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对象的角色转变

昨天，北京通报新增3例社会面筛查新冠病毒感染者，均在经开区。社会面的出现，暗示着可能出现的隐匿传播，难免让人感到些许的恐慌。政府也对此反应迅速，在最短的时间内为77388人进行了赋码弹窗。从认识到了解奥密克戎变异株，人们慢慢减少了对疫情的恐惧，对疫情防控的态度也发生着转变。

疫情刚开始，或者新的变异株刚出现的时候，人们因对未知的恐惧，对疫情防控措施的支持态度较为坚定。根据流行病的防控经验，隔离感染者就是隔离病毒传播途径，是大家共同的认知。身边的人出现了感染风险，为了自身的健康，也为了社会的安全，人们都有较大的意愿配合疫情防控。为了减少接触病毒的可能性，人们也更愿意减少社会活动，足不出户。如非典发生的时候，人们充满了对病毒的恐惧，除了做到自己不出门，还在路口、街道设置了不少原始路障，土堆、杂物、枯木之类，防止其他人进入自己的生存圈。非典时候，如果谁要出门做生意，不仅会受到亲人的反对，还会受到社会的抵制，流动性就没有了生存的土壤。当然，同为少数冠状病毒的非典病毒，存在时间比较长，没能对人们的生活产生特别严重的影响。跟新冠病毒比较类似的，可能就是血疫埃博拉，同样没有找到病毒源头。不同的是，埃博拉以其较高的致病性，仍然能够给人类的心理带来较大的恐惧。新冠病毒刚开始传播的时候，一如当前的埃博拉，能让人们坚定地站在抗疫统一战线上。

随着人们对病毒和病毒致病性的逐渐了解，人们慢慢减少了对新冠疫情的恐惧。随着致病性更强的德尔塔毒株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传播性更强的奥密克戎毒株并没有增加太多的威胁性。持续两年多的疫情防控，让更多的人开始关注到个人、家庭的生计问题。紧张的防控措施，给各个行业增加了额外的不确定性压力。经济的传导效应冲击着很多个人的收入预期，个人消费规划的变化又反噬着各个行业。如果人们的收入水平没有受到疫情影响，相信不会出现如此多的对防疫政策的对抗情绪。居民情绪最激烈的地方，往往是疫情影响最为深刻的地方，也是对疫情防控政策的感受最矛盾的地方。手捧铁饭碗的防控政策执行者，和固定支出不变、收入锐减的个体工商户，开始成为防控措施的对立方，一边希望严防严控、保证万无一失，一边希望动态调整、满足基本的生产要求。更多的奥密克戎确诊病例的例证，让人们逐渐建立起新毒株并不可怕的认知，例如6月22日通报的经开区8岁确诊儿童自行服药一天后症状就消失了，更多的人希望减少防控政策对个人生活的影响。

昨天下了一天的大雨，直到晚上，空气都是湿漉漉的感觉。接到疫情防控指令的居民，心情可能同天气一样差。北京城市的管理政策，赋码弹窗就意味着没办法乘坐公共交通、无法进入公共场所，就要在家或者集中隔离点进行“7+7”的隔离+健康监测。数字是冰冷的，如果能通过数字感受到其背后的绝望和无奈，那数字本身就是骇人听闻的。经开区昨天为77388人赋码弹窗，就意味着77388人需要接受社区管控，意味着更多的工作人员需要为77388人提供生活服务，意味着77388人所在的岗位会被影响。时代的尘埃放到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大山，昨天的经开区陡然变成一片山林。昨晚路过被管控的天宝家园社区，路过50米一个“岗哨”的管控线，想必经历过数次这样的行动的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也会再次无奈一次。

没有人希望疫情扩散，没有人愿意有人被感染，每个接到疫情防控指令的人，第一时间想到的事情就是遵守防控政策。人们的耐心是有限的，是很容易被恶意延长的管控周期消耗殆尽的。共克时艰，战斗的矛头应该是病毒，而不是一个个的血肉之躯。人们很容易弄错防控的对象，将风险人群从我们队友名单中剔除，避之而不及；将感染者看成病毒，除之而后快。艰难的岁月里本来应该建立更深层次的人间温情，却被一次次小小的疫情反复搞得人情冷淡。人们争相讨论疫情给生活带来的无尽伤害，却很少关注病毒对人类凝聚力的破坏。稍有良知的媒体人，应该更多的从人的角度探讨疫情防控的应对措施，而不是从事的层面论述一些看似高屋建瓴的制度问题。

正如被雨水冲刷了一天的北京上空，终于出现了久违的蓝天一样，疫情终将过去。待到灾难过去，再来细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造成的伤害，那就追悔莫及了。居民更应该尊重自己的骨肉同胞，即使他们有着潜在的感染风险；政策制定、执行者更应该根据病毒变异进展，推出更智慧的防控措施。“动态清零”政策无疑是惠及大多数人的，但不能将此作为“层层加码”、制造政绩的依据，清零的对象应该是病毒而不是感染者。人民群众也应该试着去理解政策执行者的辛苦，肆虐的疫情带给工作人员来自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压力。感染者只是不幸成为了病毒的载体，从根本上来说，他们仍是我们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