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读「论语」18.1：殷有三仁行各异，善有端曲宜深思

「微子篇第十八」1

【原文】

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译文】

微子离开了殷纣王，箕子沦为他的奴隶，比干因劝谏他被杀。孔子说：“殷商之末有三位仁人。”

【注释】

“微子”，纣王的同母兄长，因封地在微，故称“微子”。周朝建立后被封于商朝旧都商丘（今河南商丘一带），成为宋国的开国国君，故以宋为氏，又称“宋微子”。其弟微仲是第二代宋君，也是孔子的十四世祖。

“之”，指纣王。商朝末代君主，又称“商纣王”、“殷纣王”。因其极度荒淫无耻、暴虐无道，而与夏桀并称“桀纣”，成为暴君的代名词。

“箕子”，纣王的叔父。因封地在箕（音“基”），故称“箕子”。商灭周兴之后，箕子率众向东迁徙，在今朝鲜平壤一带建立了“箕子朝鲜”。

“比干”，纣王的叔父，因封地在比，故称“比干”。

“殷”，即商朝（约公元前1600年-约公元前1046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朝代，也是中国第一个有直接的同时期文字记载的王朝。因始建之君为夏朝的商国之君成汤，故灭夏后便以“商”为号。商朝国都起初迁移频繁，直到迁至“殷”后才稳定下来，在殷建都达273年。因此商朝又被后世称为“殷”或“殷商”。

【评析】

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纣王为人利口善变、头脑敏捷，兼且勇力惊人，但是傲慢拒谏、文过饰非，极度暴虐荒淫。“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太师、少师谋，遂去”。太师即箕子，少师即比干。但箕子和比干都不肯走。“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另据《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纣为淫佚，箕子谏，不听。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悦于民，吾不忍为也。乃披发佯狂而为奴”｡是故子曰：“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

纣王无道，微子等三人皆屡加劝谏，这便是“以道事君”，乃仁人之举。是故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至于三者或“去之”，或“为之奴”，或“谏而死”，其行迹则各有不同，而“三仁”亦各有端曲。

子曰：“以道事君，不可则止”。须知“不可则止”并非“不可则死”；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於刑戮”（参见《善读「论语」5.2》）。可见孔子并不反对邦无道时的自我保护；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参见《善读「论语」15.7》）。可见孔子亦不反对邦无道时的退隐不仕；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参见《善读「论语」7.11》）。可见孔子绝不主张作无谓的牺牲，而是主张“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所谓“惧”，并非惧其事，而是惧无所“成”；所谓“成”，非指成其事，乃指成其仁。

子曰：“好仁者，无以尚之”。仁道的价值至高无上，虽以生命之宝贵，亦不能超越其上。因此，孔子并不反对必要的牺牲。只是这种牺牲必须必要，不可无谓；必须慎重，不可轻忽。是故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参见《善读「论语」15.9》）。就是说，只有在“求生”而有害仁道之时，才能“无求生”；只有在“杀身”方可成仁道之时，才能“有杀身”。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只有在“生”与“义”无法两全时，方可“舍生而取义”，否则“舍生”本身即属不义。

由此观之，“微子去之”，与孔子“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主张最为相合。而箕子“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悦于民”之言，以及比干“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之言（假定这真是他们所言），则与孔子的一贯主张较有出入。至于“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则不仅无助于使纣王弃无道而就有道以“成仁”，反而更增纣王罪业，成为纣王暴虐无道的罪证之一，也成了箕子自己所反对的“彰君之恶”。

当然，孔子的“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和“微子去之”，只适用于无道之君；而箕子、比干的“为人臣”之言，则只可用于有道之君。若以无道为有道，以有道为无道，则属不明不智；不明不智，也就无以成仁。正如孔子所言：“未知，焉得仁？”

能使恶人弃恶从善，当然是“仁”。若不能使恶人改善，那么便使恶人没有机会为恶，其实也是一种“仁”。“微子去之”，便属于这后一种“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