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杨振宁19

这一次争论以后，杨和李有一次长谈。杨、李两人20多年以后分别在各自的论文选集中公开发表文章，都同样提到1962年4月18日两人的这一次长谈。

杨振宁是这样写的：

1962年4月18日，李政道和我在他的办公室有一次长谈，我们回顾了自1946年以来发生过的事情：我们早期的关系、50年代初期、1956年造就那一篇宇称论文的一些事情，以及后来的发展。我们发现除了少数几点，对所有关键的事件都保有相同的记忆。正如同家庭中冲突和解一样，这是一个感情获得宣泄的历程，我们都感到一种解脱后的畅快。但是这个和解并没有维持下来，几个月以后，我们就永远地分手了。

李政道的版本是这样的：

根据杨振宁说的是4月18日，他到我的办公室，说起来名字的顺序还是让他十分烦恼，而且这个问题遍布在我们所有的合作之中：根据字母顺序的“李和杨”让他不开心；“杨和李”又使他看起来不近人情，而一种随机的顺序看起来又有些奇怪。这确实是一个“动辄得咎”的情况，因此我建议也许我们以后不要再合作了。然后他的情绪激动起来，并开始哭泣，说他非常想和我一起工作。我感到尴尬而又无助，于是对他好言相劝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我们都同意，至少我们要停止合作一段时间，事情就这么决定了。

那一年6月，莱德曼(L.M. Lederman)、施瓦茨(M. Schwartz)和施泰因贝格尔准备发表他们第二类微中子(neutrino)的实验结果，杨振宁再一次感到非常焦躁，对于他们论文中提到我们两人名字的顺序忧心忡忡。十分出我意料之外的，杨振宁随后写了好几封信给我，信的内容让人极端不快并且充满了敌意。我对这所有的事感到非常伤心，并意识到我们的友谊已不存在了。

那个时候杨振宁和李政道在布鲁克海文共享一间办公室，杨振宁说他把这封写好的信放在李政道的桌子上就出去了，当时李政道正好不在。后来杨振宁再走进来的时候，李政道拿着这封信过来问他，说上面的英文字“perfidious”是什么意思？杨振宁还记得他和李政道讲了其含义以后，回忆起早年他与年轻的李政道的关系，心中十分懊悔，所以就把这封信撕掉，丢到字纸篓里。后来李政道还是把这封信从字纸篓里拿出来，他看了以后显然情绪受到很大的冲击。

后来杨振宁打电话给在费城的他们的老朋友凌宁，请凌宁来调解一下。凌宁说他到了布鲁克海文实验室待了一两天，但是李政道并不愿意谈，凌宁说他只好无功而返。

杨振宁和李政道决裂的消息传开了以后，他们科学界的好友都甚为震惊。那个时候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院长奥本海默就对两人的决裂不以为然，他甚至以他典型的那种尖锐的说话语气说，李政道应该不要再做高能物理，而杨振宁应该去看看心理医生。

对于杨和李的决裂，物理学界有着许多的看法和猜测。他们两个人在芝加哥大学的同学，后来也在普林斯顿待过，并且做了加州理工学院校长的戈德伯格就说，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们两个为什么吵架，但是对于两个人的决裂非常伤心，认为是他们两人巨大的损失，也是科学界的巨大损失。派斯认为，他们两个都是强人，两个这么强的人的这么亲密的关系，决裂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也有人认为他们两人决裂的原因，来自两人不同的个性和家世背景。杨振宁来自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一般给人以传统中国的印象，像是一个长辈，他个性比较直来直往，对科学的品位很高，对艺术和文学有广泛的兴趣和很好的品位，但是有时会给人一种有距离的感觉。李政道的出身和成长经验相对来说要复杂得多，个性上比较难以捉摸，不过比较美国作风，能够和人开玩笑，比较懂得吃和饮酒上的生活情趣，有很好的艺术品位和收藏爱好，也比较容易来往。但是在内在里面，李政道却是一个个性强悍的街头战士。

另外有人猜测，1957年杨、李两个人得到诺贝尔奖以后，因为盛名之累，是不是也造成两个人之间更大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