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荆余理老师

        我是几年前一次回老家，听到荆老师因故不幸离世的。

        老师出事的那年秋天，大旱，坡里的庄稼夜间挺挺叶子，白天就干萎了。老师种着十几亩玉米，为了抢水源，凌晨一点多就和师母推着机器、水管，摸黑来到井边。这是一眼大口井，刚刚深挖过。老师在操作机器时不慎失足滑入井中，师母慌忙回村喊人，等人赶到捞上来，老师已经不行了。乍听之下，沉默良久，感到十分悲凉和哀伤。

        荆老师，国字脸，浓眉，不拘言笑，为人正直，忠于职守，从四年级教到我小学毕业，师生之谊很深。

        之后又一次回去，似乎听到人们对荆老师有些微词。出事前，井周围的户商议集资挖井时，荆老师没有同意。我想，即便如此，他原有的用水权利也是存在的啊。

        对自己的老师我还是了解一些的。

        他家住在我村西北角一条窄巷里，父亲是个勤俭、精细的庄稼人，家境较为殷实。他家过日子在全村是出了名的，冬天挂在屋里的干白菜叶子都不舍得扔掉，平常不大和外界来往。荆老师是独子，父亲苦筋拔力供他读了工读师范，并早早给他成了家。媳妇很贤淑，身材不高，皮肤白皙，微笑时露出两个甜甜的酒窝，给人以妩媚，婚后成了家庭的主心骨。

        在接我们这个班之前，荆老师一直教初中，刚下到小学，还带着明显的情绪。

        荆老师是个脚踏实地的人，知识基础很扎实，讲课有板有眼，一丝不苟。可能是一直教初中的缘故吧，他喜欢对课本知识作一些适当的拓展和延伸，并深入浅出的和日常生活相联系，同学们很感兴趣。他的板书也很漂亮。在那个知识荒芜的年代，他的课就像淙淙清泉，滋润着我们干渴的心田。

        对家庭困难的学生，荆老师抱有一颗同情怜悯之心。班上有个同学叫荆余法，父母早亡，和姐姐相依为命，是特困家庭，几次想退学。荆老师多次派我和一位姓栾的同学，来到他那没有院墙、光徒四壁的家里做工作，并利用班内勤工俭学收入给予资助，使他没有辍学。

        荆老师对我很赏识，有点偏爱。有一次，我在课堂上解对了一道数学难题，他竟用了“天才”这个词来夸赞我，让我羞愧难当、无地自容，同时也暗自心喜。

        清明节师生到烈士陵园扫墓，他借中午休息之机到高密一中拜见老师，特意把我带上，在那座德式小楼里向他的老师介绍了我，我心里热乎乎的。

        一次劳动课给生产队割喂牲口的青草，同学们洗完草依次称重后，荆老师把我留下，让我和生产队会计同时打着算盘，合计总斤数。饲养室就在他家附近，当时有一些社员在场，他的老母亲背着孩子一直站在旁边饶有兴致看着我们。我和会计连续打了两遍，结果完全一致。荆老师很高兴，当众夸奖了我，好像我为他争了光。回家的路上，我赤着脚，挎着草筐，踏着刚刚升起的一轮明月洒下的满地清辉，十分惬意。

        平心而论，荆老师的心地和教学都是相当好的，无可非议的，但他在性格和工作方法上确有明显不足，孤僻，固执，自傲，有些暴躁。动辄发火，撤换班干部，发起火来瞪着圆圆的大眼睛，眉头拧成一个大疙瘩，从嗓子眼里挤出尖厉的声音，很骇人。和校长关系紧张，常发生对立，认准的事八头牛也拉不回来，吃了校长的气，当着学生面发牢骚。

        荆老师这种性格，在学校是吃不开的，我们升入初中不久，就被校长借故辞退了。当时工读师范毕业还只能当一名民办老师。

        这件事好像并没有给荆老师带来多大挫折，他很看得开，并不太留恋这个岗位，从小受家庭的熏陶，以农为本的意识根深蒂固，很快就适应了生产队的劳动。有时见到他抗着锄头和社员们走在大街上，神情自若，毫无戚色。

        1977年恢复高考，根据自身实际，我选报了中专。当短促而茫然的复习进入昏天昏地之时，迫切想找一套文革前的初中课本看一看。找谁借呢？我想到了荆老师，他是工读师范毕业，应该有这套书，但能不能借出来实在没把握。傍晚，我鼓起勇气来到他家。一家人正在吃饭，听我说明来意，荆老师二话没说，放下饭碗，走进里间，踏着凳子，用手灯照着，在上面阁子里悉悉索索翻找着，搬下一摞书。“就这些，你挑吧。”他干脆的说。我仔细的淘金似的一本本看着，其中几本正是我所需要的。荆老师又给我推荐了两本，并扼要进行了提醒。带着沉甸甸的书和老师的叮嘱告辞出来，我感到那样振奋，真是喜出望外，对老师慷慨相助充满感激之情，脚下似乎也轻快有力了。回到家，就一头扎进书本里去了。这几本书对我赢得考试、实现人生的转折起了重要作用。

        考入高密师范后，一次步行回家，碰到师母在路边地里秧地瓜，那时已经实行大包干。我跟师母打完招呼，转身离开的时候，听到师母不经意说出了一句话。我很快意识到，这句话与我借书还书的事有关。从荆老师家借的那几本书，在我接到录取通知后，很快就被人这个一本那个一本拿走了，当时正在兴头上也没去多想。过去这么长时间了，现在书流落到了谁手已不好说，再找起来那是很难的了。我很后悔，很自责，很愧疚，自己太不虑事了，老师好心帮助了自己，用完了应该赶快归还啊，他家又是特别珍惜东西的。这桩事像一块石头，成了我多年的一个心结。

        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才有了一次报答老师的机会。

        当时我在市委机关工作。一个星期天上午，荆老师突然来到六号宿舍我的家，手里提着几条一尺多长的鱼，可能是从附近市场买的。见到老师我很高兴，亲切的说：“老师，您快请坐！来我家还带东西干嘛？”他瞪着眼扳着面孔说：“和我别来这些虚圈套，谁还不知道谁！”噎得我语塞，哭笑不得，好像我贪财似的，好在我知道老师的脾气。对象准备了一桌子菜，热情接待了他。他喝着酒，叹了一口气，从家事说到了来意。他说：“儿媳妇很有能力，很能干，在镇里负责工艺品加工。儿子很老实，在家种地。时间长了两人产生了距离，儿媳妇已经带着孩子回娘家住了。”他叫着儿媳妇的名字那样亲切，亲闺女似的，眼里噙着泪水。他让我选择一家好的市直企业，给他儿子安排一份工作。我未加思索就痛快答应了。老师的心情变得开朗起来。他说，自己很壮实，能出大力，种着几十亩地，收入客观。到了麦秋大忙，可以连续几天几夜不合眼，边收、边打、边种，年轻人也比不上。他还说，自己最看不起的是那种有了几个钱就烧包不开的人。一次他在集上买香菜，正讲着价，一个暴发户走到跟前，嗤棱着鼻子牛哼哼的说：“买几根香菜还讲什么价，别叨叨了，我都要了！”气的荆老师脸发青，愤愤的对我说：“瞎了！瞎了！我一看，这个人瞎了！”果然这个爆发户很快就败落了。

        送走老师，我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事情办妥。

        没想到，这是我和荆老师的永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