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节

周日

今天北京骤然凉了下来，飘着细雨，一别几天以来让人心神不宁的燥热。

中午，培训的间歇，大姐发来信息，询问她外甥早上看牙的结果，在得知并无大碍之后，她嘱咐一定要多喝水，吃水果，如果不能吃辣，我也不可太勉强，毕竟还小。

我一面应付对面坐着的同事的聊天，一面在心不在焉的敷衍她。但心里起了阵阵涟漪。

周六

傍晚六点，我急匆匆从公司培训离开，踏上地铁，四十分钟后，翻下紫竹院南门的天桥，迎面接上拖着行李箱的她。她本来是微笑迎上前来，看我疲惫又有点愠怒的脸，也就沉默下来。

我接过她手里的行李箱，沉沉的。

“身份证你怎么能没带呢？”要知道就在前一天晚上，我当着她的面，用她的身份证号，订了返淮的火车票。

“我去美国就没带身份证，只带着护照。没办法，这下只能早点到火车站，先补办身份证，再去取票了。”她不想解释太多。

“身份证这种东西应该随身携带的。再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补办身份证，车站到底能不能办。”我疲惫至极，嘴上却还不想松口。

“不行你就在车站把车停好，陪我去找办临时身份证呗。”

我不太情愿，明天还要讲课，也没充分把课备好。心下焦虑，不好发作。我没有回应她。

她坐到了后排，我开着车，径直冲上了西直门立交桥。两下无言。

一直到了钟楼北桥，我才打破了沉默，问她今天是否见到了在颐和园工作的同学，她回答说没有见到。同学因为工作调动，离开了颐和园。除了一大早去了园林协会的会议上打了卡，白天她还去了中国美术馆，并且见了另外一个在北京的同学。

作为一个刚刚从芝加哥归来的人，顶住时差的煎熬，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路途很顺，车行驶到朝阳门南小街，远远看见北京站的钟楼，在晚霞的映照下，金灿灿的宫殿一般。广场的人很多，三五成群，昔日嘹亮的广播好像停了，在微微凉风拂面，周围似乎也没有了往日的拥挤和焦躁。

顺利找到了办理临时身份证的地方，她排上队，队伍不算太长。我看管行李，站到一边抽起烟来。她同时在忙不迭地跟谁通话，也许是家里，也许同学。

火车票取到手了，看下时间，离发车还有整整两个小时。她让我回去，我却有点迈不动腿。心绪和肌肉，已经放松下来。

上次见到她是在淮安，还是半年以前。那下次再见，会是什么时候，以及在哪。

我回到家里，桌上赫然躺着贺婉青的《三个月亮》，这是她从美国临行前为我买的。

周五

飞机提前了整整四十分钟抵达。

她告诉我降落的时候，我刚刚出发不久。怎么会提前这么早，我不由地踩紧了油门。

因为想照顾抑郁症的女儿，大姐申请了一年的访学，这对博士后来说似乎并不太难。自从她去了美国，因为十二个小时的时差，黑白颠倒，我和她之间通话并不多，只会有零星的聊天。我偶尔意识到，这对于47岁的女人来说，怎么都不能算是一件从容的事情。

见到我，大姐一如既往的兴奋。进到车里，话匣一直没有关上。周五的机场高速很堵，北二环也是，但我一直仔细听她在说。

她说起她在密歇根大学的见闻，舍友是80后的东北博士，还有贱贱的来自台湾的男博士同学。说他们会一起外出，她可以蹭车，但也会做中国菜回赠。说她硬着头皮去上每一节课，明明是分门别类的专业课程，对她来说都是无欲无求的英语课。说她跟心理学专业的同学聊天，聊起家庭教育的暴力，开始后悔过去对自己女儿的苛刻，和自己的不明就以。

话题很自然地转到了自己的女儿身上。她俩的学校相距四百公里，她有的时候不得不硬着头皮，跟教授请假，打车或者公交，在三个月里利用周末时间，硬生生往返了十来趟。经济上自不必说，我惊叹于她身体里爆发出的母性，以及有一丝悔意的救赎。

她跟我讲起，女儿受困于抑郁症的骚扰，有阴晴不定的情绪，但仍然不得不完成繁重的学业。她不得不彻夜开着语音，陪电话那头的女儿，独自完成课程的作业，整整两个星期。她也提起女儿突变的情绪，不好有正面冲突的应对，“毕竟她的情绪很多时候身不由己。”

我偶尔应承，但多数时候沉默无言。

想起之前有一次，她在微信里跟我提到，家乡熟识的同龄人，即使不算养尊处优，也是在风平浪静地享受生活，相较之下，她似乎是在不合时宜的颠沛流离，在不合适的时间里却处于动荡。

我鼓励她，这不是所有人都能有的丰富的人生阅历，不知道她是否真的会释然。

当然我知道，这现实生活里所有的酸苦，都要自己独自来一一尝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