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朝的历史，自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伐明，历太祖太宗两代奠基，于顺治朝完成一项历史性飞跃，满洲入主中原，一统了天下。康熙冲龄践祚，不意这位一开始不被看好的年轻人，却将大清带上了新的高度，三朝统治者辛苦经营，打造出清朝最为鼎盛的康雍乾盛世。嘉道以后，承平日久的清朝，也开始家道中落，并在咸丰年间，爆发出清朝史上最大危机，几乎酿成亡国之祸。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叛乱逐渐平息，清朝迎来了一段短暂的喘息机会，同光时期，隐约现出中兴气象。然王朝末世牝鸡司晨，太后垂帘倒行逆施，多次改革失败，使得清王朝进一步陷入了难以回天的渊薮之中。后来宣统继位，这个三岁的小娃娃，已无力阻止大清最终走向灭亡的命运了。

一个王朝的国运由盛转衰，有很多方面的原因，可能由于经济的衰退，可能由于政治的腐败，但这些都只是表象，归根结底，导致经济上或政治上问题的，还是人的问题，尤其是上位者的问题。 社会风气转移，朝士习气堕落，是最不容易察觉，而腐蚀性最大的因素。

世风日下，肇始于乾隆末年，但被所谓盛世所掩盖，未能让当朝者及时警醒。等到微恙发展成痼疾，难以措置时，恰好由仁宗嘉庆皇帝接过了摊子。

二、

嘉庆名爱新觉罗·永琰，是乾隆的第15个儿子，其母为孝仪纯皇后，即《还珠格格》里的“令妃娘娘”。

乾隆六十年（1795年），乾隆皇帝觉得，爷爷康熙在位61年的历史记录，要是被自己打破，那就太不孝了，于是搞了个禅位大典，把皇位传给了嘉庆。禅位之前，乾隆把嘉庆新名字也安好了（改永为颙，方便民间避讳），年号也想好了（嘉亲王即位普天同庆，实在是不怎么走心的年号）。儿子登基后，乾隆还觉得不放心，扶上马得送一程。这一扶，就扶了三年多。乾隆也算得上是另类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在清朝的皇帝当中，嘉庆的知名度属比较低的，因为他的政治生涯比较平庸。这也很容易理解，好比在一个学校班级里，老师通常能记住的，要么是十项全能的优等生，要么是调皮捣蛋的坏孩子。嘉庆属于那种普普通通的，不好也不太坏，不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如果在街上随便问起一个人，多半是一时想不起来清朝有嘉庆这号人物。或许有碰巧喜欢看电视剧的人会说，嘉庆就是杀和珅那个皇帝嘛，“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但除了诛杀和珅之外，嘉庆还做了什么事情呢？很多人也许就回答不出来了。

可怜嘉庆当年杀和珅时，最为痛恨手下的大臣“不知有朕，惟知有和珅一人。”没想到几百年过去了，他还是得靠蹭和珅的热度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

三、

要说嘉庆是个昏君，其实并不见得。清朝皇帝有勤政的特点，嘉庆在这一点上，在清朝皇帝里面甚至能排中上游。而且与他的父祖曾不同，嘉庆礼贤下士，尊教右文，尤其尊重读书人。在嘉庆的政治生涯中，虽然没有什么太过亮眼的政绩，但只是没有大兴文字狱这点，便是一项极大的仁政。

《清稗类钞》帝德类中，记载了这么一则故事：

“皖杨怿曾，嘉庆时官翰林，受知仁宗，为大理卿最久，开府楚北，风骨铮然。尝召对，值盛暑，掀帘见上摇扇挥汗，入跽，上以扇置坐右，不复用，询事甚详，良久热甚，上汗出如雨，卒不用扇，又久乃出，杨亦湿透纱袍矣。”

根据宫廷画像，嘉庆皇帝其实算是个胖子，胖子最怕天热。九五之尊的嘉庆，为表示对臣下的尊重，竟能坚持不用扇。以小见大，嘉庆庙号“仁宗”，这个“仁”字，可说是当之无愧。

嘉庆是个好皇帝，如果生在好的时代，业绩未必会比他老爹差。但遇上王朝的衰落期，嘉庆并非那种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的领导者，而且他的仁慈，反倒成了一种累赘。

四、

前面我们说到，在所谓的盛世之下，很多问题都可以被暂时掩盖，但危机其实并没有解决，只是延后爆发而已。在嘉庆六年（1801年），天子脚下的北京城发生了一件事，而在当时，并未引起嘉庆足够的重视。《仁宗实录》记载：

“乙酉，谕内阁：京师各城门派设弁兵，轮班看守，以时启闭，稽查出入，定例綦严。若任听车马行人，填塞拥挤，致黄昏扃闭时，尚复杂沓喧嚷，傥有宵小混入其中，何能辨别？况拥挤致毙多命，实从来未有之事，更属不成事体。”

当时北京内城有座城门，叫做朝阳门。那天经过朝阳门的车马特别多，守门的士兵疏导不力，到黄昏时未经疏散民众，强行关闭城门，导致天黑后发生踩踏事件，多人被挤毙。而在踩踏事件发生时，守门的兵弁也未及时报告，直到闹出人命后的半夜，才向上级禀报了这次事件。嘉庆闻讯大怒，斥责守门兵卫：

“该城门领等，于是日午未后，既见车马拥积，理应及早设法开通。即或一时未能拦阻，亦应禀知提督、总兵亲往弹压。乃直待挤毙人命，于三更时始行禀报，玩误已极。”

从事情发生的经过来看，当时守朝阳门的士兵们，很可能并没有按规定到岗，只是到了规定换班的时间，才来关闭城门，导致发生了这起“从来未有”的恶性事件。而嘉庆虽下令严查，但对玩忽职守的官员士兵并未严惩，只是把他们交刑部议处，罚了点钱抚恤被挤毙的民众，便不了了之了。

五、

从前面这起事件中，已经可以看出清朝官场风气堕落，有门禁废弛的迹象。一个朝廷连都城的安保工作都做不好，遑论其他。地方的怠政现象，也同样严重。

多年以来，嘉庆一直在苦口婆心地反复提醒，让下面的官员不要玩误，不要因循，不要疲玩，却收效甚微。嘉庆八年（1803年），嘉庆身边发生了另一起恶性事件，让他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清史稿·仁宗本纪》记载：

“八年……闰二月戊寅，上还驻圆明园。乙酉，还宫，入顺贞门，奸人陈德突出犯驾。定亲王绵恩、额驸拉旺多尔济及丹巴多尔济等擒获之，交廷臣严鞫。奖赉绵恩等有差。……己丑，诏曰：‘陈德之事，视如猘犬，不必穷鞫。所惭惧者，德化未昭，始有此警予之事耳。即按律定拟。’是日，陈德及其二子伏诛。……庚寅，严申门禁。”

这件事情说来可笑，嘉庆在从圆明园回紫禁城的路上，被一个叫陈德的人行刺了。

按理来说，刺杀皇帝这种大事，背后一定有一个神秘而势力庞大的主谋，经过严密的部署和规划，刺客潜伏多年，方能从容行事。但是由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讯的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嘉庆自己都说：“（陈德）所供情节，出乎情理之外。”

陈德口供说，自己一无主使，二无同党，三无预谋，就是一时兴起，提了把刀就来敢把皇帝拉下马了。嘉庆一开始还以为是审讯力度不够，找了满汉大学士六部尚书来会审，后来命令九卿科道一同会审，结果都没问出个所以然。

嘉庆只好安慰自己说，陈德一案，好比是疯狗咬人，应该是没有同党。如果继续严刑逼供，恐怕会被有心人利用，牵连到无辜者，于是此案以处死陈德及其两个儿子了结。

最后，嘉庆还说：“朕所惭惧者，风化不行，必有失德，始有此警予之事。当谨身修德，勤政爱民，自省己咎耳。”

嘉庆被人行刺，刀子都捅到身边了，还觉得这可能是因为自己失德，上天给予他的一个警告，并且深刻反省自己的过错。旁人看了，都忍不住要赞叹一句：皇上，您这心可真大。

六、

有传言说，这位刺客陈德，本是内务府里的一名厨师。像被厨师当猪宰这种丢脸的事情，嘉庆都忍了，但他忍不了的，是遇刺时身边侍卫的表现。

在陈德行刺当日，嘉庆身边的侍卫，不下一百人。但陈德冲到圣驾前时，只有定亲王绵恩、固伦额驸亲王拉旺多尔济、御前侍卫丹巴多尔济、珠尔杭阿、扎克塔尔、桑吉斯塔尔这六人作出了反应，绵恩和丹巴多尔济还受了伤。而剩下的一百来号人，竟像事不关己，全在一旁看戏。嘉庆越想越恼火，对这些侍卫进行了严厉的申斥：

“在绵恩、拉旺多尔济等六人，受恩固厚，然百余袖手旁观之人，竟无一受恩厚者乎？绵恩系朕之侄，拉旺多尔济系朕之额驸，固应休戚相关，朕怀深慰，然百余袖手旁观者，岂无朕之至亲，岂非世受国恩之臣仆乎？见此等事，尚如此漠不关心，安望其平日尽心国事耶？朕之所深惧者，在此而不在彼。诸臣具有天良，自问于心，能无愧乎？”

嘉庆是想借御前护卫不力这一件事，来提醒所有在朝的官员，不能再继续这样麻木下去。嘉庆总是以为，只要通过批评和教育，就可以让这些臣下良心发现，知耻而后勇。但不用金刚怒目，当头棒喝，只靠菩萨低眉，温言软语，根本无法唤醒这些昏昏欲睡的臣工。

所以，嘉庆严申门禁的命令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他对此事的宽大处理，反而让刺杀皇帝这件事情越来越流行了起来。

七、

又过了两年，嘉庆十年（1805年）的一天，有个叫萨弥文（真名为刘士兴）的人带着一杆铁枪，跑到神武门外捅伤了三名侍卫，而后被当场击毙。

根据刺客身上的遗物，查明其真实身份为河北藳城县的村民刘士兴。和陈德一样，这个刘士兴持械擅闯宫门，也是一时兴起，没有党羽也没有预谋。然而一个平常舞枪弄棒的村民，何以能一人闯入宫城，对战几个训练有素的大内侍卫，还砍伤了三人？

原来是因为承平日久，侍卫们懒散惯了，站岗时嫌腰刀太重，除了王大臣经过检查时佩戴一下之外，平常基本不带武器。所以刘士兴突然带着铁杆枪闯宫门，这些侍卫一下子连武器都找不到，如果闯门的不止一人，后果不堪设想。然而嘉庆皇帝还是不忍心处罚这些侍卫，几个受伤的护军还得到了封赏。

嘉庆对臣下过度宽纵，仁慈被视为懦弱，结果是宫城的守卫力量越来越弱。嘉庆十五年（1810年），嘉庆下谕旨指摘臣工：

“近来门禁废弛，各处直班官兵，全不认真管辖，以致闲杂人等任意阑入，毫无稽考。……一经惩治之后，则相率严紧，纷纷查办。……不过数日之后。旋即因循怠玩。……午门之外往往有市井闲人，祇图行路省便，穿走朝门，来往自如，无人过问。”

门禁废弛之下，皇城简直成了菜市场，老百姓们为了抄近路可以任意进出。嘉庆祭祀天坛太庙，经常被一群路过的闲杂人等强势围观。

而嘉庆最无奈的是，自己强调一次，下面的官员们便假装严查一次，但过了没几天，又因循守旧，故态复萌。

最好笑的是，在嘉庆十六年（1811年），有大臣上奏，说内阁中书屈廷镇在景运门内，被窃贼割破海龙皮褂后襟，丢了东西。景运门与隆宗门相对，里面便是内廷所在，已经接近皇城中心地带，是至关紧要的门户。而此处竟然有小偷任意出入，大臣们来上个班，还得提心吊胆怕被偷东西。可见皇城的守卫，基本上算是形同虚设了。

八、

嘉庆皇帝费尽口舌，官员们仍得过且过。朝廷纲纪废弛，百姓受荼毒最深，以致教匪复兴，反噬上位者。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十五日，嘉庆皇帝正在木兰围场打猎时，天理教教徒林清率众攻打紫禁城，史称“林清之变”，因发生在癸酉年，故也称“癸酉之变”。为此变乱，嘉庆皇帝甚至下诏罪己，君臣相对痛哭失声。引罪己诏全文如下：

“庚辰，颁朱笔遇变罪己诏曰：

朕以凉德，仰承皇考付托，兢兢业业十有八年，不敢暇豫。即位初，白莲教煽乱四省，黎民遭劫，惨不忍言，命将出师，八年始定。方期与吾赤子永乐昇平，忽于九月初六日，河南滑县又起天理教匪，由直隶长垣至山东曹县，亟命总督温承惠率兵剿办。然此事究在千里之外，猝于九月十五日变生肘腋，祸起萧墙。

天理教逆匪七十余众，犯禁门，入大内，戕害兵役。进宫四贼，立即捆缚；有执旗上墙三贼欲入养心门，朕之皇次子亲执鸟枪，连毙二贼；贝勒绵志续击一贼，始行退下。大内平定，实皇次子之力也。隆宗门外诸王大臣，督率鸟枪兵，竭二日一夜之力剿捕，搜拏净尽矣。

我大清国一百七十年以来，定鼎燕京，列祖列宗深仁厚泽，爱民如子，圣德仁心，奚能缕述。朕虽未能仰绍爱民之实政，亦无害民之虐事，突遭此变，实不可解。总缘德凉愆积，唯自责耳。

然变起一时，祸积有日，当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实中外之所同。朕虽再三告诫，舌敝唇焦，奈诸臣未能领会，悠忽为政，以致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较之明季梃击一案，何啻倍蓰。思及此，实不忍再言矣。予唯返躬修省，改过正心，上答天慈，下释民怨。诸臣若愿为大清国之忠良，则当赤心为国，竭力尽心，匡朕之咎，移民之俗。若自甘卑鄙，则当挂冠致仕，了此一身，切勿尸禄保位，益增朕罪。笔随泪洒，通谕知之。”

白莲教武装之兴起，源于元末明初。清朝建立后，白莲教曾一度沉寂，到乾隆末年世道衰落，又死灰复燃。嘉庆即位后，正是白莲教之患最为严重之时，前后花了9年多的时间，才勉强平定。但白莲教其实并未被根除，而是变为八卦教、荣华教、红阳教、白阳教等支流，继续暗中活动。

林清所率领的天理教，也是白莲教的一个支派，所以其攻打紫禁城，与之前的陈厨子和刘拳师不同，是一起有预谋的叛乱事件。攻打紫禁城的过程，在当时礼亲王昭梿所著的《啸亭杂录》中有详细记录，这里不花过多笔墨赘述。简单来说就是林清等人虽然有预谋，但人数较少，且作为内应的太监为了报私仇，带教众绕了远路，没来得及攻入内城，就被反应过来的侍卫擒拿。

平定此次变乱的第一大功臣，是嘉庆的皇次子绵宁，也就是后来的道光皇帝。先是少詹事觉罗宝兴退直上书房时，见景运门外有教众杀至，连忙关闭景运门，回去通知正在上书房中读书的绵宁。绵宁亲自在养心殿门外发枪，击退了几个突入城墙的天理教徒。若非绵宁当时在场，嘉庆的皇子和后妃很可能被劫持，陷入难以破解的僵局。所以嘉庆感慨，“大内平定，实皇次子之力”，并宸衷默定，将绵宁视为了未来的皇储。

九、

随着教众悉数被捕，此次变乱也宣告落幕，其中有两个问题值得反思。

第一，前面提到，景运、隆宗门内，便是内廷。天理教徒虽有几个太监带路，但能杀至本应守备森严的内廷外，实属天方夜谭。直至今日，故宫隆宗门的牌匾上，还插着当时激战留下的一支箭簇。更不可思议的是，侍卫和教徒在内廷外搏斗时，竟无一人通知殿内和后宫的皇子后妃们避难，还是靠恰巧路过的宝兴撞见，绵宁才知晓宫门外发生的事情。可见宫廷门禁之弛废，过了那么多年，仍没有丝毫改进。

第二，看似突然发生的变乱，其实早有预警。天理教众虽结伙行动，但到底还是一群乌合之众，起事计划并不保密。尤其是作为首领的林清，平常佩戴着天理教的坎卦腰脾，大摇大摆地在街上走动，还曾经在酒醉后公然吐露大逆不道之言，但各衙门的官吏都因林清和宫内的太监有关系，对此不敢深究。

在参加起事的天理教徒中，有一人名为祝现，是豫亲王裕丰的庄头管家。在事发之前，祝现的弟弟祝嵩庆向豫亲王告发此事。豫亲王想到祝现是自己的家仆，而且去年嘉庆南苑阅兵时，自己还在林清家住过，因为担心连累到自己，所以匿不敢奏。林清起事前几天，卢沟司巡检陈绍荣见附近居民纷纷逃避，打听到了林清等人的图谋，向宛平县令报告，县令也并未重视，没有继续上报。另外有一个叫吉伦的步军统领，因早先收到风声，故意在事发前率大部队离开京城避难，托言是去接驾。有一位左营参将苦劝道：“都中情形大有所叵测，尚书请留，以慰民望。”而吉伦却厉声喝道：“近日太平乃尔，尔作此疯语耶？”当即扬长而去。

总而言之，京城发生这次变乱，是许多因素交织而产生的结果。嘉庆将其总结为四个字——因循怠玩。从嘉庆罪己诏书中的语气来看，他也已经对改变这种风气不再抱什么希望，只劝诸位臣工好自为之而已。

《啸亭杂录》记载，嘉庆颁布罪己诏后，“诸王公大臣集乾清门跪读，不禁呜咽失声。”尔后嘉庆自责德行浅薄，“众皆鸣咽痛哭，叩首请罪。”但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这些王公大臣们在皇帝面前哭得稀里哗啦，还是表演性质居多。比如大家哭完之后，礼亲王昭梿一转过脸，就和成亲王永瑆互相开起了玩笑。还有个叫铁保的大臣说：“我辈若此尽职，而皇上惟言丛脞，何也？人知其志荒矣。”——我们都这么恪尽职守了，皇上干嘛还老提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可见皇上也不是个干大事的人。

在嘉庆初年白莲教川楚之乱时，嘉庆曾写过一首责臣工诗：“内外诸臣尽紫袍，何人肯与朕分劳。玉杯饮尽千家血，银烛烧残百姓膏。天泪落时人泪落，歌声高处哭声高。平居漫说君恩重，辜负君恩是尔曹。”放到嘉庆末年来看，仍然非常适用。癸酉之变后，君臣之间信任进一步瓦解，嘉庆虽知问题症结所在，却始终无力改变，后来连他自己也只能破罐子破摔，放任自流。

因循怠玩四字，耗尽了康雍两代和乾隆朝前中期培植的元气，让社会风气加速堕落。就从嘉庆一朝宫禁废弛，侍卫慵懒的情况来看，一宫之门尚不能守，晚清面对外侮入侵时，又何谈拒敌于国门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