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在政治漩涡中大浪淘沙

北京、天津、呼和浩特、包头等大中城市和知识青年大批来巴彦淖尔盟插队落户的1964年和1965年，正是巴彦淖尔盟农村普遍开展“四清”运动期间。在1963年2月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总结湖南、河北等地的经验，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决定在农村进行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原来的内容是“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后来在进行之中，1964年底至1965年初，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主席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称“二十三条”，规定以后的“四清”内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这个时期，正是巴彦淖尔农村“四清”运动轰轰烈烈开展的关头。中共中央华北局和内蒙自治区党委先后把临河、五原作为“四清”试点，派了由大队人马组成的“四清”工作队，领导农村的“四清”运动。

“四清”运动结束后不久，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又开始了。1968年冬到1969年春，内蒙古革委会领导执行极左路线，在内蒙古自治区自上而下发动了所谓“挖乌兰夫黑线，断乌兰夫流肃”的“挖肃”运动，即挖“内人党”运动，各级革委会又往农村、牧区派出了指挥“挖肃”的“工宣队”或“军宣队、贫宣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无论是1964年和1965年间的“四清”工作队，还是1968到1969年间的“工宣队”或“军宣队”，在“四清”运动和“挖肃”运动中以及后来农村开展的“打三反”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斗争中，都吸收了一些知青当工作队员或“积极分子”，把他们推到了“阶级斗争”的第一线。

一般地讲，在当时的运动中被选为工作队员或积极分子的，都是一些家庭出身好、政治思想也表现较好的知青。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下乡知青既被看作“再教育”对象，又被看作是“三大革命”运动中“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各级领导选拔他们参加工作队、宣传队或当积极分子的本意，一方面是搞运动需要，另一方面确实想让这些知青在“三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经受锻炼，增长才干，从中培养和选拔干部。但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被选拔当了工作队员或积极分子的知青，绝大多数都难以幸免，在运动中跟着工作队或宣传队，不同程度地执行了极左路线。特别是1968至1969年间的挖“内人党”，当时，上面的所谓“挖肃指挥部”不断发布耸人听闻的公告，说内蒙古地区“内人党遍地皆是”，“内人党组织星罗棋布”，“要打一场深挖内人党的人民战争”等等。当时有的知识青年就想，让我们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怎么一夜之间，那么多贫下中农、贫下中牧、基层干部、共产党员都成了“叛国投修的内人党”？他们心里迷惑，但经不住上面一再上纲、加温，致使许多知识青年出于对“阶级敌人”的无限仇恨，也就勇敢地冲锋上阵，参与搞“逼、供、信”。但是，由于这些知青个人思想品质和政治素养不同，在执行极左路线过程中，其表现方式、执行程度和所造成的后果也各自不同。

路漫是在临河县乌兰图克公社插队的北京知青，她后来写过一篇题名《火筒·铁匙·内人党》的文章，写的是当年她参与挖“内人党”的情景。这里不妨原文转录，以供读者解析。

初春，一间低矮简陋的黄泥小屋里，我正坐在炕上，百无聊赖地盯着一只圆鼓鼓的虱子从炕上铺的白毛毡爬上我的裤脚，然后又急急忙忙啧着我的腿往上爬。大概它想快点钻进我的衣服隐蔽起来，然后再慢慢享受我青春血液的好滋味吧。哼！白日做梦！我注视着它，等它爬到了我的大腿上，我不慌不忙地伸出手把它捏住，然后放在油光光的炕板子上用大拇指盖一按，“啪”的一声，这个小小的野心家便连同它的美梦一起破裂了。虱子肚里的血染红了我的手指。我厌恶地抬起头看了一眼和我并排坐在炕上、斜靠着被垛的那个蒙古族老汉，心想：这血一定是他的！

那一年，我19岁，到河套平原插队不久，就赶上“挖肃”运动，目标直指蒙古族干部，有的地方连普通社员也受到审查。这个蒙古族老汉原来是大队副书记，据说常和公社的一个蒙古族副书记（已自杀）一块儿喝酒。既然那副书记是“内人党”成员，那么这老汉也跑不了啦！于是，前几天大队就派人把他叫来，隔离在这间小屋交待问题。负责本大队“挖肃”的是大队正书记，汉族，部队复员干部。贫苦出身的蒙古族副书记呢，也是50年代的复员兵。都是复员兵，又曾长期共事，正书记也不好意思翻脸太快，而我这个负责记录的女知青呢，又从来主张要文斗不要武斗，因此，这老汉总算没受皮肉之苦，这也是他不幸之中的大幸吧!

他已被隔离了好几天，我的记录本上却还是一片空白。原来也曾满满当当地记过好几张纸，可记完一会儿就全撕了。开头，他矢口否认参加过这个组织，在我们夜以继日的政治攻心战术之下，他才开始吞吞吐吐地交待问题。可在他云山雾罩地胡扯了一通之后，我们让他在记录上签字，他却说：“这字我不能签。”问他为什么？他说：“共产党员说话要负责任，刚才我说的那些全是胡说不道，瞎编的。”我火了，问他为什么要瞎编，害得我手忙脚乱地记录？他说不胡说怕挨打。那个公社副书记就是受不了逼供拷打才自杀的。这一来，倒让人没法治他了。可是我也不甘心白白受他愚弄啊，于是就让他到地下站着，反省为什么说鬼话。这瘦长的老汉慢悠悠地伸开他弯曲的长腿下了炕，一边伸懒腰一边说：“哎哟哟，腿都坐麻了！”

那一阵，我们专案组成员都是自己带来米、面、菜、油一块儿做饭吃，革命同志不分彼此嘛。专案对象则顿顿由家里送饭。有一天，天都过了晌午了，没人给他送饭来。天快黑了，我们开始包饺了，仍然没人给他送饭来。他饿急了，在地下转天了磨，嘴里一边叨念着：“这是咋来来？跟爷划清界线了？日他的！”正叨念，外边进来一个人告诉他：他的后老婆生的六个娃娃全得了肺炎，他的前妻生了大儿子（原在边防部队服役，因有“内人党”嫌疑被打发回来了）忙着帮他后妈挨个往医院送病娃娃呢，顾不上给他送饭了！老汉一听，愁云满面，又开始叨咕：“哎哟哟！看起来今天要把老鬼饿死喽！”我们不理他，仍埋头包饺子。第一锅饺子煮熟了，我们对他说：“老马，拿碗捞吧！”他听了一愣，不相信是叫他。我说：“我们对你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虽然你不好好交待问题，我们也不能让你挨饿，吃吧！”于是他也不再客气，捞了满满一大碗，狼吞虎咽起来。吃完了，他放下筷子，我问他吃饱了吗，他说吃饱了。可等我们挨个吃完以后，他看见还剩下一碗，就问：“你们都吃饱了？还吃呀不了？”得知没人吃了，他尴尬地摸摸脑袋，笑笑说：“唉，没人吃我把它吃了吧！”我奇怪地问他：“你刚才不是说吃饱了吗？”他说：“嗨！我白吃了你们的饺子，哪能让你们不够吃啊！”原来如此！

饺子吃完了，气氛缓和了许多，于是，我们郑重其事地问他到底有没有“内人党”这回事？他说：“唉！不知道是哪个挨枪崩的鬼嚼出这么个东西来坑人哩！听也没听说过，上哪儿参加去！”我将信将疑，也懒得再跟他废话，于是就转了话题开始神聊、搬杠。老汉盘腿坐在炕上，就着昏暗的油灯抽着烟，悠悠自得，仿佛忘了他是个受审查的对象。我问他为什么后套人管炉子上的烟筒叫“火筒”？他说火筒安在火炉上，有时候火旺了，火苗还从烟筒口窜出去，所以叫火筒。我说那是走烟的，叫烟筒，你说叫火筒为什么人们把锅、壶坐在炉子上而不坐在火筒口上去？他说，凡是跟火炉配套的都叫火什么，比如火钩子、火铲子，就是这么个叫法嘛！我想想没法驳他，又将他一军，问他为什么后套人管炒菜用的铁铲子叫“铁丝”，难道细细的铁丝能在锅里翻菜、盛菜吗？他答不上，就说：“唉！娃娃，一个地方一个风俗，就是那么个叫法，我也没文化，不知道那个“丝”字怎么写，反正人人都那么叫，人人都知道‘铁丝’就是锅铲子。你们还小哩，牙也没长全，知道个甚？往后听见的新鲜事还可多哩！

其他专案组成员听我们一老一小，一个老蒙古、一个北京人搬杠搬得还挺起劲可乐死了，笑得前仰后合的。我可火了，心想：我都快20了，还小？还用你管我叫娃娃？刚才吃饺子时对他的怜悯之情一下子全消失了。我沉下脸大喝一声：“别胡说八道了！好好想你的问题吧！哼！”他一听，脸上的笑容马上僵住了，然后，双手抱住膝盖，长叹一声，抬眼望着房梁，一言不发了。

若干年后，当我更多地了解了古汉语之后，我才明白，河套平原的语言深受陕西方言的影响，而陕西文化历史悠久，许多古代词汇仍沿用至今，比如把不说话叫“不做声”；把容貌可人叫“可惜”；把下地干农活叫“受苦”，以及许许多多诸如此类的词汇。至于这“铁丝”嘛，我想原意一定是“铁匙”。口音不同，“匙”字读成了“瓷”，“瓷”字又转成“丝”，所以，铁铲就成了“铁丝”！

就这样，在河套平原上那荒凉原野的小土屋里，几个专案组成员和一个所谓“内人党”成员一起度过了10几个日日夜夜。最后的成绩是：我长了满身虱子；而蒙古老汉由于难得成天坐着不干活，枯瘦的老脸上泛出点油光；其他的人则耽误了自家和队里的农活。后来，上边下了文件，结束了“挖肃”运动，给受迫的蒙古族干部群众平了反。于是，老汉开长腿晃晃悠悠地回家去了。

春耕开始，蒙古族副书记、他的大儿子和我们这些知青一起在羊圈里起圈，往地里送肥，挖的挖，担的担，大家嘻嘻哈哈，说说笑笑，好像前一段并没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

再后来，在那个汉族书记的撮合下，我这个北京知青成了那个蒙古族老汉的大儿媳妇，在后套平原上生了根，开了花，结了果。

我们通过阅读本文可以看出，作者路漫是属于参与“挖肃”的知青中的“温良恭俭让”的那种类型，她性情温和、心地善良，心中的良知并没有被那来势凶猛的有关“挖肃”的荒谬蛊惑而泯灭，她“从来主张要文斗不要武斗”，尚敢于“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给那老汉吃饺子，审问过后还和那老汉“神聊、搬杠”，就她所不明白的河套方言与老汉进行探讨。在她手下，没有让被“挖”者遭受皮肉之苦，甚至没有感到太大的压力，言谈中还带着河套农民那种特有的幽默。所以，这个路漫虽然参加了“挖肃”，却并没有伤害与被“挖”者及广大群众的感情，“挖肃”运动结束之后，她照样和那位曾被她审问过的蒙古族老汉一起劳动，“大家嘻嘻哈哈，说说笑笑，好像前一段并没有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能有这样的结局，当然和路漫在“挖肃”中的表现有关，也反映了河套人的宽厚的品格。更有意思的是，这个路漫，后来还成了那个蒙古族老汉的儿媳。

在当年的“四清”和“挖肃”运动中，像路漫这样表现的知青并非个别，而是很多。确实，有的知青个人品质好，为人处事比较稳重，在参与“四清”和“挖肃”等运动中能够虚心向有经验的老干部学习，注意听取群众的意，喜欢动脑子分析问题，在运动的开展和形势的反复变化中，不断提高自己辩别是非的能力，不断加强与群众的联系，尽管他们也不可避负的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但却没有什么过激的行为，没有伤害群众的感情。巴彦淖尔农村牧区广大基层干部和农牧民群众是宽容的，也心如明镜，他们把这些表现好的知青视为社会主义的好苗子，爱护他们，帮助他们根据，他们各自所表现的长处，对他们合理地安排使用，积极培养。起初这些人有的当了生产队或生产大队的会计、团支部书记、民兵排长或俱乐部主任，还有的被选为生产队政治队长。在实际工作过程中，他们确实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之中大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或共青团，后来有的被选拔抽调到公社或县里、盟里当干部，有的后来调到自治区党政机关当干部。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还有的通过被推荐上了大学，后来成为国家各条线路上的杰出人才。据1972年统计，巴彦淖尔盟插队知青中共涌现出先进知青小组160个，先进个人1160人；有163人加入中国共产党，11258人加入了共青团，871人被选拔进入了社队、旗县、盟和自治区各级领导班子。后来，有不少曾在巴彦淖尔插队的知青，成长为党和国家的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7000多人被推荐上大学或到工矿企业工作，92人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巴彦淖尔兵团知青中走出去的各类人才更多些。

前面已经说到，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一打三反”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斗争中，当过工作队员或宣传队员、积极分子的知青，情况不尽相同。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凭着一时头脑发热，鲁莽上阵。其中有的是被挟嫌报复、侯机夺权等别有用心的人所指使利用；有的在城里参加“红卫兵”运动时就曾有过“造反”和打人的经历，这时又有了“用武之地”；有的对下乡插队满肚子情绪，正想找机会发泄。有的只是头脑简单，为表现自己立场鲜明、敢于斗争，人家说谁是“阶级敌人”，他就把谁当作阶级敌人斗。这些人在“四清”和后来的“挖肃”运动中参与“逼、供、信”，充当打手，对被斗被“挖”对象张口就骂，动手就打，有过许多过激行为。广大群众对这样的知青自然另当别论。

从1964年在巴彦淖尔盟开始的“四清”运动和1966年开始的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几乎所有的插队知青都被卷进政治旋涡之中，正如大浪淘沙，最终在群众的心目中优劣分明，有的金子般闪光，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戴，有的和群众认可的优秀分子比较起来，则相形见绌。

还有另一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极左路线十分猖獗时期，运动的形势变幻莫测，知识青年也和社会上许许多多人一样，很难掌握自己的命运，今天你还被视为革命队伍的一分子，或称你是“勇敢的革命小将”，明天就可能把你当成批斗对象，甚至把你打成“反革命”投入监狱。插队知青和兵团知青中这样的事例都不少。用当时的阶级划分和政治标准看，这些人大多家庭出身不好，他们当时或因对“文化大革命”有过什么不满的言论，或因传播了有关林彪和“四人帮”的什么“小道消息”，或因敢于对抗执行极左路线的干部，或因说了一句什么话，作了一首什么诗，写了一首什么歌，就被极左分子们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无限上纲，把他们打成“反革命”，进行批斗、关押、直至判刑。巴彦淖尔盟插队知青中也曾出现过这样的冤案。至于兵团知青中，这样的政治冤案就更多些。

从“四清”到“文化大革命”接连发生的各种名堂的政治运动中，从上而下矛盾斗争错综复杂，种种社会现象光临陆离，人的命运各自不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往往变化无常。但是在河套平原，在巴彦淖尔的广大农村、牧区，不管“红色风暴”多么猛烈，“挖肃”运动的“十二级台风”多么凶狂，都不能完全摧毁人民群众心底的善良、纯朴和宽容的本质。在极左路线不断制造出来所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受到政治迫害而遭冤案的知青毕竟是极少数，而对绝大多数插队知青来说，尽管当地基层干部、群众与他们之间也发生过这样那样的矛盾，有许多恩恩怨怨，但广大群众给予知青更多的却是同情、理解和保护，他们让更多的远离父母的知青感受到了难得的人间温暖。由此许多插队知青与农村基层干部、社员群众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以致多少年过去，他们对当年插队地方干部群众给予的关怀和爱护一直铭记心底，一种感恩情怀始终随着他们。这里仅举一列。

北京知青杨守仓，也是属于家庭出身“有问题”的一类，他本人为人仗义，办事机灵又能吃苦，1965年来临河县丹达木头公社忠义大队插队不久，就和当地的干部及社员群众间建立了较好的关系，尤其是和大队书记一家处得很好。大队书记对他也很关照，曾先后让他学过木匠、铁匠，还让他跟着黑皮匠学做牛皮绳。他样样都干得不错。后来还当上了生产队民兵排长。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受当时无政府新思潮的影响，他曾与邻队的知事串连结伙，干了一些出格的事，得罪了一些人；也说过一些“反动言论”。“一打三反”中队里有人想“收拾”他，整了他的材料，上报公社要把他打成反革命坏分子。就在准备抓他的前一天夜晚，大队书记向他报了信，安排他连夜逃跑，让他躲过了一场谁也说不清会有什么后果的劫难。此后，杨守仓对大队书记一直心存感激。改革开放年代，杨守仓回到北京，发展成为一名很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家。多少年来杨守仓始终怀着感恩之心和大队书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几次回村探望，还曾请大队书记到北京作客，两人还像当年一样，睡在一张床上，彻夜长谈。后来大队书记不再当书记了，老了，生活上有了困难。杨守仓按月计算，给大队书记寄生活费，还出钱帮他在临河买了房子。2002年大队书记去世，杨守仓刚从青海回到北京，夜里接到电话，他毫不迟疑，立即起身奔火车站，赶到临河，含着眼泪和大队书记作最后告别，并帮助为大队书记安排后事。

在河套平原，在巴彦淖尔，说到当年的知青与当地群众的关系，这样的事例很多很多，可以说到处都有。你无论走到哪里，都可听到这样一些感人的故事。多少年过去了，许多知青忘不了这片热土，忘不了这里的乡亲。他们把这里当及第二故乡，昼思梦想，还常常找机会回来探望。当年在乌拉特中旗插队的呼市知青郭平等人就是这样。郭平现任呼市十四中学教师，在2006年8月呼市知青举行的一次聚会上，他深情而激动地说：“在河套插队那几年，是一生中最难忘最宝贵的岁月，在那里尽管吃了许多苦，但是锻炼了筋骨，也锻炼了克服困难的毅力，这些比积累财富更重要更有价值。有了那段经历，总感到在以后的生活道路上，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当然，当年知青的处境不同，心情各异，对那段岁月必然有着不同的感受和评价。但绝大多数知青，在他的人生历史和记忆的库存中，都有着对巴彦淖尔，对河套平原，对那段插队生活的一些深刻的、美好的记忆。

“一打三反”注释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根据上述指示和通知，在全国开展了“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的活动，俗称“一打三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