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Q1:出名 逝者 辞职
1.
出名
两会上走红的女记者用事实证明,出名有时只需一个适时的白眼。不必关心蓝衣女和红衣女的各自身份背景,对理解这件事来说,她们的个人信息并不重要。我的理解中,那个白眼之所以能点燃全网,是因为它扎扎实实地切中了时下最流行的diss价值观。无论时间地点场合,对于看不惯的人和事,给出自己的态度,没有装模作样一脸poker face,这让她显得比很多嘻哈歌手更嘻哈,更real。

……
总结起来,以上所有人的故事都在暗示我们同样一个信息:在当代中国,出名变成了一件成本越来越低、概率越来越高的事情,每个人都可以出名,每个人也都有必要做出名前的准备,说不定哪天命运就会对你有所垂青。
这会是一件好事吗?也许吧,它至少证明我们有足够开放的信息传播渠道。但更多时候,它恐怕还是一件坏事,太多本不该出名的人受此蛊惑,扭曲了自己的一生,他们用自我行动无限贴近赵本山小品中白云大妈的人物原型,幻想属于自己的锣鼓喧天和鞭炮齐鸣,他们并不是不知道,名声注定只属于社会中极少数的人,他们只是固执地相信,自己会是那个幸运儿。人们热衷于导演自己的变形记,但隐藏在名声背后的黑暗面,是很多被追光照耀过的人,将无法再回到黑暗和沉默中生活。
2.
逝者
我想,霍金和李敖对这个世界的贡献,但并不是每个人对此都能理解与感知。我没有发出任何悼念,因为我认为自己没有资格和他们乱攀关系,更不该用他们的死亡装饰我的朋友圈。我自己很明白,假如不是他们去世,我一年到头也不会自发想起他们的名字。
其实,世界上许多生物都是如此。世界上目前仅剩一头白犀牛,它的存在,对世界也有重要价值,因为它代表了这个物种的句号。但是,这份价值是对动物学家而言的,是对环境保护者而言的,对于生活在城市里,做着普通工作的我们来说,它存在的价值我们并不能切身体会,我们也不会主动追踪它的境况。假如某天这头白犀牛死了,我到那时发朋友圈哀悼它,仿佛自己已经关注它多年,我感到这是可耻的,因为我在利用这个生物的死,粉饰自己的社交面孔和公众形象,这比对它漠不关心还要过分。
社交网络上应该建立起哀悼的礼节,哀悼你该哀悼的人,不要乱随份子,假哭鼻子。没有人会因为你不哀悼霍金就认为你薄情,就如同没有人会因为你哀悼了霍金就对你高看一眼。生活已经不易,在闲暇下来的、自己可以做主的时间和空间里,不要延续平日里的伪善了。
3.
辞职
我佩服能体面赚钱养活自己的人,社会中的大多数人,相信也都与我有同样看法。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旦财富和教师牵扯起来,人们的看法就变得含混暧昧起来。我一直试图厘清,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认为教师不该富有。
也许,是因为在我们的集体潜意识中,存在有相当程度的“金钱肮脏论”。比如直到现在,仍然有不少人认为钱会腐蚀人的心灵,而那些赚大钱的人,一定是做了许多见不得光的事情才能完成财富积累。在“金钱肮脏论”的潜意识面前,教师好像是最应该被保护起来的对象,因为他们是人类心灵的工程师,如果工程师都被金钱腐蚀了,那么我们的下一代将无法健康成长。
但是,当薛兆丰离职的消息传来,尤其是人们听说他卖课赚了几千万的时候,舆情反应改变了我的看法,我可以察觉到那种蔓延开来的情绪,无外乎就是三个字:凭什么。凭什么一个教书的可以赚几千万?哪怕是北大教授又怎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奖金也不过500万,薛兆丰比得上袁隆平吗?那个瞬间我意识到,打心眼里,这群人轻视教育,不认为一个知识分子该得到这么多酬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