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写书为钱为名，这三个人写书，拼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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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三个人。
先说第一个人。
公元前99年，他以“欲沮贰师，为陵游说”被定为诬罔罪名，诬罔罪名为大不敬之罪，按律当斩，但可用腐刑代替。
所以他当时面临的选择只有两个，死刑和腐刑。
选择死刑固可以保义，但先父的遗愿还没完成；选择腐刑，多少可能会落下个贪生怕死的名声，身心上的折磨也是令人生畏。
面对两难的选择，他选择活下来，忍受着极大的身心折磨，在政治上的巨大打击之下，他完成了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
看到这，大家知道了他就是常常出现在作文素材中的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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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第二个人。
1633年，这位大科学家放下手头的工作，前往罗马。他知道他将要面对的是什么，也知道他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
他到了罗马，在宗教法庭接受“受询”。要知道，在此之前，布鲁诺因坚持日心说被宗教法庭活活烧死在罗马，之后哥白尼的著作也正式被列为禁书。
为此，他沉默了整整八年之久。
6月22日，他不得不在宗教法庭上悔罪，表示放弃他的地动说。1642年，他逝世，逝世前，终于写出了他的力学巨著《对话录》。
布莱希特的戏剧作品中有这样一场描写，他的一个朋友对他说：“1633年，您欣然否定您学说中最为人们所称道的内容时，我早就应该明白，您只不过抽身退出一场毫无希望的政治斗争，以便继续从事真正的科学工作……您赢得了时间来写只有您才能写得出来的科学著作。”
这个人就是伽利略，布莱希特的作品就是《伽利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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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说说第三个人。
1956年，他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自我批评的长篇文章《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对自己此前的学术工作进行了无情的否定，认为自己的美学思想与艺术趣味“带有阶级的有色眼镜”，“有极浓厚的悲观厌世”，有“鄙视群众，抬高自我，脱离现实，图个人享乐”的“颓废思想”，等等。
除了“反党”的帽子外，所有可怕的大帽子都给自己扣上了。
他在后来1980年写的《自传》中告诉了世人，那篇文章的写作是“胡乔木、邓拓、周扬和邵荃麟向我打招呼”的结果，他们说“这次美学讨论是为了澄清思想，不是要整人”。
他也由此赢得了学术界的既定身份和既定位置，最后获得了丰收。从论著《西方美学史》《美学拾穗集》《悲剧心理学》《艺术杂谈》到译著黑格尔的《美学》、莱辛的《拉奥孔》、维柯的《新科学》、歌德的《对话录》一一出版成功。
他就是中国美学大师朱光潜。
04
我在想，虽说朱光潜、伽利略并没有像司马迁那样同时受到身心两者巨大的折磨，但他们仅精神受到的折磨就已经足以把很多人击倒。
在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之中，是选择大义还是忍一时的冲突，都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去选择的。
有的人选择大义，有自杀的，有逃离的，有的人选择忍受，有暂时屈服的，有忍辱负重的。这都是个人的选择，无所谓对错。无论后人如何评说，都无法真正体验到那种抉择的艰难。
对于朱光潜，对于伽利略，还有司马迁，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在做研究，写书，给后人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他们知道自己的使命何在，知道自己工作的意义，知道自己“屈服”的意义。
这种“屈服”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其间所需要的勇气与坚忍缺一不可。
几年数十年的坚守，忍受世人的误解与打击，倘若没有这些心灵上的强大力量，不说能不能实现著书立言的理想，连起码的生活可能都是一个问题。
也可以说，他们的选择多多少少超越了时代，因为并非所有人都能理解这种伟大。
可是往往这些不理解的阻力太大，许多人不得不选择逃离，直至逃离这个世界。
我们乐于歌颂赞美那些坚守道义以死殉义的人，给他们立碑作传，称之为英雄。但也别忘了，英雄的定义不止一种，那些选择暂时屈服的人，同样值得我们赞美。
你可以说他们贪生怕死，也可以说他们都是虚伪地辩解，但你绝对无法否认他们给世人留下的精神财富。
这些他们用生命写下的书，留下的闪光的思想，足以证明，他们无愧于心！
他们的“屈服”令人尊敬。
因为有时候，选择屈服比站着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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