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险或者抵达
探险或者抵达
——张泽雄诗歌印象
文/魏荣冰
如果说武当山与汉江建构了十堰的地理坐标，那么我愿意指认，张泽雄的诗歌从时间和生命两个维度，以诗意的方式建构着十堰的精神坐标。
张泽雄推崇智性写作。主张诗人遏制放纵的情感,转向内省、沉潜，让诗歌文本冷静客观地呈现。基于此，他宣称，诗歌是内心的事业。他像一个修行者，潜伏在幽闭的精神世界里，挖掘内在的心灵向度，又对喧嚣的外部世界洞若观火，在自我内心省察和外部世界烛照的双向检视、齟龉中，完成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问与想象，为我们提供了承载他个人诗歌理想和审美旨趣的厚重文本。正如解构主义之父德里达所断定：“文本之处一无所有。”这些诗歌文本，无需过度阐释，它们如灯烛，自己发光，照亮诗歌内部的秘密，也照彻人类内心的黑暗。
对于诗歌，张泽雄始终在场。尽管自1990年搁笔，直至2004年才重拾诗笔。但在这漫长的十四年里，他并没有从诗歌场域抽身而出，他把自己交付给大师和经典。他读T·S·艾略特、布罗茨基、保罗·策兰、费尔南多·佩索阿、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德里克·沃尔科特，读《荒原》《死亡赋格》《完成一半的天堂》《白鹭》，在大师思想光芒照耀和经典的摩挲研习中，闭关修持，吐故纳新，写出了大量“有重量的”诗歌作品，他将这些作品结集为《武当之上》《异名者》《暗处的花朵》。《武当之上》是一部以道教名山武当山为书写对象的长诗结集，共5章、116首， 汪洋恣肆，气势恢宏，被著名诗人杨炼评价为“创造了一座语言的武当山。”《异名者》收录了作者十余年来创作的重要诗歌作品，共7辑、195首，作者将诗集命名为“异名者”，我想应该是出于对葡萄牙著名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致敬。费尔南多·佩索阿将自己的诗歌创作假托在各种面具之下，他一生创造了72个面具，用以遮蔽“有机而持续的非人格化倾向。”张泽雄在诗作《异名者》中写道：“有多大的孤独，需要自己/给自己写信，自己做自己的亲戚/有多大的孤独，需要用七十二张脸/隐身∥”《暗处的花朵》是一部散文诗结集，共5辑、78首，附录诗歌评论14篇和作者文学年表。作者善于以散文诗的形式，打通隔在生活之间的门闾。
张泽难的诗歌写作既观照外部世界、介入生活现场，又返归悲悯内心、施以智性烛照，从而构筑了具有鲜明风格和精神胎记的诗歌谱系。在一个物质泛滥精神萎缩的泛物质化时代，诗人何为？张泽雄认为，不要颔首低眉唱廉价的颂词，不要刻意追求春秋笔法，而是聚焦内心的温度与坡度，直击生活的皱褶和生命的疼痛，“那些高蹈的担当和低处的歌吟，都应发自诗人的肺腑。”海德格尔说：“踪迹往往隐而不现，往往是那几乎不可预料的指示之遗留。在贫困时代里作为诗人意味着：吟唱着去摸索远逝诸神之踪迹。”这是一个哲学家对于诗歌的沉思。诗歌不提供答案，诗歌提供可能性，它带给你的不是百科知识，而是智慧的结晶和思想的锋芒。“生命的机杼，没有时间/纹理，只有谛听——空茫的风语/卸下了远处的山峦和整个黄昏。它/没有休止。像我写下的诗行，一阵/叠句，一根枯草，就把我搁浅∥”（《风：或它的弦外之音》）“而万物无所不在。石头上的刻痕/没有减弱你的行程∥时间仍在原地。似在等下一次/相遇。无始无终——∥通过你的内心和呼吸，才知道/我的身体是一座废墟∥”（《道：或内心呈现》）“一个连续细腻的形状/在山涧曲折蜿蜒；我写下的诗句/正穿过烧焦的面庞。/而一种巨大的宁静，充满∥”（《沉香木》）这些诗句不胜枚举，无论是自然景观、生活事件、宗教哲学还是特定物象，一经作者的智性烛照和悟性穿透，立即充满思想的力量。
张泽雄极力追求诗歌的现代性。他甚至在一篇文章里引用伊利亚·卡明斯基的诗集《舞在敖德萨》，来谈论诗的现代性进程。诗歌的现代性是一个宏大命题。按照吴思敬先生的理解，诗歌现代性主要表现在对诗歌意识形态属性及审美本质的思考、对诗歌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的探讨、对以审美为中心的诗歌多元价值的理解以及对诗歌语言审美特质的追寻。我认为，现代性首先是人的思想的现代性，它建基于思维的反思性、批判性和超越性。张泽雄的诗歌作品，举凡涉及到十堰地理、故土异乡、哲学宗教、生命感悟、生活图景、田园城邑、工业文明，都前置于现代性的光柱里，有焦虑与反思，有批判与重构，也有疏离与放逸，呈现出斑驳色彩和多重声部。“直到你成为你的深渊。回到内心/拆去四周的栅栏/活在一块石头里，没有羽毛/没有阴影和疼痛。让一座山陷入/生与死的悖论∥”（《峰顶：或一个夜晚的坠入》）“经文像片片/枯叶坠落，云里的宫殿/除了时间的重量，就是它自己和/它自己的影子∥”（《太和宫：潜入云朵的内心》）“有人罹难，有人殉职/也有一秒种拔地而起的草根/心中的阴影，渐渐枯萎。我们都在/习惯性失忆。我也只是路过了/去年夏天的一小块悲伤∥”（《路过去年夏天的一小块悲伤》）读到这样的诗句，无论是拔地而起的武当奇峰、千年沧桑的太和宫，还是蛰伏内心的块垒，完全将我们从古典抒情中带离，笼罩在一片现代性的“雾嶂”之中。
张泽雄一直着力于诗歌写作的探险，他说：“我喜欢在路上探险的感觉：永远出发，却永无抵达。”他所说的“探险”，我认为从他的诗歌写作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征候，就是追求诗歌写作的难度，他以自己丰厚的人生经验、奇崛的想象力、精湛的诗歌技艺和独特的言说方式，怀着作品经典化的野心，保持纯正独一的噪音，书写了大量品质优良的诗歌文本，提升了作品的辨识度，拂拭着这个时代的精神维度。他的长诗《武当》是他诗歌探险的一次集中展示。诗歌不是风尘女子，从不会轻易委身于人。可是，当下的诗坛，由于市场经济逐利属性的冲击，加之掌控诗歌话语权的“宗师”与刊物的误导，诗坛旗号林立，泥沙俱下，有些诗人热衷于“小确幸”、“小清新”，肢解生活，滥用口语，写一己悲欢，发个人幽思，在语言里迈着小碎步，兜着小圈子，制造了大批精致的诗歌废墟。有些诗人钻进后现代性的迷宫，迷恋后现代的模糊性、间断性、弥散性、多元性和游戏性，颠覆范式，消解意义，让能指无限地漂浮，所指自由的滑动，这样的诗作纯属个人游戏，他们身影终久会被时代的单轨解构。更有甚者，一些所谓的“诗人”根本都有弄清楚诗歌是怎么回事，就去熟练地操作回车键，废话连篇说，口水满天飞，“许许多多拙劣的散文在自由诗的名义下写了出来”（T·S·艾略特），诗歌的艺术成色不断衰减，现代诗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在这样的背景下，张泽雄的诗歌探险，让他加入到一批行走在诗歌艺术高地上的优秀诗人的行列，面对他们的背影，我肃然起敬。
张泽雄深谙诗歌语言的“炼金术”。海德格尔认为“诗乃是对存在和万物之本质的创建性命名——绝不是任意的道说，而是那种让万物进入敞开的道说。”他进而提出“语言是存在之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罗曼·雅各布森、罗兰·巴特、莱纳德·布龙菲尔德、爱德华·萨皮尔等符号学家和语言学家，对语言进行了系统研究，揭示了语言的生成机制，对现代诗的语言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其中又以索绪尔的双轴理论、罗曼·雅各布森的投射理论、爱德华·萨皮尔的双层理论，对现代诗人影响尤甚。诗歌语言不是工具性语言，而是一种审美语言，有的诗歌论者甚至将诗歌语言上升到神性品格。对于一个优秀的诗人而言，语言的探险是永恒的宿命。张泽雄苦心孤诣地追寻着属于他自己的“道说”方式。像“界限，怀里的手势。太极/停在时间的末端，像一些言词∥”（《太极：悬而未决的光阴》）、“云雾闪电/是这个喻体最后的杀机∥”（《日出：在金顶的香炉里》）、“所谓道术，就是用/一只乌鸦，把白天忘掉；再用，一个/动作，把天空据为己有∥”（《乌鸦岭：用一枚钉子来隐藏内心的疼痛》）、“然后，坐在内心的经卷里/默不作声。独自饮下，一片叶子/布下的阴影∥”（《道茶：道中隐者》）、“俗世的嘈杂，磨出身体里的寂静/最后，用一根针，迫使太阳的轨迹/戛然而止∥”（《朝山的人：太阳转过脸去》）、“直到我衰败/成为一张纸片/就是身体沦为废墟/我也会从灰烬里，取出回家的地址∥”（《一个空地址》）、“远，我不打开。窝在心里的风/像刚经过的一场雪∥”（《小河墓地的木桩》）、“我重构的诗句，请天空降旨/再取回那枚弦月置于袖中/等远方的回音∥”（《沉香木》）这些诗句，语言独出机杼，带着诗人的体温，幻化迷人的光泽。
张泽雄的诗歌写作也受到一些质疑和批评。一些读者认为他的作品，艰涩难懂，意义解析往往会滑入空白。这其实涉及到现代诗的一种审美特质，像维克托·鲍里索维奇·什克洛夫斯基所说那样：“艺术的技巧，就是使事物变得陌生化。”这也是诗人不可让渡的写作权利。但事物都有两面性，不同的诗歌理念和写作技艺之间，并非不可通约。如果张泽雄在今后的诗歌写作中，能进一步处理好陌生化与亲近化、私人性与公共性、横移植与纵传承之间的关系，我坚信，他的诗歌写作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纵然他还行走在探险的路上，但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他就会眺望到神圣诗歌殿堂那金色的穹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