革的坚定信念和强大定力。将阻碍变法、触犯法令的太子嬴驷、太子右傅赢虔、太子左傅公孙贾依法制裁。体现了改革不是避重就轻、腾挪闪躲，改革的真实性不容置疑，法律的严肃性不容挑战。改革面前没有避风港、局外人。

粮食永远是战略资源

国虽安，忘战必危。孔子说：足粮、足兵、足食。此三者是国家稳定的三鼎，缺一不可。所以在商鞅的《商君书》里他用好几个篇章来阐述扩大粮食生产的重要意义和实际举措。商鞅变法的核心是“奖励耕战”，为此在军功爵之外设置农爵，在秦国，种地打粮不仅是一种身份，更是一种职业。农民在缴租之外，额外多交粮食可以获得国家的奖励，那就是爵位。爵位是国家对农民贡献的一种褒奖，是一种社会身份的肯定，种地光荣不再是一种虚假的口号，成为一项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的利益。将国家战略需要和农民切实利益有效结合起来，利用参与社会发展机会均等，彻底打通阶层流通渠道，为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正确性和可行性，正确合理的政策激励着农民种地的积极性，这为秦国的对外战争和国内治理积淀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转移剩余劳动力的问题

中国历来的问题根源是人地矛盾的问题，有限的土地不能承载民众的生活的时候，各种社会问题就会层出不穷，一个个失去土地的民众流离失所，不免铤而走险，如何转移剩余劳动力就显得至关重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措施常规办法就是资源重新配置，然而这样一来必然损害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既得利益者是王朝的中坚，伤害他们必然造成政权的不稳定，因此，商鞅另辟蹊跷，转嫁矛盾，将剩余劳动力打造成国家开疆拓土的战争机器，在战场中获得利益、在战争中净化人口数量。不同于宋朝吸纳灾民进禁军圈养，商鞅的政策是一种实用的、动态、规范的制度，将剩余劳动力转化成战兵、纳入国家规范的阶层转化程序之中，实现真正的消患于未萌。在大肆转移剩余劳动力的时候，务必要慎重考虑是否已经疏通泄洪通道，不搞调研、不了解事情，意欲一蹴而就，必将登高必跌重。

基层治理的问题

商鞅在秦国的基层一改之前的宗族治理，开始行政权力下基层，设置乡吏。为了实现基层社会的稳定，他采用“户籍”制度，确保人口流动的可控性。并在基层实施“连坐”制度，民众互相监督、纠办不法。寓兵于农、兵农结合、为国家储备强大的后备军人。基层治理的好，国家就稳定有序、安定团结。基层治理水平体现着执政者的战略眼光和执政水平。这些举措影响深远。

宝剑虽锈光慑人

商鞅变法已过千年，但那种救亡图存、变法图强，以大争之心屹立大争之世的心志精神却流传了下来。古往今来的改革者下场不可谓不悲惨，但是他们那种舍我其谁的使命担当、不惜以身殉法、燃烧奉献的牺牲精神令人动容。他们主导变法志向之远大、毅力之强大、信念之坚定、谋略之深远、器居之宏大，纵过千年、犹见光芒之慑人。变法必须塑造出一个获得新法红利的庞大新阶层，来支持变法、拥护变法、捍卫变法果实。商鞅变法抓住“三农”可谓提纲挈领、如剑劈脆竹、顺势而为、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