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两讲主要讲的是国民党，它尝试以民族主义进行救亡的努力失败了，对内无法整合边疆，对外无法理解中国与世界秩序的关系。

这一讲我们来看看，共产党跟国民党有些什么样的重要区别，为什么它能够突破民族主义的狭隘格局，对中国进行政治整合，进一步解释，共产党的革命实践，如何从脱离中国的实际，发展为内在于中国的历史，共产党又是如何解决边疆问题，以及如何逐渐深入地理解中国的世界地位的。

“内部控制”的组织机制

前面说过，国民党仅仅吸收了列宁主义的组织技术，共产党则把列宁主义的组织技术和意识形态全都吸收了。但是，早期的共产党人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解还很机械，试图把苏联的革命经验不加改造地移植到中国来，结果就失败了，与国民党分裂，后来又丢掉了中央苏区根据地，被迫长征。

之后没多久，抗战就爆发了，日本人打过来，占领了城市和交通线，下面农村地区的国民党统治多半都瓦解了，共产党却因为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获得一种特殊的组织能力，有办法把沦陷区的敌后农村变成抗日根据地。

为什么国共两党在沦陷区的表现会有这么大差别呢？因为它们的组织机制完全不同。一个组织要想能够存活和发展，有两个重要需求，一是组织目标的统一性，没有统一性，各个部分各自为战，很快就散架了；二是执行层面的效率性，没有效率性，在竞争当中很快也就输光了。

要达成这两个要求，就需要有组织内部的一整套控制机制，以确保组织成员的行动不会偏离统一的目标，并不断提升执行效率。在抗战时期可以看到，国民党跟共产党的组织控制机制很不一样。国民党走的主要是外部控制路线，共产党走的主要是内部控制路线；面对组织任务，国民党员的反应是“要我做”，共产党员的反应是“我要做”。

国民党的外部控制路线，是指它着重于控制组织成员的外部行为，通过建立一套现代的官僚体系，依照行政规则，来监督具体官僚的行为，以确保组织目标的统一性和执行的效率性，对官员来说就是“要我做”。

官僚制是治理现代国家最重要的工具，但它想有效运转，有一个要求，就是各个层级彼此之间要有顺畅的信息传递，一旦信息传递被切断了，官僚体系马上就会瘫痪瓦解掉。日本人打过来，使得沦陷区与重庆的联系变得困难重重，国民党在这些地方的官僚秩序很快就瓦解了。

共产党的内部控制路线，是指它用一套理想信念由内及外地刷新组织成员的精神世界，让每一个微观的组织成员都对宏观的事业有一种信仰和忠诚。

只要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一点，组织目标就会深深刻在每个成员的内心，就算各个层级之间的信息传递不够顺畅，就算各个基层组织都是各自为战，但是共同的信念基础也能确保组织目标的统一性。并且，由于理想信念的内在驱使，每个组织成员对事业都有着巨大热情，不是“要我做”而是“我要做”，从而确保执行的效率性。

由于前述差别，我们就能看到，沦陷区农村的国民党统治都瓦解了，但是只要派几个共产党员过去，就算他们跟延安的信息沟通不畅，也能很快就搞起一大摊事，并且都不会偏离组织目标。所以，日本人打到哪里，它后方的基层社会很快就都会变成共产党人的抗日根据地。

到了这时，共产主义革命对于中国的意义就发生了深刻变化，过去，它与中国的现实需求之间经常是错位的，但是现在，它与国家救亡极为深刻地嵌合在了一起，共产党的革命实践发展为内在于中国历史。这也为后来共产党打天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民意基础。 

用共产主义格局处理民族问题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仅为共产党提供了强大的组织效率，还给它提供了一种超级宏大的视野。 让共产党在面对少数民族问题和国际秩序问题的时候，都有了国民党根本打不开的脑洞，有了全新的处理办法。

先说少数民族问题。说到这还得简单解释一下“民族”这个概念，汉语里讨论这个概念的时候特别麻烦，因为我们把两个意思完全不一样的英文词都给译成了“民族”，这俩词分别是ethnic和nation，我们在讨论民族问题的时候，经常会在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间不自觉地穿越，带来一系列问题。

ethnic的意思是，人们因为文化、传统乃至语言、人种的差异，可能会形成一些族群差异，这些差异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并不会影响不同族群和谐共处的关系，所以这种族群差异也不会导向政治独立的要求。

很多国家都有这种多族群共处的现象，中国的汉满蒙回藏这些民族，有着深刻的相互依赖相互塑造的关系，因此它们是一种共生关系，就是ethnic意义上的民族。

nation意义上的民族，各民族彼此间的差别并不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而是现代人为建构出来的，有时候它还会把自然形成的差异给忽略掉，人为建构出一些原本不存在的差异，并因此要求建国。

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中学的时候咱们都学过法国小说《最后一课》，那里面的主人公是法国东北部阿尔萨斯地区的小学生。法国战败，要把阿尔萨斯割让给德国，学生们从此不许再学法语了，只能学德语，人们痛苦不已。

实际上，阿尔萨斯本来就是说德语方言的地区，但由于历史原因，当地人的身份认同却是法国人，认为从政治身份上自己应该是法兰西nation的成员。

这就是我所说的，建构nation的时候，历史自然形成的差异，会被忽略掉，人为建构出一些原本不存在的差异。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想象的共同体》，专门就是解释这个问题的，推荐你找来看看。

nation理念发展出的政治要求，就是通常说的民族主义。共产主义把民族主义的建构属性给挑明了，进一步提出，人们的第一身份是阶级身份，其他所有身份都是从属性的。

切换到中国语境下就是，从ethnic族群的角度讲，汉满蒙回藏当然有差异，但是从阶级的角度讲，不仅仅满蒙回藏的概念没有意义，汉族的概念也没有意义，汉满蒙回藏的被压迫阶级都是一家人，要共同反抗各族群尤其是汉族的压迫阶级。

共产党因此就对少数民族问题给出了一种复合结构的解决方案，既承认了汉满蒙回藏的差异性，又在阶级政治的基础上论证了它们的统一性。而国民党为了确保统一性，就只能否认差异性。两相比较，自然共产党的方案更能获得少数民族接受。

共产主义视野理解世界秩序

再来看共产党对于世界秩序的理解，更是展开了一种国民党无法想象的大开大阖的世界主义格局。

当然，共产党的国际秩序观也有一个逐渐演化、慢慢摸索的过程，从想象大于现实，到越来越接近现实，但是无论是在演化的哪个阶段，都有着超级宏大的视野和格局。

我们可以简单地梳理一下这个演化过程。早期的就不说了，从抗战结束说起。

1946年夏天，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提出战后的世界基本秩序是美国领导的反动阵营和苏联领导的进步阵营之间的对抗关系。

美苏两国之外，包括欧洲、日本、澳洲、亚非拉等等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属于“中间地带”，中间地带的国家没有自主性，或者归属于美国阵营或者归属于苏联阵营。中国毫无疑问也属于中间地带，而且应该归属于进步的苏联阵营。

毛泽东在这个时候是从善恶二元大对决的角度理解世界秩序，并在这个大背景下寻找中国的位置，这种思考的格局跟蒋介石明显就不一样。

美苏两强对立的格局，也可以理解为海洋秩序与大陆秩序对立的格局，这继承了19世纪中期以来英国海洋帝国和俄国大陆帝国对抗的格局。毛泽东对于世界秩序的理解，很明确地表明中国要属于大陆秩序。

1950年的抗美援朝战争，是用最硬的方式表达了中国加入大陆秩序的意志。这场战争让毛泽东和共产党在国内的政治正当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获得了充分的政治资源，用以完成对于国内的政治整合。整合过程付出了很多代价，但中国在内政上确实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性。

在这之后，毛泽东还在各种谈话中多次谈到“中间地带”这个概念，延续着1946年的意思。但是到1962年，毛泽东的说法变了，他第一次提出，“中间地带”有两个，欧洲日本澳洲等发达国家是一个，亚非拉等不发达国家是一个。

之所以会提出这种新说法，是因为当时中苏关系已经闹翻了，中国同时与美苏两大强国成为敌人，这让中国的外交格局陷入前所未有的危险当中。

此时中国必须找到自己的外交基本盘，否则在国际上彻底没得玩了。而欧洲日本澳洲等发达国家永远不可能成为中国的外交基本盘，毛泽东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还没有想清楚该怎么重新理解世界秩序，所以姑且用了个含混的说法，把中间地带分成两个。

紧跟着我们可以再问一句，中国和美国苏联都闹翻了，那么中国在海洋秩序和大陆秩序当中，到底是处在什么地位呢？

仔细思考一下就会发现，中国的新定位此时模模糊糊地浮现出来了，那就是中国可能是处在海洋帝国和大陆帝国之外的第三支力量，作为一种海陆中介性的力量存在，而对于世界来说，三足鼎立的格局也是比二元对抗更加稳定的。

到了6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海陆中介性在共产党的意识当中越来越清楚了。比如美国打越南战争的时候，中国跟美国形成了一系列默契，中美两国在越南都有一系列军事动作，但都不会去触碰对方的底线，这跟朝鲜战争完全不一样了。

通过这样一种相互试探与摸索，美国与中国都重新理解了对方。到了1971年、72年，基辛格、尼克松陆续来访华，开始构筑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国终于清晰地意识到了自己作为海陆两大帝国之外第三力量的地位。

这种地位也在毛泽东在1974年全新阐述的“三个世界”的说法中获得了完整表达，美苏是第一世界，西方发达国家和东欧国家是第二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非拉国家是第三世界，中美苏各有自己的外交基本盘。

由于中国作为海陆之外第三力量的存在，不管中国在如何表达自己对战争与和平的理解，它都在事实上成为世界和平的保卫者，因为全球的力量博弈格局决定了这一点。

中国在60年代的时候一度外交局面极为危险，在各个方向全都是敌人，到了70年代却一下子成为全球所有大国当中战略灵活度最高的一个国家。

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终于想清楚了自己的国际定位，终于知道了自己既不从属于海洋秩序，也不从属于大陆秩序，而是独立于它们的第三存在。

这种格局，带着民族主义的眼镜，是不可能打开的，正是通过共产主义这种普世主义的观念结构，才能够把这种格局撑开。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种超级格局，不仅仅是在领导人的头脑中，也贯穿在一般国民的日常话语中。

即便是穷乡僻壤的地方，农民在田间耕地，田头的大喇叭也在讲着古巴的事情、坦桑尼亚的事情，这些农民可能一辈子连大山都没出去过，但是却会讨论另一个半球的事情。他们所理解的世界并非真实的世界，但对外部世界的这种关注度却是中国前所未有的。

中国人再也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只想着老婆孩子热炕头，而是打开了一种超级想象力。

我们在这几十讲里反复在强调中国的超大规模性，这种规模性意味着中国的一举一动都有世界性的影响力。

因此，不从世界格局的角度出发，中国根本没法恰当理解自己。而要从世界格局出发，中国第一步就是需要有一种超级的视野，即便这种视野并未给出真实的认知，但是它打开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可能性。

就像古代有很多人尝试要让人飞上天，他们给出的办法都不灵，很多人都摔死了；但是如果没有这种想要飞翔的想象力存在，倒的确不会有那些尝试者摔死，但人类也永远不会有机会飞上天空了。

共产主义就是帮助中国人打开这样一种想象力，打开一种全新的空间感和格局感的钥匙。正是通过它，中国获得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

毛泽东时代所打开的一系列空间感，到了邓小平时代终于转化为中国向海洋世界全面开放的一个现实。中国与美国建交，随即又通过对越自卫反击战，以一种很硬的方式，表达了加入海洋秩序、也就是全球经济体系的决心。但此时的中国，已经完成了自我政治整合，不会再因为加入全球经济体系而被内在撕裂了。

可以说，朝鲜战争是中国加入大陆秩序的宣言书，对越自卫反击战则是中国加入海洋秩序的宣言书。

但是严格说来，中国的本质是一个作为海陆中介或者说海陆枢纽的国家，这种国家要想把自己的世界使命真正承担起来，必须先以大陆国家的方式完成自我政治整合，再以海洋国家的方式加入世界经济体系，才能真正承担应有的使命。

在这个意义上，朝鲜战争和对越自卫反击战是同一场战争的两个阶段，中国通过这两个阶段，完成了自己先大陆后海洋的身份确认，并真正打开了中国参与现代世界秩序构造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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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小结

共产主义为中国带来了全新的组织机制，也带来了全新的视野格局，它为中国打开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使得中国在面对少数民族和国际秩序问题的时候，都有国民党打不开的脑洞，也就有了全新的处理办法。

在中国进行改革开放，投入世界经济体系当中后，中国作为超大规模国家的竞争优势终于充分释放，实现了奇迹般的经济增长。过去人们常说这是因为中国劳动力和土地的要素价格低，这个解释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有效的。

但是进入21世纪，要素价格高多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却并未减速，这用要素价格就解释不通了，必须找到新的解释框架，才能让我们理解中国的经济逻辑，并对下一步的走向做出判断。这就是我们下一讲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