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如何维护友情｜i人鲁迅
一上大学，谁都是师兄弟，工作之后，谁也都是兄弟。
朋友不分阶级，但朋友分阶段。
这两位新文化运动的巨星，本来完全可以成为铁哥们，但就因为鲁迅往胡适的武器库里多看了一眼，他决定还是离远一点，比较安全。
鲁迅的人生哲学
第六课：朋友都是有阶段性的｜鲁迅看友情
现在，兄弟这两个字贬值的厉害，一上大学谁都是师兄弟，工作之后谁也都是兄弟。但我们都知道这些兄弟不是哥们，也不是朋友。
人生到了一定阶段，新朋友有待检验，老朋友接近断联，谁是我们朋友，这个问题能把人从e人问成i人。
所以有个道理，我们需要明白：朋友不分阶级，但朋友分阶段。在这方面，鲁迅的交友之道值得我们学习。
鲁迅一辈子，朋友多，敌人也多，从朋友变成敌人的也不少，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看鲁迅和他的朋友圈。
第一部分：鲁迅和胡适
鲁迅和胡适的故事其实很有意思，我总结下来就一句话，故人和敌人其实只差了一撇。
但正式讲故事之前，我们先看一下鲁迅的择友观。考察鲁迅的朋友圈，会发现他有好几个分组。
有的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有好感，但不多。比如曹聚仁，郑振铎。
有的一开始很亲近，后来又疏远，比如钱玄同，林语堂。
有的不但变得疏远，还开始看对方不顺眼，这方面例子就太多了，其中最有名的，可能就是胡适。
但鲁迅也有从没红过脸的知己朋友。比如许寿裳，瞿秋白，内山光造。
那么，鲁迅是如何理解朋友这件事的？这就不得不提那篇很有名的《忆刘半农君》。
刘半农在鲁迅的朋友圈里并不起眼，但鲁迅却高调的为他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这篇真正想说的是“我之择友观”。
刘半农和钱玄同一样，都是《新青年》的编辑，来跟鲁迅约稿认识的。《新青年》的管理层是陈独秀和胡适。围绕这三人，鲁迅有一个精彩的比喻：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器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既然亲近，也就不见外。把纪念文写成了吐槽帖：活泼近于草率，勇敢，失之无谋，浅陋。一脑袋才子佳人的艳福思想，做打油诗，弄烂古文，忠勇而胆小……
鲁迅说，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假如现在见面，可能要起冲突。鲁迅对这种好朋友的态度太真实了：动最真的情，说最狠的话。
纪念刘半农，鲁迅真正感慨的是，身边又少一个浑身缺点的真朋友。到处都是完美无瑕的假客气，或者武器库里藏着明枪暗箭的朋友。鲁迅喜欢和不虚美不隐恶的人来往，可以讲一些不好听的真话。可以说，刘半农是鲁迅交朋友的一条金线。
往前一步，是终身至交许寿裳，退后一步，就是和任何人都是朋友的胡适。
我们接下来就说说，鲁迅和胡适的交往史。应该说，这两位新文化运动的巨星，本来完全可以成为铁哥们，但就因为鲁迅往胡适的武器库里面多看了一眼，但是看不清楚装备，他决定，还是离远一点，比较安全。
有的朋友就是这样，第一印象有猜忌，后来怎么也没办法清理。难怪有人说胡适和鲁迅就像两条无限接近，但始终没有交集的直线，后来胡适的一些转变，表明鲁迅的多疑并不多余，但在最初因为《新青年》结缘的时候，他们非常合得来，有一点强强联手的意思。
1917年，胡适发表了革命性的文学纲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八点主张，号召大家写白话文。在钱玄同，刘半农等催生婆的努力下，1918年，鲁迅终于诞生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用实际行动对胡适倡导做出呼应。
胡适接下来还有《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理论阐述。鲁迅就跟着交出《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小说。一个抓理论，一个搞创作，这套组合拳打的非常漂亮，彻底的打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局面。
如果说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设计师，那么鲁迅就是胡适说的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一个敢想，一个敢干。胡适很相信鲁迅的文学审美能力。1920年年底，他的白话诗集《尝试集》出新版，就写信给鲁迅和周作人，请他们就篇目的增删提提意见。那会儿周作人生病住院，回信的是鲁迅写的。
收到回复意见之后，胡适就说，“我都极赞成。”但真正让两位新文学的大师关系更进一步的，却是古典文学。胡适有一个宏大的文艺复兴计划，分四步走，第一步：研究问题，第二步：输入学理，第三步：整理国故，第四步：再造文明。
对胡适来说，搞白话文学，他只是想尝试，整理国故，才是他的心头大事。鲁迅过的也是双重生活，在外面是写白话文的文学猛将，私下里却是教古籍，抄古碑的学术工匠。
1920年，胡适写出了《〈红楼梦＞考证》，《＜水浒传＞考证》等开创性的考据文章。这一年八月，鲁迅受邀去北大讲中国小说史，后来把讲义编印出版，这就是轰动学术界的《中国小说史略》。
在写书的过程中，鲁迅参考了不少胡适的研究成果，比如《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而看了《中国小说史略》之后，胡适也是竖起大拇指，“小说的史料方面，我自己颇有一些贡献，但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精力。”
从白话文学的急先锋，到古典文学的守夜人，鲁迅和胡适的步调有了不谋而合的味道，他们互相欣赏，惺惺相惜，交往变得很频繁。胡适的日记里记着多次到八道湾找鲁迅聊天的事，大部分是学术交流。有一次，他记道：“豫才（即鲁迅），送来关于《西游记》的材料五纸，信两纸。”
他们不是钻进故纸堆里出不来的人，白话文坛还等着他们领导。有一回胡适日记记到：鲁迅劝他多搞文学创作。胡适很听劝，“我没有文学的野心，只有偶尔的文学冲动。我这几年太忙了，往往把很多文学的冲动错过了，很是可惜。”
他在日记里发誓，以后要在这方面努力。但后来我们在《胡适全集》里面并没有翻到这方面的努力痕迹。鲁迅要是把一个人当朋友看呢，就会很主动，很关心，说一些作为真朋友的大实话。不过很多朋友也是这样被他关心走的。
刘半农在《何典》这种古书上耽误功夫，鲁迅就很看不惯，两人闹了一点小误会。后来他劝林语堂不要写什么小品文，专心搞翻译才是正经。林语堂也听不进去，两人又疏远了，这反过来也说明刘半农，林语堂很看重鲁迅的意见，不然情绪也不会闹这么大。
胡适是社交达人，情绪稳定，说话又好听，但有时让人拿不准他的真实想法。不过此时胡适和鲁迅的关系是融洽的，有时他在外面忙完，就去周家找他们两兄弟，和周作人一谈，就谈到饭点，吃完饭，鲁迅回来就继续谈，谈完回家，胡适在日记里写写道：周氏兄弟最可爱。
这阶段，他们是那种能在生活上托办事的朋友。胡适人脉广，路子野，没少帮周家兄弟出出力。1921年，胡适给鲁迅的三弟周建人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找到了一份编辑工作，月薪60元。1922年，胡适推荐鲁迅二弟周作人到燕京大学主持国文戏，1924年，鲁迅写信给胡适，请他帮忙给友人李秉中的小说推荐出版。
鲁迅无以回报，就替胡博士抄抄研究《西游记》用的材料。这样的关系就大概延续到了1924年，这一年，鲁迅和周作人等人创刊了《语丝》。胡适，陈源，徐志摩等人创刊了《现代评论》。被称为“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
还在这年，林语堂从德国捧了个博士回来。他在德国留学是胡适的赞助，但是他加入了语丝派。他把两派的区别说的很清楚，“说来也怪，我不属于胡适派，而是属于语丝派，我认为胡适那一派都是士大夫派，他们是能写政论文章的人，并且适合做官的，我们的理想是个人说自己的话，而不是说别人让你说的话，这对我很适宜。我们虽然并非必然是自由主义分子，但把语丝看作我们发表意见的自由园地，周氏兄弟在杂志上往往是打前锋的。”
林语堂的判断没错，1925年1月，女师大闹学潮，学生要赶校长杨荫榆，教育部要惩办闹事学生。语丝派坚定的站在了学生这一边，现代评论派支持教育部。两派就这样打起了笔战。
其中要数鲁迅和陈源打的最凶。胡适从头到尾都没有参加论战。但他是现代评论派的主心骨，他在这时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这种不表态的表态啊，鲁迅不会不看在眼里，所以他猛打陈源，也是隔山打牛，敲打胡适。
更可气的是，陈源还到处散播谣言，说鲁迅呕心沥血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日本学者盐谷温的著作。胡适看过鲁迅的书，也是研究小说的内行。但他又不表态，纵容这种文章刊登了出来。
这个谣言对鲁迅的伤害很大，十年后提起来，鲁迅也是余怒未消。他说，“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读者有目共鉴，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
鲁迅1936年10月19日去世，到年底，胡适想起来讲一道公正话了：“通伯先生（即陈源）当时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这使鲁迅终身不忘死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俍工译出，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
胡适真是打太极高手，找出一个小人张凤举，夹在中间。这到底是为鲁迅正名，还是为陈源说情呢？于是这个公道话就有点像拉偏架。鲁迅对胡适这个朋友的灰心和失望，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的。
这一年的五月，胡适写了封劝和信给鲁迅，周作人和陈源三人。他和胡适一度还有点惺惺相惜，现在从这“无限好意”的信中，他只读出了假惺惺。从友情中受伤的鲁迅，变成了一匹独行的猛兽，他要继续反击。
他回敬了一篇文章《我还不能带住》。文中说，“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他们的关系，在逐渐疏远。到了1932年，干脆划清了界限。
起因是因为，这一年12月，上海成立了一个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宋庆龄，蔡元培是发起人，鲁迅是上海总部的执行委员，胡适是北平分会的主席。这是一个充满政治色彩的同盟，他们搞这么大阵仗，是为了救一个被国民党逮捕的人——在中国秘密活动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牛兰。
这件事差点被胡适搞砸了。上海总部这边想了一个声东击西的妙招，写了篇控诉书，“控诉监狱惨无人道，都是严刑拷打，要求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牛兰这不就被人低调的释放出来了嘛。”
胡适在报纸上接到这封控诉书，说这是伪造的，“我上个月刚去过反省院和监狱。根本没有那回事，那儿的囚犯狱卒都不怕，甚至还能用英语跟我交流。”后来他把自己的意见整理成文章，发表在《独立评论》上。他认为，这是法律问题，不是政治问题。
上海总部没想到，问题出在内部，于是开了个会，把胡适开除了，鲁迅表决支持。没过多久，鲁迅写了篇文章，指名道姓的挖苦起胡适来：而这回，胡适博士却“能用英语话和他们会谈”，真是特别之极了，莫非中国的监狱竟已经改良到这地步，自由到这地步，还是狱卒给英国话吓倒了，以为胡适博士是木子李顿爵士的同乡，很有来历的缘故呢？
从此，鲁迅和胡适的对立就摆上了台面，但客观说，他们更主要的是因为政见不同，并没有上升到私人恩怨，道不同，路不通嘛。
1936年鲁迅逝世，胡适还主动要求加入纪念委员会，后来也热心的为《鲁迅全集》的出版奔走。1937年，鲁迅的母亲80大寿，胡适也去了吃寿酒，所以胡适的故事就先讲到这。
下面，我们讲第二部分，鲁迅和许寿裳。
他俩的故事，也是一句话可以总结。叫做：朋友，以义合者也。
1934年，鲁迅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朋友》，有点为自己的一生与人交友做总结的味道。
但文章内容乍看有点跑题，前面主要写了两件小事，小学看同学变戏法，觉得好玩。但有人告诉了他变戏法的秘密，他顿觉无聊。长大后看电影，觉得好看，但看了一些讲电影制作的书之后呢，他又感到失去了一个无聊的消遣，甚至恼恨写书的作者。
后来，他开始辩证暴露戏法电影背后的秘密，到底是件好事还是坏事，要看对谁而言，他得出的结论就是：暴露者只在有为的人们中受益，在无聊的人们中便要灭亡。
这个意思是鲁迅思想的贯穿，就像那个有名的“铁屋子”的比喻一样。文章最后也是这么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朋友，以义合者也。”
这句话应该怎么解释呢？其实鲁迅在这里表达了对现代人友情观念的悲观，大部分人对朋友的自欺或欺人，选择当一个看客，觉得无聊就离开，甚至虚情假意的捧个场。他们认为这是给朋友面子，这是那种敢于暴露朋友的秘密，对方也能真心接受的，已经不是现代人理解的友情了。
迁居上海的鲁迅，文坛领袖的地位更加无可撼动，每天来访的人一波接着一波。但他内心是苦闷的，是孤独的，一方面身边这种敢于暴露自己秘密的朋友，没有几个，另一方面，能让他有话直说的朋友也很少。
1932年11月，他回北平看望母亲，见了台静农，李霁野，马幼渔等几个老朋友，心情很愉快，写信给许广平说：“他们接待我甚好，这种老朋友的态度在上海势力之邦是看不见的。”而在众多老朋友中，相处起来，最让他放松的呢，是一辈子的好兄弟——许寿裳。
鲁迅在上海期间。许寿裳在北京，但经常需要出差上海，给蔡元培汇报工作。每到上海，一定要去看鲁迅，每年至少要相见十几次。友谊天长地久的秘诀，有时和爱情很像，那就是，有的聊。
鲁迅和许寿裳只要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许广平很少见到鲁迅有这么激动的时候。她多年后回忆道：
“鲁迅先生无论多忙，看到许先生来，也必放下。好像把话匣子打开，滔滔不绝，并以开怀大笑。旁观者亦觉其意义无穷的了。在谈话之间，许先生方面，因所处的环境比较平稳，没什么起伏，往往几句话就说完了。而鲁迅先生却是倾吐的，像水闸打开了，一时收不住，又像汽水塞去了，无法止得住，更像久居山林了，忽然遇到可以谈话的人，就不由自已似的。在许先生的同情，慰安，正义的共鸣之下，鲁迅先生不管受多大的创伤，得到许先生的谈话之后，像波涛汹涌的海洋的心境，忽然平静宁贴起来了。”
他们是宏文学院的校友，鲁迅是早半年到分在江南班，后来许寿裳分到浙江班，同级不同班。互相知道，但没打过什么交道。
一个人适不适合做朋友，说起来有点玄学，看直觉。1903年刚剪了辫子的鲁迅，主动到自修室，去给半年前先剪去辫子的许寿裳看，这在鲁迅的交友史上是很罕见的举动。
鲁迅去世后，许寿裳说，想起他们最初交往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鲁迅脸上微微的现着喜悦的表情，许寿裳赞叹说，呵，壁垒一新！他就用手摸摸自己的头顶，相对一笑。
没过多久，鲁迅就拍了一张断发照，并在背面写了《自题小像》的诗，送给许寿裳：
灵台无计逃神矢，
风雨如罄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
从此到1909年，两人先后回国，他们在日本的六年时间里面，越处越投机，越来越对脾气。那会儿他们谈论的话题很多，也很深刻。
早在1902年，鲁迅已经对国民性做出了思考，提出三个大问题，
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
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三，它的病根何在？
许寿裳说，“我从此就佩服他的理想之高超，着眼之远大。他后来所以决心学医，以及弃医而学文学，那是由此出发地。”
他们一起看书，《天演论》这本书，鲁迅在南京念书时也看过，徐寿裳在杭州念书时也看过。这次他们找出来，再次阅读，以至于许多章节都能背出来了。他们搭伙买书看，列个购书单，一人买部分，互相借着读。
后来，国学大师章太炎在东京开课，讲解《说文解字》，他们又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章门弟子。1908年，许寿裳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之后，打算去欧洲留学，留在东京学德语。鲁迅从1906年回家成亲，之后也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学德语和翻译上。
学到一起，玩到一起。他们对彼此知根知底，谁有一个想法，一定第一个毫无保留的讲给对方听，谁有什么计划，对方也是第一个站出来，用实际行动支持。许寿裳后来接手了浙江同乡会办的刊物《浙江潮》，从第五期开始当主编，鲁迅就从第五期开始，给他写稿，《斯巴达之魂》，《中国地质略论》，《说鈤》，《地底旅行》等早期文章，就是写于这个时候。
而当鲁迅想办一本文艺杂志《新生》，徐寿长也二话不说就加入进来。日本六年，他们是同学共进的密友。1909年，两人都因为经济问题，留学生涯被迫中断。
回到国内，面对是辛亥革命前的一片混乱，谋生艰难，他们成了互相扶持的难兄难弟。但相当长一段时间，是先站稳脚跟的许寿装伸手给鲁迅救急救难。因此有人说，许寿裳是改变鲁迅命运的那个人。
然而，作为最早意识到鲁迅重要性的人呢，许寿裳只是想保住鲁迅的命。鲁迅是冲锋在前的战士，许寿裳并不知道仗怎么打，他只知道战士是要吃饱饭，才有力气打。
鲁迅一生的几只重要饭碗，都是许寿裳端给他的。鲁迅在浙江时期，许寿裳很快在浙江两级师范学院当上教务长。紧接着，他把鲁迅叫回去做事，这期间他们打赢了一场学校主权保卫战，赶走了迂腐的监学，夏震武。某种程度，这是后来女师大风潮时，两人联手的演习。
鲁迅在北京时期，从1912年到1925年，长达13年教务部公务员生活，也是有许寿裳的内推，这也是他们作为同事，在一起最久的日子，白天同桌办公，晚上联床共话，没事嗑瓜子，有事打枪子。
1925年，女师大风潮爆发，鲁迅因为维护学生，状告教育部总长张士钊被革职，徐寿裳听说这件事之后，立即和齐寿山发表联名信反对。随后也辞了职，力挺鲁迅。
鲁迅在上海时期，身为南京大学院秘书的许寿裳，还为他申请了特约著作者的补贴，没有具体工作要做，只为了让他安心著作，每个月300大洋，从1927年一直发到1932年。而当鲁迅稍微喘过一口气的时候，只要许寿裳开口，他当成了头等大事去办。
1927年，鲁迅到广州中山大学当教授，兼教务主任，那是许寿裳在北京教育部的日子并不好过，托他留意中大有没有合适的工作。其实，当时鲁迅初来乍到，没啥人脉，但是仗着名气大，就卖卖人情，他到处奔走，不断的给人写信推荐，一直没有回应。
他给许广平写信，都要反复碎碎念。这边好不容易争取到一个教职，他就立即写信，催许寿裳过来。鲁迅把他请到自己在中山大学的住处，大钟楼一起住，两人住在屋里，对角线的两头。好友重逢，鲁迅是激动的心，颤抖的手，请许寿裳下馆子，看电影，周末远足……一连如此十几天，才心不慌，手不抖，接着恢复，白天教书应酬，晚上通宵肝稿子的日常节奏。
鲁迅是想在中大做出教学成绩的，但是很快就发生了。国民党蒋介石的清党事件，不少革命师友被捕，鲁迅最见不得学生受委屈，于是挺身说话，冒险维护，像以往一样，把火引到自己身上，于是呢，像在其他地方一样，他见到那些隔岸观火甚至火上浇油的嘴脸，对这里彻底失望。
中大是待不下去了，他提出辞职，许寿裳尽管很需要这份工作，但立即呢，也跟着辞职，前后不到一年。广州时期是他们亲密相处的最后一段时光。后来鲁迅去了上海，许寿裳在北京，他们的亲密往来一点不减，许寿裳一有文章要发表，就寄给老友分享，不过，鲁迅“不敢苟同”的扫兴话没少讲。
许寿裳夫人带着女儿到上海看病两次，都是鲁迅亲自陪同。许寿裳要买脚气药，也写信问鲁迅，鲁迅还替他收集邮票。
1935年7月7号，徐寿裳长女在上海新亚酒家办婚礼，因为是国难期间，许寿长没有发请柬，鲁迅那时因身体不好，基本谢绝外出应酬。不过成婚当天，他带上一家人到的很早，这件事让许寿长很感动，多年后，他读到鲁迅书信，才知道，那年七月，为了和他见面以及参加自己女儿的婚礼，耽误了不少翻译工作，只能加班加点赶译，这让他愧疚万分。
1936年7月1日，是两位老朋友的最后一次相见，像他们初次见面那样，鲁迅送了他一首诗，这也是鲁迅写的最后一首诗，题为人人《亥年残秋偶作》：
曾经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
尘海茫茫浓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
老归大泽孤独尽，梦坠空云齿发寒。
耸听荒鸡偏閺寂，起看星斗正阑干。
10月19号，鲁迅去世，徐寿裳在回忆文字中说，最后的而且永远引起我的悲痛的，乃是十年前，他去世的两个月前，依依惜别之情。
鲁迅死后，徐寿裳把自己余下的生命用来为鲁迅活。他一方面为编辑出版《鲁迅全集》费心费力，另一方面，开始撰写回忆鲁迅的文字，最终集结成《我所认识的鲁迅》《亡友鲁迅印象记习》等等。这也是了解鲁迅的必读书，对研究鲁迅的贡献重大。
晚年在台湾，他几乎就鲁迅的传播大使，写文章发表演讲，到处宣扬鲁迅精神。鲁迅在台湾的影响扩大开来，而许寿裳也被反动势力盯上。
1948年2月18日当夜，66岁的许寿裳在家中被暴徒连砍四刀，当场陨命，据说这是跟他大肆宣传鲁迅有关。许寿裳曾对儿子许世玮说，“我有鲁迅，蔡元培先生这样两个知己，一生总算没白过。”
人人《亡友鲁迅印象记》的责编贺霖，和许寿裳有过一段接触，她被老先生不顾阻挠与威胁，要把真正的鲁迅介绍给台湾青年的精神所打动。她说，徐先生是应该与鲁迅先生葬在一起的。
鲁迅在给曹聚仁的信里说过这样一段话，“现在的许多论客都说我会发脾气。其实我觉得自己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成有或成仇的人，我还有不少几十年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
从和刘半农，胡适以及许寿裳的交友中，我们应该能够感受到，鲁迅对友情的这种态度：小事上可以挑刺，不买账。大义有问题，就必须寸土不让。鲁迅从。
鲁迅从交友成仇的复杂人际交往中，明白一个道理，朋友，宁缺毋滥，得一知己足矣。今天跟谁都称兄道弟，明天就有人谬托知己，背后给你来一刀。
所以最后鲁迅和他的朋友圈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你认识的人一定要多，但是你的朋友越少越好。毕竟，真正的朋友就那么几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