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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领导与普通员工的区别

2018-07-07  本文已影响1617人  青年心事
古斯塔夫·勒庞著

乌合之众这本书首次出版于1895年,距今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他被誉为大众心理学的开山之作。这本书剖析了群体的种种特点及其成因,也透视了社会服从和过度服从群众的反叛,大众文化,受别人支配的自我群众运动,人的自我异化,关联化过程,以及无意识在社会行为中的作用。毫不客气的说,这本书揭示了群体心理的真相,它不愧是一部巅峰巨著。

由于这是一本涉及内容非常多的心理学书。所以我刨除了一些和我们生活里不太密切相关的部分。比如刑事陪审团,以及选举权的群体和议会。

同时这也是一本非常难啃的心理学书。我大概用了不到一星期的时间,总结了以下比较容易理解的部分。(带竖线的是引用书中的内容部分)

当处于群体中时,很少有人可以抵制群体的暗示力量,更别提会有人站出来公开声讨这种力量。要削弱因群体而产生的冲动性,处于群体中的个体,能够做的最多就是接受各种不同的暗示,只有这样群体偶尔爆发那些。惊世骇俗的血腥行为才能得到制止。

当个体处于集体之中时,就像子集处于合集之中,每个人的个性将会被得到抑制。而在长期的抑制过程中。大多数人往往会选择服从于群体,这样才不会被认为是一种异类。而在随后的过程中,个体就更容易被群体所暗示。慢慢的,个体将融于群体之中,并属于群体之中的一部分。

群体中第一个曲解事实的人,就是群体出现效仿的开端在基督教圣徒st. George.出现在耶路撒冷前,没有人站在这个城市的围墙上。因此所有的十字军战士,都理所应当地将其视为第一个登上圣城的圣徒代表,在这种力量的推动下,群体的仿效性也跟着产生,于是这种被视为奇迹式的个人行为,也慢慢的得到了众人的认可。

当群体中的情绪处于平静的时候,往往第一个提出意见或建议的人,可以主导大家的情绪,并把大家的意识带动起来。由于群体之中存在着仿效性,所以群体当中一旦有人相信了一件事情,那么其他人就不会提出相反的看法,反而也会认为这种想法是正确的。

作者在这里提出了一个例子。

每每当我奋笔疾书时,我总会发现报纸中充斥着这样的例子,两个在塞纳河被发现淹死的小女孩呗,误认的例子,首先一半的证人在确认尸体时,都能稳操胜券的说出小女孩的身份,既然大家的劝实体时,所提供的答案都是一致的,所以预审法官就没有对尸体的正确性有所质疑,于是他开始着手起草死亡证书,但当人们准备埋葬着两个小孩时,他们却突然收到风声,这两个受害者依然还活着,那两具被淹死的尸体,其实另有他人,跟许多之前被引用的事例一样,如果第一个证人在确认尸体时,是我错觉影响,那么他的证词必定会对其他的证人造成影响。

一般来说,如果说这件事是经过数千个目击者查证的,那就等于在说这件事的真相根据目前被揭示的面貌是差之千里的。

由于群体惯于夸大自身的情感,因此它极易受到极端态度的影响,所以演讲者希望激起群体的某种情感,他在演讲时必须不断使用,言辞激烈,观点强硬的语句,于是乎,演讲者在公共集会上会表现的夸大其词,果断有力,反复强调,并且绝不采用推理来证明事情的方式来进行演讲,而这些表现后来被归为最有效的演讲技巧。

我认为这种言辞首先是,被定义为,和一般人的言辞是不同的,其次,它具有强烈的刺激性,再次,它能激起人的,某一潜意识之中的,一种共鸣,取而代之的就是,使人们兴奋,并使人有倾向于,与他观点相保持一致的,那种情绪。

群体对他们的英雄还有类似的夸张情感,因此他们通常会夸大英雄表现出来的品行和道德,有人曾站在公益的角度上指出,群体要求,舞台上的英雄,具备现实生活中缺乏的勇气,品行以及道德。

不仅如此,就连我们平常关注的公众人物身上的一些优点,或者是一些不良的行为,都会被刻意放大。

我曾经提过这样的一个事实,那就是个体一旦成为群体中的成员,他的智力水平会立即大幅度降低,一位学识渊博的地方官员塔尔德,在研究犯罪群体时,也为这个观点提供了论据,因此群体的情感要么无比崇高,要么极其低俗,除此以外,别无其他。

当个体融入到群体之中,个体会不由自主的,下意识的在思维和看问题的角度上,渐渐的与群体中大部分的意见一致,而这个大部分的意见源自于一位极端的与其他意见不相一致,反倒是独树一帜的人的这个意见便是这种意见的源头。

在公共集会上,演讲者在演说过程中,哪怕露出一丁点儿矛盾的破绽,全体听众都会立即大声怒吼和开口大骂,如果演讲者依然一意孤行的坚持自身观点,那么在场的听众就会拳打脚踢,将其轰下台,若当时没有当权者代表在场加以管制,这个与听众背道而驰的演讲者,往往都逃脱不了死亡的命运。

当普通民众的视点聚焦在一位备受关注的人的身上。那么其语言及行为将会被刻意的在细节末枝处关注。如果这些语言和行为发生了微小的错误,那么普通民众便会立即捕捉到。特别是适用于那些,并不是德高望重,而是年轻一辈的备受瞩目的人身上。而德高望重的或者是非常受欢迎的领导人。他们在语言上或行为上的一些小错误,虽然也会被刻意立即的捕捉到,但是人们倾向于忽略它,或者是潜意识的淡忘。

群体对权力总怀着一副卑躬屈膝,顶礼膜拜的态势,却对慈悲者冷若冰霜,无动于衷,在他们看来,后者无非只是一种软弱的表现,他们的同情心从来就不会给予那些温和宽容的领袖,而他们对于那些残暴压榨他们的暴君,却表现出一副俯首帖耳的奴态。

群体在这两种领导人的面前,会呈现出两种姿态,要么是极端的肆无忌惮,要么是极端的卑躬屈膝。因为不管这真理也好,还是领导人所说的话也好,他们都会把它认为是极端的一种正确或者错误,因为领导人是不会发出中性的意见,所以针对于领导人的残暴或事慈祥他们也会呈现出两种极端的不同态度。

集体罢工有可能是为了服从某个命令,而非为了增加维持生计的微薄薪水,个人利益很少会成为群体的行为推动力,但他是孤立个体行为的唯一动机。

个人利益并非是促使事件发生的主导原因。而那些服从权力的意志,或是命令才是事件发生的导火索。那么重大活动中的领导者为什么是那种激昂慷慨的演说家呢?原因就是群体中的大部分人在聚集到一起的时候,他们的意见是相对保守的,可以称为是防御型的意见,但是一旦出现了某些个极端分子,他们以极端的意见或者是将某些呈现在大家面前或公众面前的某件事情的黑暗之处时,他就会刻意的将这些黑暗的事件放大或是更激烈的去陈述它们。就像二战时期的希特勒一样,他以犹太人为幌子,把犹太人对德国人带来的不良影响,带动民众,以推动他产生领导革命的先决条件。这使得他有了一大批的拥护者。正是由于陈述这种平常不太可能被暴露在阳光下的事件,促使了这些演说家们变为群众中的领导,亦或者是推翻革命的先驱。不过从中国的历史长河来看。即便是有勇有谋的人,也必须具有理智,这样理性的情绪才可以给他们的国家带来长治久安,仅仅是会战斗,或者仅仅是有才能,也无法作为领导人的身份出现在国家之中。而正是那种有勇有谋又具有理性情绪的人,既会带兵打仗,也会用人,这样的人反而会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更长的画卷。

一群十恶不赦的恶棍中也会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就是当他们成为群体中的一员后,会暂时收敛自身的恶性,而对品行纪律表现出严格的服从。

这种恶性也会被极端放大,因为当一群恶棍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自动在大脑中把他们的领导人想象成比他们更残暴十倍无比的恶人,如果他们不听命于其领导,那么他们就会受到比他们所发出更残暴的对待。他们在保留着一丝微微的理智之后,便会在恶性事件中所获得的收益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呈交给他们的领导人。

即使当一种思想要修正到能为群体接受的通俗易懂的程度时,他也要经历不同的阶段,这些阶段就是我们对其不断修正的过程,唯有经历这些阶段,他才能进入群体无意识行为的领域,此时他就会化身为一种情绪,而这个过程则需要更多的时间。

当某一个个体提出一种新的观念时。最好的做法不是立即让对方去赞同他或同意他的观点,而是在潜移默化中,使得他体会到其中的好处,或者说其中的正确性,这样才是对其自身有利的做法。当我们向对方提出要求时,最好不要在只言片语中使其同意自己的要求。而是先引入其它话题,这在会谈中非常有用,比如说先聊生活或者是与这件事情有关的其它事情,或者先进入她的话题之中并赞同他的观点,这使得他对于你产生良好的看法,进而对于你整个的个体产生更好的态度,然后再提出你的建议或者是要求那么他拒绝你的概率就会低得多。

群体是不具备正确理性的推理能力的,某些毫不费力就赢得群体认可的观点,他们往往都是大多数人站在集体的角度,而非个人的角度进行推理的结果。

群体的推理就像爱斯基摩人认为冰块放在嘴里会融化,但他们同样也会认为玻璃放在嘴里会融化一样。这种毫无根据的归纳法是没有效用的,因为被选择的物质并不能归类于同一个类别之中,它们的化学成分也更不会可能一样。工人们一旦发现有一个雇主在压榨他们,他们就会认为世界上所有的雇主都在压榨工人的剩余价值。如果集体的利益受到了损害,那么个体就会更倾向于声张或提出反对意见并维护自己的利益,因为这种情况下,个体会有极强的安全感,并非是仅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如果仅仅是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他们往往会选择忽略或者说淡化这种情绪。

实际上在分析一个文明的进程,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文明最不可思议的和神奇的部分,使其真正的支撑力量,文明的表面所呈现出来的东西,比历史的真实性更重要,这同时也是虚幻的事物,看上去比真实的事物更具有精彩性的瞬间。

使我们愿意相信的那些事实并不一定是真的事实也有可能是人们虚幻出来的或者是超出自然力量的一些事物。因为幻化出来的事物不会给没有知识和没有准备的人带来利益上的损害,而他们更愿意相信这种神奇的力量,使他们能获得更进一步优质的生活,这种留存下来活跃的想象,给人们以精神的寄托。使他们认为这就是当代历史的象征,所以他们也会不得不将其作为自己的信仰,然后进一步的想象,夸大,把自己说成是其固有的一部分,或是其的下属,这样他们的心灵就有了归属,他们就不会被别人称之为是异类。当然,第一个传播者幻化出来的事物,必须足够吸引人,也符合当代历史的要求和当时环境的要求。

冲击群体想象力的事物

一百个不起眼的犯罪行为或者无带的意外事故,丝毫不会对群体的想象力造成影响,然而一起大型的犯罪活动或者严重的意外事故,却会让群体感到心惊胆战,即使后者造成的损失,不如那一百个事故加上来的强。

人们一般不会对统计性的数字或官方资料投射太多的情感,而对某一显著性的事故的画面,或是一些具体的描述则会让人印象深刻。我们在新闻报道中看到飞机失事的画面,会感到胆战心惊,会觉得坐飞机可能会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而我们万万没有意识到一些真正的统计性的数字,其实类似火车的交通工具比飞机的失事率更要高,而仅仅是因为飞机的坠落或是安全性的威胁让人备受瞩目罢了。因为群体从来不会对发生的事故有关的数字给予片刻的关心,即使这些事故都会涉及生命和财产的损失,因为他们记忆深处最具影响力的可能还会是那个坠落的飞机着火和人们无法逃生的图片。

关于本书在第二卷中提到群体观点的信念的因素。

群体思想极为轻易的被直接因素点燃,如演说者的演讲轰炸,以及反对国家法院不利于改革的声音。

直接因素就像点燃火药桶的火柴,而这个火药桶的构成必须是那些长期民众不满的条件,这些条件就是火药桶的制作材料。

直接因素,包括种族因素,我认为就是遗传因素。在种族的遗传之中。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每个阶段,都是种族智慧的外在表现。然后是传统因素,也就是我们所谓老套的观念和思想,如果一个民族允许他的传统根深蒂固的扎根于民族之土,不再为外界需要而发生变化,那他就会变得固步自封,抱残守缺。

在墨守传统的理念上,群体恰恰是表现最刚愎自用的群体,对于各种反对意见,他们一概置之不理,固执己见。

在传统思想和禁锢之中,人们继续套用惯常性的思维模式,保存了那一丝舒适性,而当有人打破了他们午休的宁静,他们就会暴跳如雷,或是让这些无趣的人们石沉大海。

接着是时间因素。时间因素也就是不可预测的。以不变应万变的。他就是指挥所有历史进程的大师,无秩序社会的潜在领导者。

接着是政治制度,政治制度可以使理念,情感和习俗所以被人们套用,当人们享受这种已经被设计好的制度时。长时间下去,他们便会自动遵守了。

教育因素。作者提到教育的目的不应该是一字不落的背诵,而应该是在生活实践中的应用。

前任公共教学部部长朱尔斯西蒙曾写道,学习课文就要用心的学习,其中的语法知识以及纲要,此外还要反复阅读以及模仿,这是一种荒谬至极的教育模式,这种努力的行径与宗教信仰很相似,他们都是在心照不宣的认可那些德高望重的大师,但这样做只能贬低自我,以及认为自我是软弱无能的。

按照规章制度,使人有迹可循,而且保证了基本秩序的运行。让我们的社会不会是混乱不堪的,但是却抑制了创新和进步,这样的教育是不合理的。

影响群体观点的直接因素,有想象文字和规则。幻觉经历和理性。

让我们来谈谈想象和文字规则的关系,这也是演讲者激发群众的秘密武器,因为文字产生的力量,往往与文字激发的想象密切相关。激起群体想象力的魔法,并非是一秒钟就能幻想出来的卡通形象,而是一种不偏不正的新型题材,它给人以想象的空间,并诱导人们走到那些属于他们的理想优质生活。

要是群体深信不疑,首先必须彻底理解他们受何种情绪驱使,假装深有同感,然后通过唤起这些情绪,或者通过初步的关联,或是一些暗示性特别强的观念来改变他们。

在引起群众们的狂热情绪时,先指出他们的不公正待遇,产生共情,然后他们觉得自己深有体会,并且自己深刻明白他们所遭遇的一切,然后唤起这些情绪,用抵抗之音点燃关联的火苗并不断间接的强迫他们接受自己的暗示,并进行思考与想象。

让我们再来谈谈群体中的领导者。

群体中的领导者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所讨论的领导者,大多是行动家,而不是思想家,他们没有远见卓识的天赋,也不能拥有这种天赋,因为有这种天赋,反而会招致怀疑和不做为,他们是从那群病态紧张,容易激动,半疯半癫,几乎疯狂的人里被挑选出来的。他们强烈的信仰给言语带来强大的力量,群众总是乐于听从意志坚强的人,这种人也懂得如何使自己被群众接受。

他们一旦聚集在一起,他们就会本能的将自己置于领导者的统治之下,这是人的直接反应,除非自己有脱离群体这份安逸的勇气。

再来谈一谈领导者的行动方式,分为主张,重复与传染。

我把它简单地概括为独立而深入,无可摧毁的主张根基,稍加色彩鉴定的关键词重复以使其牢固。富有感情,不枯燥的传染力。

纯粹的主张,免于所有推理,论证和证据,是让思想进入群体头脑里最可靠的方式之一,因为主张越简明扼要,想象的空间就越大。而也不需要那么多的证据和论证,所以古往今来的法典都用简单的主张。

关于传染。敢于立反朝潮流的人有很大的几率能成为领导者。因为有勇气的逆反,是打破常规为新潮流的引领的开始,但也不可以太过于超前,只要稍加改动,人们就会觉得这是旧思想得到了优化,便会倾向于听信了。

群体犯罪——我们会发现这些特征出现在一个人群里,而这群人在法国历史上留下了最险恶的回忆,他们进行了9月大屠杀。

由于他们身处于爱国群体的肯定之中,他们就淡忘了法律和行为规范,而仅仅认为服从群体就是正确的。在历史上的更朝换代中,也得到证明,法律不是无限的圈子,当容纳的反对呼声越多事人们越站得不稳,甚至在冲出界限之后,蜂拥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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