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社戏

        村里一年一度的“过会”来了，三天唱大戏，亲戚朋友到家里做客。

        儿时的我，对于过会的喜悦是不亚于春节的，小学校也放假了，晚上戏班子的人要在教室里打地铺睡觉。

        几乎所有的孩子都会得到些久违的零花钱，攒在手里在会场里撒欢，很不舍得花掉，却最终也抵挡不住糖果和各类小玩意的诱惑。

        戏场边卖小吃的、卖玩具的、卖衣服的、卖家具日杂、算卦理发的、猪马牛羊交易的，热闹非凡。

        天黑后，戏台前坐满了来自十里八乡的老年人，后面是站着的、站凳子上的年轻人。

        孩子们疯够了，也偎在爷爷奶奶怀里看看戏，戏台上时而咿咿呀呀、时而雷声震天，却还是不知不觉睡着了。

        那时候女人们一年当中要添的新衣服、男人们为数不多的酒席大多就在过会这三天解决了。过会是每个村子每年最繁华和骄傲的日子，爱看戏的老人和爱在戏场边添新衣服的年轻小媳妇们，都会详尽的记住一年里十里八村过会的日期。

        如今的过会落寞多了，商品交易的功能基本失掉了，村里的小学校也被撤并了，孩子们都去了县城上学，即使赶上星期天还要去上补习班，戏场里的孩子已很少见了。

        只是近处留在家里的亲戚才会来串串门，有的连礼物都懒得买了，变成了随份子钱，近午饭时赶来，递上自己和代别的亲戚出的份子钱，急匆匆吃完饭就各自回家了。

        种庄稼基本已经不能致富了，每年几天农忙之后（索性很多家庭也把土地转让给别人种了），几乎所有青壮年都要选择打工挣钱，但近处又没有太多务工的机会，所以也只好背井离乡到远处的大城市里做工，每年过会也不回来了，戏台场里冷冷清清，但戏还是要唱的。

　　戏场转一圈，发现我是唯一的一个年轻人

——成为村里非常稀有的“剩余劳动力”

　　每年唱戏要花一两万元钱，也算是村委会最大的一项开支了。其实现在也很少有老人愿意坐在户外看这种临时戏班子唱的戏了，可村民一致认为唱戏这钱一定还是要花掉，不能白白省下给村干部挥霍私吞了。

        村干部是各个村民小组、各宗派竞争的胜出者，都是村里比较厉害和有手段的一帮人，而大队书记（村支书）是必须能够权衡和把控这帮人的更狠的角色，另外还要保持与乡镇相关领导的各种联络和达成一些默契。

        所以，最基层的干部也是干部，不容小觑。

        执行了多年的村民自治制度，就成为这些能人们对各项权利和福利的分配，普通群众只要不是被严重侵害，很少有人关心。

        但如果当大队书记的，连场戏都不给村里唱，是会被村民指脊梁骂的。所以多少年来，村里路没人修、垃圾没人管、干群几无交流，但每年农历九月二十二晚，大戏照常。

        我们常常在电视新闻里了解到的农村，大多都是官方推出的万里挑一的模范村，而代表中西部地区普通基层农村的没落、尴尬的实情，是很难被人关注和了解的。

        农村和农业的发展，是任重而道远的。

        鲁迅先生说，对于农村某些不要脸的村干部，是一定要坚决怼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