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书.五行志》中的行为艺术

《五行志》是由班固在《汉书》中首创的一种特殊史学体裁。早期史家借灾异言人事，使五行志具有浓厚的政治意味。沈约《宋书·五行志》对传统五行志既有继承又有改造，在“怪异”叙述的表象下，对《宋书》纪、传所不尽言、不便言的内容作了补充论证，从天意史观的角度宣扬刘宋政权建立的合理性和衰亡的必然性。对于《宋书·五行志》，我们需要一分为二地看待：既要分辨清楚志中的糟粕，又要看到其价值，认识其在政治史、社会史、思想史、生态环境史研究上所起的意义。

《宋书.五行志一》:“元康末至太安间，江、淮之城，有败编自聚于道，多者或至四五十量。干宝尝使人散而去之，或投林草，或投坑谷。明日视之，悉复如故。民或云见狸衔而聚之，亦未察也。宝说日:“夫编者，人之贱服，最处于下，而当劳辱下民之象也。败者，疲毙之象也。道者，地理四方，所以交通王命所由往来也。故今败编聚于道者，象下民罢病，将相聚为乱绝四方而套王命之象也。在位者莫察。太安中，发王午兵，百姓嗟怨。江夏男子张昌遂首乱荆楚，从之者如流。于是兵革岁起，天下因之，遂大破坏。此近服妖也。”(第889 页)校勘记:“有败编聚于道’，“编’百衲本、北监本、毛本、局本作“编’。殿本作“(扁)’。《《晋书?五行志》作“靥下并同。按《广韵》:“靥，草履也。’疑此编、(扁)皆指草履言之。”

按:文中三处“编”字殿本均作“(扁)扁)”指鞋底如，“(扁)，履底。”“有败(扁)自聚于道,《集韵?狂韵》:多者或至四五十量”言有烂鞋底自己聚集于道路，多的时候到四五十双。“夫编者，人之贱服，最处于下，而当劳辱”言鞋底是人低贱的服饰，处在人服饰的最下端，因而承当劳辱。可见,“躺”之鞋底义甚合此处文义，故殿本作“(扁)”当是“(扁)”字除殿本之外余本均作“编”。“编’’之字义与此文义了不相关，笔者以为“编”当通“(扁)“(扁)”声符相同，例得通用。如，《玉篇?米部》:“耕，施绞于(扁)也。”此“(扁)”字泽存堂本《广韵》正作“编”，如，《广韵?号韵》:“耕，施绞于编。”销指在鞋底上扭结绳子.其实就是打鞋底。因此，各本的“编”应是“(扁)”的通读字“(扁)”字《晋书》作“展”，指草鞋。按，草鞋义与此文义不太贴合。首先，草鞋虽处于人服饰之下端，然而与鞋底相较并非如本文所言“最处于下”。其次，草鞋虽当寒暑湿冷，承当劳辱，可无论那种鞋皆是如此，非如鞋底因为处于人服饰之最下故寒暑湿冷首先当之，故最为承当劳辱。因而，殿本作“(扁)当较《晋书》作“扁”文义为优。《晋书》乃唐人所编纂，其时盖已不明“(扁)”有鞋底义，故而改之作“扁综上知，本文殿本作“(扁)”，百衲本、北监本、毛本、局本作“编’皆可通，都指鞋底。校勘记云“(扁)、编二字指草履言之”，误另，“(扁)”字常出现在字书或韵书中归纳起来有二义，一是纳鞋底。《广雅?释器》:“(扁)谓之(扁)。”王念孙疏证云:“《集韵》引《字林》云:“(扁)，刺履底也。”，二即是鞋底。然而“(扁)”字在文献中罕见用例，王念孙疏证“躺”字条下亦无用例，因而本文此例正可为《广雅》“(扁)字补证。

在晋惠帝元康（291～299）到永宁（301）年间，也就是“八王之乱”发生的过程中间，江淮地区的许多交通干道上，都可以看到一堆堆的破蓑衣（古籍上叫“败编”），这些破蓑衣，多到把它们堆放在大路上，已经造成了交通堵塞的程度。蓑衣就是用蓑草编织成的衣服，防雨水的效果很好，是农村人雨天最常用的雨具。因为江淮是个多雨的地区，因此这儿的人，几乎家家都会编织蓑衣，每个家庭都少不了这种东西。

看到成堆的“败编”堆在路上，有人就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当地政府，有个叫干宝的地方官，还算是比较负责吧，觉得这些“败编”堆放在路上，不仅有碍观瞻，还阻碍交通，于是下令清除这些垃圾，把这些“败编”扔到山林谷涧。可是，第二天又有人来报告，说那些被扔到山林的“败编”，不知怎么的，又出现在道路的中间。这不是见鬼了吗？于是干宝又去调查了一番。据当地的一些百姓讲，他们看见了许多狐狸在搬运“败编”，也就是说，那些被抛到山林的“败编”，被一群勤劳的狐狸又衔到了路上。

狐狸当搬运工人？现代人听了，自然是一笑了之，可是在一千五百多年前，在科学很不发达、迷信十分盛行的年代，人们绝对不会认为这只是一个笑话。在他们看来，这肯定大有奥秘。这干宝是一个很有见识的学者，并且有一个嗜好，那就是喜欢搜集整理一些奇闻轶事，后来他还把这些传奇故事汇编为一本书，这本书就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神话名著——《搜神记》。我们并不知道干宝在听到传闻之后，是否进行过实地的考察，也不知道是不是真有那么一大批狐狸，我们知道的是：干宝就“败编”成堆这一现象，对社会的发展前景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干宝是怎么说的呢？干宝告诉大家：这蓑衣（“编”）是最卑贱的服装，只有最下贱的百姓（“下民”）才会穿，穿这种衣服的人都是劳碌的贱命，所以说，蓑衣就是下贱百姓的象征（“下民之象”）。而蓑衣破烂了，就是老百姓疲惫不堪的象征。道路呢，则是朝廷传达政令所必须经过的通道。因此，破烂的蓑衣堆聚到大路的中间，就好比下贱的民众，因为穷困潦倒而准备聚众造反，从而断绝了朝廷的政令。据此，干宝大胆地推断说：天下怕是要大乱啊！

果然，过了不久，也就是到了公元302年五月，复辟不久的晋惠帝发布了一道“壬午（五月初九）诏书”，征发荆襄（今湖北）一带人民当兵，前往益州（今四川）征讨以李流为首领的流民叛乱，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壬午发兵”。“壬午发兵”不仅没有能够达到预期目标，反而引起荆楚一带民怨沸腾，义阳郡平氏县（今河南桐柏）人张昌是个有头脑、有野心的蛮族人，他乘机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运用宗教组织的方式聚众起事，一时之间“从者如流”，从而形成“张昌之乱”。不知真的是张昌很有魅力，还是这一带的百姓天性就爱闹事，反正是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张昌的队伍就裹挟了数万之众，并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迅速占据了荆州（今湖北中、西部）、江州（今江西、湖北东部及浙江、福建北部）、徐州（今山东东南部、江苏北部、安徽东北部）、扬州（今安徽淮河以南、江苏南部、浙江及江西各一部）、豫州（今河南东部、安徽西北部）等五州之地，使得已濒临崩溃的西晋王朝雪上加霜，更加动荡不安。张昌之乱，印证了干宝的判断，“于是兵革大起，天下因之，遂大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