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五蠹》之三十九，公、私不分的严重后果！

【读经典】

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

简单翻译下：结果令尹杀了直躬，楚国的坏事就没有人再向上告发了；孔子举荐逃兵当官，鲁国人作战就会轻易地投降逃跑。

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

简单翻译下：君主与个人上下的利害得失，是如此不同，而君主却想同时赞成个人谋求私利的行为，又想求得国家的繁荣富强，这是肯定是行不通的。

【谈心得】

讲完直躬“忠臣逆子”和鲁人“孝子背臣”的故事后，韩非在本节论述了这两个故事的影响和结果，那就是“楚奸不上闻”，楚国的犯罪率自然越来越高，社会秩序混乱；“鲁民易降北”，鲁国打仗是无人再奋勇杀敌，一打仗就投降逃跑。

面对这样的结果，作为君主，还会考虑“兼礼”这样的言论吗？人伦情理、仁爱之心和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孰轻孰重，君主的心中不可再摇摆不定了。

韩非也发起了最后一击：“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想要兼顾到个人私利和国家利益，显然是行不通的，那些非正式的个人组织和言论，出发点就是从小团体利益着眼的。

这些不按国家法度处理问题的官员，只看到了世俗乡规和个别团队的观点，无视国家律法，不能依法办事，实际上成了助推社会混乱的本源，不但不能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更不要说为君主解忧，为国家强盛贡献力量了。

春秋时期不管是儒、墨、法哪家的思想论点，最终的落脚点都在国家的策略制度，就是儒家要恢复的周礼，本质上也是国家的整体礼仪制度，是要全国性的统一和稳定，绝不是个人的私利行为。

从这个角度看，直躬“忠臣逆子”的故事，已经不是单纯的儿子告发父亲这么简单了，它已经上升到了国家律法的层面，是个影响律法制度的犯罪问题，而不是不孝之举的个人问题了。

鲁人“孝子背臣”的事件，也已经不是单纯的仁爱之心了，它已经上升到了国家安全的高度，是个影响军队战斗力的军法逃兵问题，而不是伺奉父亲的个人孝心问题了。

作为行政长官的令尹，不判父亲偷盗之罪，却以不孝之名惩处直躬；作为政府官员的孔子，不罚鲁人的逃兵之罪，却以仁爱之名举其为官。这就是公、私不分的昏聩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