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不可说”的秘密（上）

先从两个字开始说,“怒”和“恕”。

在篆文中,怒和恕是两个字, “怒”在篆文中是仆人反抗主人的无情奴役,“恕”是宽容他人的无理冒犯。而在篆文的前身金文中,“怒”和“恕”两个字通用。

怎么可能呢?这明明是两个字,而且词义相反,怎么可能通用?老祖宗是不是搞错了?

好了,反推一下,我们看场微电影。镜头时这样的,在近3000年前的西周时代,一个大户人家里,一个仆人和女主人对峙,;仆人觉得主人用人太狠了,面对主人怒气满面。而主人呢,面带微笑,心里说,傻小子,不逼一逼你,就不知道努力奋斗。这时候,一个匠人在旁边不远,正在青铜器上刻铭文,恰巧看到这一幕,他从女主人脸上看到的是宽恕原谅,从仆人脸上看到的是怒容满面。无巧不成书,他的铭文上需要刻的字正好有怒和恕。他在这时从主仆二人身上解读出了不同的表情,站在他这个第三者的视角上,“怒”和“恕”好像有某种关系,没有仆人的发怒,那里有主人的宽恕的机会呢?他沉思着……,最后他会心一笑,把该刻怒的地方刻成了恕……。

三千年后,汉文字专家,看到了这篇铭文,经过长期的研究,他们发现了一个重大秘密。在金文中,“怒”和“恕”通用,这两个字隐含着一种场景的投射,表达着一种智者的视角。

在我们现代的汉字中有一字两义,一字多义。但是在古人生活的年代,造字非常不容易,字多了也不好记住,更不好书写,于是就可能,尝试着用一个字描述两人或两人以上的场景,譬如刚刚讲的“怒”和“恕”,就是一个场景里,叙事自我和体验自我的基本冲突,通过一个第三者的解读,表现出来。当然您可以质疑,因为这本身就是一种推测。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蒋勋先生的一句话“当语言不具有沟通性的时候,才开始有沟通的可能”,是啊,我们现在落入了语言的游戏中,文字是可以骗人的,你可以面上微笑着说我爱你,但是心里却在骂娘。语言最初的一个作用就是诠释大自然,诠释场景,诠释事件,可是它一旦被创造出来,一有唯一性命名,就剥离了事物的本质,就偏离了事务的本质,譬如一支笔,我们叫它“笔”,但是一只狗可能认为它是一支磨牙棒。这也许是造字者的一种无奈吧

汉字的诞生非一人一手之功，是先民长期累积发展的结果。近代考古发现了距今3000年周朝的金文、3600多年前商朝的甲骨文、约4000年前至7000年前的陶文、约7000年前至10000年前具有文字性质的龟骨契刻符号。流传下来的仓颉造字的传说，说明仓颉应该是在汉字发展中具有特别重大贡献的人物，他可能是整理汉字的集大成者。

我想仓颉当时是特别头痛的吧,一方面要统一文字,因为这是轩辕黄帝交给他的任务,可是他心里也很清楚,一旦统一了,文字表达的局限性也就产生了。就像两个部落之间,因为生活习性不同,对同样的一个事物寄予的意义可能是不一样的。那么再形成双方都统一的一个文字,就更困难了。还好,相信那时候的认知,应该不像现在这么多元化。

2000年后,《金刚经》由印度传入中国,经文中有大量的【所说这个,即非这个,是名这个】的公式化语言,表达法要。是不是就提醒我们不要落入到文字障之中呢?在大量的经典中,告诉我们去除法执,佛陀甚至说:若言如来有所说法者,即为谤佛,是人不解我所说义。于晓非先生在讲解金刚经时说【只有能诠名言,没有所诠实义;只有离言空性,没有丝毫法生;只有相似相续,没有常一不变,只有相互依存,没有独立存在】。

禅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破一切相,言语道断。禅宗不可说,不能说,不必说,但是祖师大德担心我们后人找不着门路,于是苦口婆心,许多生活中的随机问答,不得已记述下来,称为公案。公案看不懂,这才是公案的意义所在,因为当公案不具有可读性的时候,他才可能指向真正的实相, 因指见月,背后隐藏着祖师西来意。

这正是:

难难难，十担麻油树上摊；

易易易，百草头上祖师意；

不易也不难，饥来吃饭困来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