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知青岁月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难忘的知青岁月

1968年12月22日，本来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却因为毛泽东主席这一段讲话的发表，改变了一千七百多万青年的命运。从此，中国就诞生了“知青”这样一个群体。这一天，也成为每个知青心中永生难忘的日子。

根据以上这个指示精神，各地很快制定了知识青年下乡落户的细则。于是，一批批16-20岁的中学生，怀揣战天斗地的豪情壮志，告别了父母和兄弟姐妹，告别了熟悉的城市，义无反顾的投入了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开始了和农民们同样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知青生活。而我，就是这千百万知青中的一员。

等待分配

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指示发表的时侯，正值文化大革命由停课闹革命转入复课阶段。

我和我的同学们都陆陆续续回到了学校。其实那时虽然名义上说复课闹革命，实际上已经没有课可上了。老三届三个年级的学生，整天无所事事，只是每天例行到教室，由军宣队的干部组织学习文件，等候分配。

等侯是一种漫长的煎熬。

说实话，那时的我们对未来的去向心里根本没有底。十八、九岁的花季，正是多梦的年华。考入西师附中的那一刻，我渴望能够努力学习，考入大学，掌握一些文化科技知识，好好报效祖国。但现实却告诉我们，考大学是不可能的了。大学已经停止招生，即使考试，我们高68级因为文化大革命，高中知识只学了一年，拿什么去和高66、67级的师兄师姐们竞争。唯一的希望能够早点落实分配，找个理想的工作能够自食其力，再也不用年迈的父母为我们的衣食住行操心就心满意足了。

对于分配，当时有许多传言和分配版本。但感觉还是关于四个面向的版本比较靠谱。那就是：“面向工厂、面向基层、面向边疆、面向农村”。

我当时没有怎么多想。知道想也无济于事。况且我这个人从小就胸无大志，容易知足常乐 。既然高考无望，能够当个工人就很满意了。

我在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的命题作文写《我的志愿》时，都是写的长大后当个纺织工人。这个志愿源自一部电影，名字叫《黄宝妹》。描写一个纺织工人黄宝妹的先进事迹。她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一名劳动模范。

我向往能够像她那样，穿着白色的围裙，戴着洁白的工作帽，整天穿梭于纺织车间，纺出最好的线，织出最美的布，让所有人都能穿上漂亮的衣服。我也羡慕我爸爸，他就是个年年得先进的工人，家里的墙上挂满了他获得的厂先进工作者奖状。如果不能当工人，到基层工作也是不错的选择。所以，基本没有作考虑其他的去向。

22号那天，军宣队通知我们不要离校，说晚上八点有重要指示发表。

八点正，学校高音喇叭准时响起， 广播里传来了毛泽东那段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

广播里一遍又一遍反反复复的播放着毛泽东的指示，并且通知我们马上到操场集合，到北碚街上游行。

来不及作任何思考，大家迅速整理好队伍，精神抖擞的出发了。游行队伍人好多，有工人、大、中院校学生、城市居民，大家兴致勃勃，高喊着坚决执行领导指示的口号，围着北碚街道游了一大圈。

其实当时并没有把这个指示和我们每个人的去向联系起来。我只是隐约觉得可能去农村的比例会稍微多一些而已，没太往心里去。

几天后，军宣队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宣读了重庆市关于老三届学生分配问题的文件。文件很长，但我们却听得特别认真，生怕漏掉了关键的内容。最后的结论让大家始料未及：所有66、67、68三届高中，初中学生，只有一个分配目标--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农村来的学生回自己的家乡，城市来的学生由学校和政府统一安排到四川农村，我们学校是到苍溪县插队落户。

没有任何条件可讲，没有任何可以选择的方案。只有一个选择，一槌定音。

两天后，我们就送走了从农村来的几个同学。依依惜别，我们彼此心照不宣，大家心里都有点难受。三年同窗，同学们已经结下很好的友谊。今日一别，何时能够再见？从农村来的同学是回到熟悉的地方，回到父母兄弟姐妹的身边，应该还好过一点。而对于我们这些没有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却要离开父母和兄弟姐妹，离开熟悉的城市生活。到一个完全未知的地方去，不知道等待我们的会是怎么样的情景。

挂钩插队

说到挂钩，那可是当时特定环境的一个特别的名词。

当时重庆市辖七区三县。市政府出台了一个政策，允许市里有亲戚朋友的城市知青自己联系到三县（巴西、綦江、长寿）插队落户。只要村社同意接受并出具证明，就可以就近落户，所有待遇和集体下乡的一视同仁。

我家没有农村的亲戚朋友，而且我消息也不灵通，根本不知道可以挂钩落户的政策。所以，只能在家里傻傻的等候学校安排落户的消息。

一天，初中同学华容兴致勃勃来我家串门，不但告诉了我这个消息，还告诉我他爸爸有认识的朋友，可以在离家较近的巴县联系落户。问我是否愿意一同前往。

知道这一个消息，我真是特别开心。我父母那时已经60岁了，我是他们最小的女儿。他们知道我要去苍溪那么远的地方落户，每天都愁眉苦脸，舍不得我远离，却也无计可施。听到可以联系在附近落户，我们全家都开心得不得了。

我和华容是初中的好姐妹，每天一道上学放学，彼此非常了解，相处得像亲姐妹一般。毕业后我们都考入了市的重点高中，她在市三中，我在西师附中，高中我又和她妹妹华贵同在一个学校，周末经常一起结伴回家，也象姐妹一样亲密，能够一起去落户，相互也好有个照应。真是一个利好消息。

华容爸爸特别务实，很快就为我们三个女孩子联系好了下乡地点，是巴县凤凰乡的金堂大队四生产队，小地名叫千子门的地方。

这个队位于北碚和巴县的交界处，北碚到青木关的公路就从那里经过，所以交通还比较方便，队里居然还有电灯，这让我们有点喜出望外。华容爸爸已经把落户的一切手续都办好了，只等到学校签字后就可以办理户口迁移手续。

听到此消息，我们心里真是悲喜交加。喜的是不用远离父母亲人，悲的是不知以后的路怎么走，还能不能回到城市，实现当工人的梦想。

一月二十七号，我和华贵到学校办理好户口迁移手续，二十八号我们就踏上了去凤凰乡政府的道路。

而那时候，我的同学们还在家里等待学校落实分配的乡镇呢。

从家到凤凰乡不通公路，我们在蜿蜒的石板路上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到了乡政府所在地。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农村乡一级政府机关，一幢不起眼的平房，几间简陋的办公室。我们很快办理好户口登记手续，完成了城市户口变为农业户口的转移。

没有锣鼓喧天的欢送，也没有掌声和鲜花，我们和其他挂钩的知青一样，背起简单的行囊，去到了从未生活过的农村，开始了不知路况的知青生涯。

想到从此我们就不再属于城市，心里多少有那么一些酸楚，未来的路怎么样，我无法预测，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初识农村

到落户地见的第一个人是宋队长。那是一个只有二十三、四岁的年轻人，直爽憨厚，话语不多，言语里透着干练。他给我们介绍了生产队的基本情况。全队有一百三十多人口，三十余户人家，人均只有一亩四分地，而且是土多田少。队里每个劳动日收入不到三毛钱，没有什么经济作物，由于土地不够肥沃，粮食收成不太好，有时需要国家给与一定的返销粮才能维持生活。

队长的介绍让我们对将来有了一些担忧，怕以后会因为缺粮而填不饱肚子。要知道我长这么大，爸爸妈妈可从来没有让我饿过肚子。

好在下乡时上级有文件规定：知识青年的口粮分配不得低于当地壮劳力的平均数，而且我们还有八个月的国家供给粮食垫底，心里多少有些安慰。

队里给我们三个女生准备了一间屋子，大概只有有十二、三平方米，放了三张80公分的小床后，就只有放一个桌子的位置了。我们没有任何家具，觉得三个人一个房间虽然挤一点，但是热闹啊，既来之，则安之，我们也就欣然接受了。

房间外面生产队给我们接了一间小屋子做厨房，厨房里砌了好大一个灶台，两口硕大的铁锅，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感觉一切都那么陌生，我们心里充满了新奇，用这么大的锅煮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队里还要两个北碚女知青，住在另一个地方，巧的是她两人来自我和华容初中的母校，也算师妹了。

知青屋被盜

下乡第一天，就发生了一件事，我们家被盗了。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住在我们屋子后面的王三爷请我们三姐妹吃晚饭，。王三爷是华容爸爸的朋友，他俩解放前曾经一道给地主打短工，我们这次能够在金堂村落户，就是王三爷引荐的，朋友的女儿来了，热情的王三爷坚持要尽地主之宜。盛情难却，我们也非常开心的赴宴。

王三爷妻子已经去世，和一双儿女共同生活。儿子二十岁，和我们一般大，却生的个头矮小，不爱说话，倒是他女儿小刚玉非常乖巧可爱，十五、六岁，就学会了干全部家务，煮饭、喂猪样样能干。一张小嘴甜得象抹了蜜似的，姐姐前姐姐后的围着我们三个，叽叽喳喳说个不停。从她嘴里，我们对生产队的现状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王三爷家里不宽裕，但却也尽力让我们感到了他的诚意。一大碗土制腊肉透着诱人的香气，配上几个自家地里种的小菜，倒也十分可口。

吃完饭，大家继续聊天。我突然想起好像忘记锁门了，赶紧走回家去看，一开门，我立即有点傻眼了。看见放在房间里的大米，被人挖了一个坑，估计拿走了四、五斤米，米桶周围洒落很多米粒，我再仔细看家里没有其他东西丢失，心里放心了许多，就把消息告诉了另外两个姐妹。心里把自己骂了一顿，恨自己为什么这么粗心，以后必须小心才是。

不料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一会功夫，队里人都知道知青屋被盗的事。一些社员非常生气，嚷嚷着一定要查清这事，否则担心我们认以为自己住进了贼窝。

我们并不想追究此事，觉得是自己不小心没有关好门，叫大家不必查了，

可是队里的人不同意，他们觉得知青下乡第一天就发生这样的事，传出去会很没面子，而且不查出偷米的人，好像大家都难逃一份干系。

于是，一个姓丁的年轻人认真观察了现场，找到掉在地上米粒，然后顺藤摸瓜，发现米粒一直通到后院一户人家的米缸后嘎然而止。

事后，那个农民乖乖的把偷去的大米还了回来，此事才就此了结。

通过这件事，我看到了大多数农村人有非常正义的一面，也看到个别人的一些不良习惯，真是有喜有忧。

在艰苦环境锻炼成长

刚下乡时，那些农民很看不起我们，觉得我们根本就是一群不会干活的娇小姐。

我们生产队共有五个知青，清一色的女性，。开始我还有些纳闷，为什么队里只接收女孩子落户？后来发现全乡都是这种情况，女生占80%以上，我们大队14个知青，就有11个女生。

后来和农民混熟了，才知道答案-原来他们并不那么欢迎知青的到来，他们认为知青下乡是个负担，一群城市娃，又不会种地，还要和他们争口粮，争土地。但因为担心以后会成家成户分下来城市居民，那样的人来了走的希望几乎为零，所以先下手为强，招收一些女知青，认为女孩子可塑性强，下来几天，吃不了苦就很快会结婚走人，然后退回土地。如果接受男知青，今后就会娶近一个，再生几个，土地就会越来越少。而且当时知青下乡时，国家会按照每人240元给予生产队补助，用于农具购买或者修建房屋，如果知青走了，队里还可以把这些钱或者房屋收回。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鉴于我们没有农业劳动的经验，队长就安排我们几个知青和一群老弱妇女在一起干活。

扛着队里给我们准备的锄头，我们开始了干起了农活。我们学着其他妇女的样子，使劲挖土，努力赶上大家伙的进度，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背痛不说，手上还磨出了血泡。收了工我们还得自己挑水做饭，吃好饭收拾完毕都很晚了。第二天还必须早起做饭、出工。但我们知道，这样的日子才刚刚开始，只有坚持下去，才可能生存。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们逐渐适应了农活，能够和大家干同样的农活了，社员慢慢改变了对我们的看法觉得我们并不是娇滴滴的城市小姐 ，也和她们一样成为能够自食其力 的劳动者，我们的工分待遇也慢慢得到了提高。三个月后，我们就已经是和队里的壮年妇女同工同酬了。大家看我们的眼神已经明显的从瞧不起到敬佩。

我们三个知青住一屋，非常团结友爱，遇事一起商量。收工后，我和华容负责挑水，种自留地，华贵小就在家里煮饭。早上，我和华容早起做饭，让小妹妹多睡一会。社员都羡慕我们，夸我们不是姐妹却胜似姐妹。

在一个暴雨倾盆的夜晚，我们经历了下乡后的最难忘的一幕。

那天晚上，我们姐妹吃好晚饭，完成好所有家务就开始躺在床上聊天打发时间。天气有些闷热，根据以往的经验，下半夜可能会下雨。

果不其然，十二点以后，开始下起了沥沥小雨，后来雨越来越大，呼呼的风也来加盟。然后，我们的屋子开始漏雨，我们就开始找东西接水。一处、两处、三处…雨越下越大，漏也越来越多，华容、华贵的床上方也相继漏水。我们用尽了家里所有可以用来接水的容器，还是无法解决那么多的屋漏，看到湿漉漉的房间，累得精疲力尽的我们不禁流下了委屈的眼泪。这个时候要是爸爸妈妈在该多好，至少他们可以给我们安慰和力量啊！

还好我那间小床没有漏水。于是我们三个人挤在一个小床上相互依偎着熬过了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第二天，队里派人帮我们在房顶添了一些新瓦，解决了屋漏的问题。

还有一次也是半夜十分。我突然被华容惊恐的叫声吓醒。赶紧爬起来一看，我这个一向胆子大的人也倒吸了一口气。只见华容床顶的帐杆上，一条有饭碗那么粗的菜花蛇吊在那上面，嘴里吐着蛇信。看见我们都起来了，那蛇才不慌不忙从我们眼皮子下从容不迫的溜走了。

虽然知道那不是毒蛇，但蛇架势就足以让我们三个年轻姑娘吓出一身冷汗。

觉是睡不成了，华容就和我挤在一起聊天，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啊！

再来说说种自留地的事。

下乡后，队里就按照规定给我们每个人划了七厘自留地，我们三个人就是二分一厘地，好大的一块呢。我们心里由衷的高兴，我们终于有自己的土地了！我们学着和那些农民在自留地厘种各种蔬菜，种玉米，红苕。经常给它们锄草、施肥、捉虫。土地给了我们很好的回报，我们种地玉米又大又饱满，红苕又大又甜，连那些农民都忍不住夸我们，说我们是无娘儿天照顾。其实我们真的付出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哦。

在农村落户时遇到的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

刚到农村时，就看见我们门前堆了好大一堆干树枝，那是入冬时修剪下来的桑树枝，队长特意留给我们知青当柴火用的，我们听后有些感动，觉得大家对我们真的不错，想着今后好好劳动报答大家。没想到，几天后情况突变，一些社员给队长反映，觉得不公平，说凭什么要留给知青，要平均分给每户人家才合理，其实我们并不介意把柴分了，反正这点柴也烧不了一辈子，可有个别人说话也太难听了，说什么知青又不说大老婆生的，凭什么搞特殊待遇。这些话让我们心里好难过，那种不被人理解的感觉真不是滋味。

我们三姐妹天生就有一种不服输的性格 。于是，我们背上背篼，拿起镰刀就上了山。来回二十里路程，加上打柴，半天功夫，我们满载而归，背回满满三大背柴火，让那些看不起我们的农民目瞪口呆，从此不敢小看我们。

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我们的体力有了很大提高，开始时挑大半桶水都要歇气。到后来，我们去10里外挑一百斤煤都能够一鼓作气挑回家，中间不用休息的。

我们用自己的努力，一点点赢得农民兄弟的认可，慢慢的，他们也喜欢和我们一起聊天，有时还会主动和我们商讨一些问题，还让我们知青担任计记分员，分各种实物，或者赛车场记着帐都乐意让知青干，觉得我们老实说，没有偏心。

把卫生习惯带到农村

初到农村，发现一些我们不理解的情况。

我们宿舍里没有排水管，每天早晚，就在门口天井里刷牙，每次我们刷牙时都会引来一些小青年围观，开始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后来隔壁的刚玉姑娘终于抑制不住好奇，跑来问我们为什么每天用个小刷子在嘴里饺来饺去，还满嘴吐泡泡。听后我们不禁有些感叹：原来他们从来没有刷牙的习惯，怪不得有些人一说话就露出满口大黄牙。于是，我们非常耐心告诉他们刷牙的重要性。开始有些人还不理解，认为我们矫情，多此一举，觉得城里人就是事多。还是年轻人容易接受新东西，开始是一些人偷偷开始刷牙，慢慢的，他们也觉得刷牙后口腔特别舒服，于是，许多人就加入了这个队伍。

刚去的时候，全生产队只有队长的老婆习惯穿内裤，其他人不但不穿，还说东道西，认为她浪费布票，（那是时候每个人一年只有5米布票）是多此一举，穷讲究。

我们也给大家仔细讲解，要勤换勤洗内衣内裤，才能避免好多疾病的道理，后来多数妇女都养成了好的习惯。

和大家在一起时间长了，那些朴实的农村妇女觉得我们知道的东西多，遇到一些生理问题也乐意与我们一起探讨，一下子拉进近了距离。

无辜躺枪

下乡不久，我们无端遭遇了一次冤枉，差点被莫名其妙的扣上一顶煽动宣扬读书无用论的大帽子。

那天，生产队长去公社开会回来，黑着脸来告诉我们，明天公社要来调查，说有人反映我们知青在农民群众中宣传读书无用论，造成小朋友退学的不良后果。

我们心里一紧，我们初来乍到，说话办事非常谨慎，怎么可能说这样的话。在担惊受怕中度过了一个夜晚，第二天，公社的人下来找我们生产队两个退学孩子家长了解情况，结果是误会一场。

原来这俩个学生家长是自己觉得像我们这些知青，读了十几年书，都被下放到农村劳动，觉得读书没什么意思，农村人嘛，认识自己的名字，认识人民币和工分就可以了，所以才叫自己孩子退学的，他们拍着胸口保证此时跟知青没有任何关系，才给我们解脱了危机。

误会终于得以解除，我们的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宣传读书无用是多么严重的事情，搞不好会坐牢的。

农民兄弟那种敢做敢当的品质，让我深受感动。

下乡时我们风华正茂

繁忙的双抢

一到农历立夏前后，农村就进入了繁忙的双抢季。有多忙，有字为证：“到了立夏，见了亲家不说话。”

立夏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也是一个播种的季节。种了半年的麦子熟了，黄澄澄的透着一股诱人的香气，微风吹过，卷起阵阵波浪，空气里都仿佛散发出一股麦香。季节不等人，如果不抓紧时间收割，很快就会倒地，导致发芽欠收甚至无收；与此同时，又要在同样的时节把秧苗插下去，晚了水稻收成也会受影响。

所以，遇到双抢，整个生产队如临大敌，队长早早安排好各路人马，准备好各种收割工具，各司其职，严阵以待。并且宣布双抢期间，一律不准请假，离开半天以上都必须由队长批准。

我们队土多田少，妇女就负责割麦、晒场、收蚕豆拔秧。男劳力负责插秧，哒麦子，送公粮。

没有下乡前不知道割麦子有那么辛苦，一天下来，那个腰杆酸痛 的都立不起来。为了赶进度，有时从早上六点干到晚上七、八点。中午只给一个小时吃饭。

这可苦了我们知青姐妹。别的队员大多数家里有人做饭，回家就吃，而我们则要自己回去做饭，否则只能饿肚子。于是，我们就半夜三更起来做饭，中午热一下对付几口，有时候时间来不及就煮玉米糊吃。

我们习惯了讲卫生，白天再苦再累，也要洗完澡，洗好衣服晾好才肯睡觉，所以每天都睡得很晚。如此早起晚睡，每到双抢季节，我们就会严重缺觉。不过劳累也像一副镇静剂，头只要一沾枕头，立马能够睡着，神经衰弱都会不治而愈。

最佩服那些男劳力，他们虽然拿着最高的工分，可那都是硬体力活。我看那些哒麦子谷子的人，累的面色苍白，热汗淋淋。看见他们肩挑二百多斤的麦子还能正常行走，觉得他们真的好牛。

这种时候，他们的家人会把平时舍不得吃的大米饭和腊肉拿出来，让他们吃饱吃好，能够保证必须的营养。我看到他们把那么狼吞虎咽的把一大海碗肉饭吃下去，才明白他们干的活有多苦多累。直到此时，我们才真真正正理解了粒粒皆辛苦的含义。

双抢是辛苦的，但也充满幸福和喜悦。看到晒干的麦子，人人脸上都荡漾着开心的笑，终于有面吃了。

隔壁队开了个面房，可以用麦子直接去换面粉或者面条。

有一天，我们三姐妹也兴致勃勃的拿了些麦子去换面条，三斤麦子换的面条，居然被我们一餐吃了下去，现在想起来还有点难以置信。不过那时条件艰苦，没有肉吃，连炒菜的油都极少，人就容易饿，平时又舍不得吃面条，偶尔吃一次觉得太好吃，加上天天强劳动，饭量大也就不奇怪了。

帮助队里种植经济作物

我们下乡时，队里人只种庄稼，根本没有任何副业。而且那时还对养猪、养鸡有数量限制，农民根本没有什么经济来源，连买点盐都是编草帽卖点钱维持。

聪明的队长知道华容爸爸在重庆市柑橘研究所工作。于是，产生了在坡地种植果树的想法，。队长问我们种柑橘是否可行，我们当然举手赞成。

凭借华容爸爸的面子，托关系给队里买了几百株广柑苗和橘子苗。那时候这些树苗可是俏货，市面上根本买不到，这可把大家乐坏了，大家忙着把这些树苗种下去。这些树苗可是全体社员的希望，一旦成活，不出几年，就会果实累累，年景好可以卖个好价钱，社员的收入肯定会增加。

几年后，这批果树果然不负众望，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把其他队的社员眼馋的直跺脚。

华容爸爸还帮队里买来一些肥料、农药什么的。让队里人非常开心，从此对我们几姐妹的态度明显好了许多，说话也变得和蔼可亲。

丰富农村文化生活

我们下到农村不久，大队就筹备要搞个宣传队。

那时的农村，农民的文化生活太贫乏了。一年难得看一次电影，电影内容还非常单调，只有样板戏和新闻联播。一个地方演电影，方圆十里八乡都会去看。

队里把成立宣传队当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开始我们并不乐意，离大队那么远，晚上出门排练走夜路太可怕了。

恰好民兵队长家住在我们队，他大包大揽表示愿意天天接送我们去排练节目，大队书记还告诉我们可以用一些白天去排练节目，由生产队补助工分。

在大家的支持下，大队宣传队终于建立起来了，里面一多半是知青。

每到入冬农村活少一点开始，我们就开始排练节目，像样板戏沙家浜选段、歌舞、小品、诗朗诵，我们的节目应有尽有，湊起来能够演二个小时。我们每次演出，社员们都十分捧场，很早就有人占位子，看的人特别多，每演完一个节目，看到台下社员那由衷的笑脸，听到他们热情的掌声。那种被社员认可的感觉真好，我们从心里感受到农民的纯朴可爱。

我们的成功演出，得到公社的通报表扬，其他好几个大队都请我们去演出，我们甚至还去了县里的煤矿演出过。

迷茫

下乡时，我们得到了国家给每个知青的下乡补助（也叫安置费），三丈布票和60 元人民币，是让我们购买被褥床单的。

在那个时候这已经是很不错的待遇了。因为那个年代物质匮乏，什么东西都要凭票计划供应，大到粮食布匹，小到煤油，盐、糖、烟酒茶，全部按人头发票。每人一年只有一丈五尺布票，下乡后还享受八个月的城市居民粮油供应，以后就由生产队分配口粮。

因为有八个月的垫底，开始的生活还感觉马马虎虎，每月30斤粮票，一斤肉票，半斤菜油票。

八个月后就恼火了，开始了没肉没油的日子。知青没地方喂猪，就没有肉吃，生产队不种油菜，就没有油吃，煮菜只放点盐将就对付，想吃肉只能回家。这些都还能够克服，最难接受的是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基本都没有休息，结果不但没有分到一毛钱，我们还倒欠生产队一笔粮食钱。

会计告诉我们，每个劳动日的结算价是三毛一分钱，10个工分为一个劳动日，妇女全劳动是5.6分，所以我们每天的分值是一毛七分钱，我们知青分粮食是按照中等水平分配，所以必须补钱给队里。

这个事我们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累死累活干一天，居然只挣了一毛七分钱，这真是天大的笑话。生平第一次，我对人生价值观产生了怀疑。难道我们读了十几年书，就是为了挣这一毛多钱一天的工分?难怪有些农村人不让孩子读书，那些没有读过书的人干农活比我们更牛不是吗？

那段时间，我情绪真的低落，白天大家一起劳动还好，到夜晚就会失眠，想起年迈的父母还要出钱给我补粮食钱，心里就一阵阵绞痛，感叹自己太无能，感叹这廉价的劳动何时到头。但为了生存，为了不让父母操心，我必须强打精神，努力劳动，第二年，队里劳动日收入提高到五毛多，我们再不用给队里补钱了，每个人还分了二、三拾元钱，心里才好过了一些。

每回家一次，爸爸妈妈看见我晒的又黑又瘦的脸庞，都会心痛得流泪。我只能安慰他们，从不对他们叫苦，我不想让他们担心。每次，他们都会用省下来的肉票买肉让我吃好，还省下油票给我，让我们时不时也能够吃一顿有油炒的菜。父母还会给我一点回家的路费，因为我下乡不久，他们就搬家去了江北大石坝，离我比较远，我两、三个月回去一次，每次呆个三四天。

父母的这些恩情，我会一辈子铭记于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也渐渐变得坚强，我们慢慢适应了环境，也可以说是环境改变了我们。

知青返城

下乡一年多后，就开始有知青返城。

下乡的时候，我们对未来能否回城一无所知，心里虽然从没有泯灭回城市的想法，却感觉希望渺茫。用当地农民的话说:国家花这么多钱把你们下放到农村，要回去就根本不可能。所以我们也就没有多想。

华容是最先离开的，她被选送到市里一所师范学校读书两年，毕业后将留在乡村学校教书。

我们都由衷的为她高兴。她并没有一点开心的样子，我知道，她担心走后，留下妹妹一个人怎么办？

我安慰她，让她放心离开，承诺一定像亲姐姐一样对待她妹妹。我是个知恩图报的人，我能够在这里落户，是华容爸爸鼎力相助的结果，她妹妹就是我的妹妹。我会关心她的。我想，既然知青返城已经开了头，我们就努力吧，慢慢等机会。

送走了华容，我们又开始了日复一日的劳动。

可能因为我是高中生，又比较踏实肯干，在宣传队也表现较好，大队还经常叫我写点文章，出点板报什么的，所以大队书记决定让我担任团支部书记。公社在审批是觉得有些吃惊，全乡甚至全区知青当选团支书的极少，于是派人下来调查，感觉我确实还行，又让我担任公社团委委员，还推荐我参加了县里的知青代表大会。这样，我才得以认识了知青办的人。

慢慢的知青上调的多了起来，先是一些县办企业像化工厂，供销社招工。让我们感觉到了希望。我也多次得到公社的推荐，可就是光填表，没有具体通知，我也不知道是原因，只能耐心等待。后来才听说是县里故意留下一批高中生，准备充实教师队伍。

我这个人比较现实。从下乡第一天起，我从来不掩饰想回城市的想法，我在知青代表大会听到有些知青冠冕堂皇，信誓旦旦的发誓要一辈子扎根农村，我不信也不屑说这些口是心非的话。我一直耐心等待，等那个属于我自己的机会。

有一天，公社知青办的老王来队里，把我从地里叫回队里，拿了张招工表叫我马上填好交给他带走。有前几次的经验，我也没有当回事，但也认真的填好表交给老王。然后我就和他开始了长达一个小时的磨牙。

老王是个工作踏实的转业军人，他从云南刚转业回地方。因为我哥也在云南当兵，我以前也在云南生活过，彼此说话也就比较投缘。老王的家在农村，他们那里非常缺燃料，我刚好有在煤矿工作，就托人给他买过几次煤。那时煤也是计划物质，凭票供应，十分抢手，虽然买煤的钱是他自己付，可那时你没有门路，拿着钱也买不到煤的，所以他欠我一个人情。

我软磨硬泡，求他给华贵妹妹一个指标，我知道，知青办人主任手里不可能没有一个招工指标，他开始也很犹豫，怕惹麻烦，我反反覆覆给他说，华贵年纪太小了，如果我走了，她一个小女生，会很难很可怜，我说实在不行你就把她报上去，把我的表扣下，我以后再说，可他也不能这样做，因为我的名额是公社戴帽下的。考虑再三，他终于同意给华贵一张招工表，我当时就乐坏了，感激的话说了不知多少遍。我叫华贵回来填表时激动得语音都变了型。

华贵也真是好运气，很快就有了消息。她接到重庆医学院的体检通知，被医学院护理部录取，培训后成为一名护士。

而我也在他她离开后一个月被巴县卫生局录取，成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先在一个乡卫生院担任药剂员工作，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读卫生学校，上提高班，到市里医院进修学习，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医务工作者。

在农村的三年里，我经历了各种艰苦考验和磨练，锻炼了体魄，磨练了意志，学到了农民兄弟那种吃苦耐劳，艰苦朴素的精神。也算是人生一段别样的阅历了。

就像知青音乐家王佑贵先生一首歌里唱的那样：

“我们这一辈，

和共和国同年岁，

上山练过腿，

下乡练过背，

学会了忍耐，

理解了后悔，

酸甜苦辣酿的酒，

不知喝了多少杯。

熬尽了苦心，

交足了学费，

真正偿到了做人的滋味。

人生无悔。”

美丽的外滩留下我们知青姐妹的身影 风雨无阻乌镇行

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五十周年到来之际，

谨以此文献给曾经为农村建设奉献过青春和热血的老知青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