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和大历史观
说到黄仁宇，都会提到他的《万历十五年》。黄选取一个代表性的年份，用极富文学性的笔法描绘出表层下的制度本质。此书雍容深邃，兼有优美的文笔，很容易沉浸其中；而他提到自己的“大历史观”，也颇能引起好奇：这是怎样一种方法论？这种思想方法用于其他的朝代会有什么独特的结论呢？
这是我看这本《中国大历史》的动机。而作为一本以思想方法命名的通史，需要解决的也是这两个问题：
1、是什么：什么是大历史观，它与一般史观的不同在哪里？
2、怎么做：如何用大历史观分析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呢？
什么是大历史观？简单来说，大历史观是从长远的视角，整体全面地看待历史事件，综合各种因素进行归纳，注重历史的结构性变动和长期发展趋势。
在1960年代，我就觉得我们应当广泛的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西欧史与美国史有了互相比较的幅度与层次，才谈得上进一步的研究。（《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
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
同时，从技术角度而非道德角度来分析历史。亦即，从社会层面或经济层面分析因果关系及其历史的合理性，对其他细端末节，诸如每个历史人物的善恶贤愚都不甚重视。
这并不是说道德不重要，而是新社会的道德要靠社会的结构而决定其内涵，不如过去农业社会里人与人之关系为单元，所有道德观念及其尺度可以亘世纪而不变。（《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
道德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从没有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说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和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
因此重要的并不是历史应当或不应当如何展开，因为它一经展开就具有客观性和不可逆转性，无须人们从主观上加以想象或构造；应当思考的问题是，历史何以如是展开，以“天地不为尧舜而存，也不因桀纣而亡”的客观态度，放宽历史的视界，探寻事件的前因后果。
黄仁宇以三次统一将中国历史分为三个阶段：
① 先秦——秦汉第一帝国：制度、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奠基
② 魏晋南北朝——隋唐宋第二帝国：社会的重新整合&货币改革的尝试
③ 元朝&明清第三帝国：内向与封闭的国家
中国早期的历史受地理因素影响很大。中国本来地域宽广，气候和地质适合发展农业，商朝农业已经十分普遍，周朝借由封建制和井田制广泛的推进了农业，又依靠宗法制维持着社会的稳定；但是随着人口激增疆域扩大、黄河不时地泛滥以及周边游牧民族的侵扰，政权已经不能维系（春秋战国时期），因此需要有一个可以集中调配全国资源的政权体系（中央集权），统一成员的行动，来抵抗这些不稳定因素。
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僚体系。（《中国大历史》第三章，P23）
如何形成中央集权呢？有两种方式，也就是第二章的题目“亚圣与始皇”，儒家和法家。
一方面有人在劝说所有的王侯与政治家要具有恻隐之心，要和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on）一样的慈悲为怀，另一方面却有人提倡只要目的纯正，便不怕手段不纯正，以致施行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现实主义，弄到焚书坑儒，而这些事迹都发生于基督降世之前百年。（《中国大历史》第二章，P21）
孟子“看清中国命运上注定必然为一个庞大的农村组织，虽然要根据某些数学原则行事，但仍需人本主义（humanism）的调节”（第三章，P30）。他批判杨朱的个人主义和墨子兼爱理论对父亲特殊地位的消减，注重人伦和崇高的情感；认为要在大众形成基层组织，无过于提倡家庭团结，以此引申出，君主也应该按父亲的榜样行事。孟子没想到嬴政会以残暴的军事方式完成统一，统一后消灭六国贵族，统一文字和度量衡，焚书坑儒控制思想，派遣郡守等加强地方管理，修长城抵抗匈奴。秦朝继承的法家思想认为人性本恶，但人类仍可以集体为善；并且法律“不为传统习惯、古代特权、流行的道德观念、家人亲疏，甚至恻隐之心所左右”（第四章，P46），在一切地域强制实行。
汉朝继承了秦朝形成的宽阔又均匀的基层组织，又避免了秦朝过于极端的手段。汉初实行斑马式的省级组织，郡县和分封王侯并存；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借封禅泰山将宇宙观和政治学混为一谈。这些措施之后逐渐发展，汉武帝颁布推恩令削弱地方王侯加强中央，又兼顾儒法之长，光武帝鼓吹天人合一，以此可以微妙的解释部分妥协或非极端的政策。以上都是为了解决早期历史存在的问题采取的措施，从而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帝国。
但是这些措施又带来了新的问题。独尊儒术的一个后果是儒术成了做官的阶梯，一方面以知识本身为目的从未被提倡；另一方面是“察举”和“征辟”对以客观标准解决问题毫无帮助，舆论仍然是专注个人道德，经常感情用事。另一个后果则是重农抑商，商业行为由于追逐私利而被儒家认为不道德。一方面，户口数核查的不精细造成的税收有误，只能靠派给其他户口来补足，进一步增加了户口流失；另一方面，西方中世纪时因贵族借贷让渡权力而形成的平民阶层，在小自耕农为主的中国从未出现。
（张衡地震仪）今日则只有后人提出的一纸图解作为见证。……王充不断地指出，自然现象和人事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两位思想家都缺乏后起者继承他们的学说，其著书也不传。反之，公元175年政府在太学之前竖立石碑，上镌六经文句，据说每日来临摹经文的学者聚车千辆。（第六章，P74）
政府经商涉及变动的数字，而农业之管制方式，则视一切未定型。此中之缺乏协调，经常不断地在中国历史中产生悲剧。以后有些朝代企图部分地使其财政商业化时，总遇到强烈的反抗，没有一次能有长久及圆满的结果。（第五章，P53）
政府对自耕农的税收会受到地主的威胁，而“中国自汉以来积累的财富，一旦达到某种程度，便无法阻止，也不能在制度上予以集中巩固”（第六章，P68），农村里的人力与田地，逐渐落入私人的手中（“兼并”，P60）。膨胀的私人财富逐渐变为政治权力，形成了地方豪强。村民与豪强的各种纠纷，没有任何法律层面的解决方案，地方官也无法解决。最终，在党锢之祸中，名士也逐渐成为军阀，东汉在军阀征战中灭亡。
魏晋南北朝时期，分裂是主要的旋律，但“虽然缺乏向心的综合，却向侧翼大幅度地进出”（第八章，P101）。一方面，仍然是汉朝遗留下来的豪强和士绅门阀因素。由于政府在管理上仍然“借重文教上的凝聚力而无益增进经理上的繁复。这种组织与结构极易被土地集中所破坏”（第七章，P86），并且“地方士绅力量的伸张势必影响到地方政府的性格”（P86），对自上而下的皇权体制产生冲击，最终酿成了八王之乱，短暂统一的朝代风雨飘摇。另一方面，周边草原少数民族的入侵，传统儒家忠孝等观念被曹操等人的冲击，带给人们精神慰藉的道教和佛教的兴盛，极大增加了制度和文化的丰富性。
出人意料的，对重造中国帝制体系最有实质贡献的，却是所谓的胡人夷人。……中国专制朝代的构成，多少依靠一种间架性的设计，并且其国家必须容纳农民大众。草原地带的入侵，因为其无牵挂，反能因为他们的简单淳朴而建事功。（《中国大历史》第八章，P97）
为再次统一做好准备的是两位皇帝：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和隋文帝杨坚。前者颁布均田和府兵，“重新创造了一个均匀的基层组织，同时进行户口登记并改革税制，只能由县一级征收，纳税以户计，并且设立邻、里、党，使政府的指挥系统可以下达于平民，打破豪强垄断。后者则以军事行动扫平各国，结束了三个半世纪的分裂。
只有明白如此的背景我们才可看穿：一待基础具备，以军事行动达到统一的目的，并不十分难为。一种文官组织熟练于乡村的情况，可能在组织以农民为骨干的大部队时，尽其征集兵员筹备粮饷之能事。具备了如此的条件，再加以数目上的优势，胜利已在掌握中。（《中国大历史》第九章，P114）
唐朝繁荣而且开放，但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随着经济的繁荣，带来了地域性的活力，人口增加流动频仍，这些变动无法迅速传达到中央，只有远远超过当时的“间架性设计”时，才会有滞后的户口清查。而均田制的推广“一经凝聚而固定化，则无法大规模调整，不仅提倡某一阶层或某一地域的经济利益无从下手，政府也缺乏督导私人从事这种工作的组织能力”（第十章，P126）。黄仁宇认为这是中国悲剧的所在：
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具备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之统一，因之上下之间当中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间阶段，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人身上的机断弥补。（《中国大历史》第十章，P127）
由于制度无法应付地方事务，地方只能自己摸索解决方案，而“谁有征税能力，谁就能掌握税收所及的地区”（第十章，P134）。中央弱地方强的问题，终于在安史之乱下迅速暴露出来，终至黄巢起义。
宋朝为了避免军阀割据的问题，重文抑武，但此时的少数民族已接受很多汉化，有极强的组织能力和军事能力，加之石敬瑭献出去的燕云十六州让北宋失去北方的屏障；北宋补给供应物资多且线路长，组织能力尚不足以满足补给需要。结果成了最弱的一个朝代，为求和而贡献大量的岁币，给国家的财政也增添了一笔负担。宋神宗和王安石都希望通过变法，以经济力量充实军备与国防。王安石颁布了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法等，结果惨遭失败。他已经想到可以用信用借款的方式刺激经济的增长，这样即使税率不变，只要生产增加货物流通，也能起到增税的目的；但“他的规划缺乏商业资本和民间的支持”（第十七章，P258），中国社会的发展还没有达到足够支持改革试验成功的地步。
明朝部分解决了这个问题。太祖建朝以后，一方面设立严刑峻法，并通过四次整肃、取消宰相，建立了高度的中央集权；另一方面，财政和税收政策以农村为核心，纳税人在乡村里甲的领导人监督下，向指定的仓库交纳，而政府衙门的服务所需则直接向民间征用（第十四章，P202）。通过这个庞大的农村集团，可以获得充足的税收。但是由于超出支付能力的七下西洋，以及土地管理上的遗留问题造成的欠税，使皇帝们只能采取维持稳定的消极应对策略。而小自耕农经济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他们的生产方式进展到一个饱和点即再也无法增进”（第十七章，P257）。为了维持农村的自治，当地缙绅成为中间力量，他们“既是朝廷的执事人物，也是乡村间的地方领袖……并且这一优秀分子集团的成员又因为社会之向上及向下的流动性不时更换”（第十四章，P214）。这一组织同关注精耕细作的小自耕农的官僚体系一起，预先维持一个平衡的局面，与从不平衡中产生动力的现代经济格格不入。消极紧缩的政策、平衡的局面、饱和的小自耕农生产方式，共同造就了一个“内性和非竞争性”，以及“停滞但注重内省”的朝代。
中国历朝历代的核心问题是什么？黄仁宇如此分析：
一个现代国家，其社会由货币管制。内中分工合作情形，物品和服务工作彼此交换，与其因此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全有法律明文规定。一个多元的社会成为可能，是因为他所需的数目字以公平观念为准则，能使其公民做以前不能做的事。
……只有国际贸易增多，在全国经济里的比重升高，商业财富的力量伸展到农业财富里去，牵动了全局，才构成实力，如此才可以改造社会。（《中国大历史》第十七章，P256）
中国的社会是一个“潜水艇夹心面包”的权力结构（第十七章，P255）。它拥有自成一体的底层（农村）和紧密结合的上层（朝廷），二者数量庞大；但是中间的管理层却是松散的。中国古代的集权体制消灭了一切分享权力的贵族和领主之后，就抹除了这个自治的中间阶层。为了填补这个权力真空，只能用低效的官僚系统（地方政府）接管中间层，于是就形成了这种三明治的结构。
当中的事物，其为文化精华或是施政方针，或者科举考试的要点，无非都是一种人身上的道德标准，以符合农村里以亿万计之小自耕农的简单一致。（《中国大历史》第十七章，P255）
而现代商业需要的投资和贷款、经营和所有权的分离、全局资源协调等，全靠信用，而信用需要的是法律的保障，而非道德的约束。政府只是消极的不干预交易，但是没有相关的政策和机构来保障这种制度，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都停滞不前。因此黄仁宇建议：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应主要是以商业组织之原理加于国事之上，以货币作为全民管制的工具，以商业组织代替过去农业组织之体系，逐步进入数目字管理的社会，摆脱周期循环的怪圈和缓慢演进的状况。
虽然大历史观和《中国大历史》看上去恢弘壮阔，但无论专家学者还是普通读者，似乎都不太买账。究其原因，大概是在学术性和宜读性上两边不讨好。
反观《万历十五年》，虽然因其对思想史的叙述使用了“文学方法”而非“史学方法”——比如大段的人物心理描写——而受到指摘，但一方面黄仁宇有扎实的明史研究功底，从他的《十六世纪的中国财政与税收》和《明代的漕运》等严肃学术著作中提炼出核心观点进行发挥，另一方面文笔极为优美通畅，普通读者既可以顺利的读完，也颇能引起思考获得收获，因此大受追捧。
而对于《中国大历史》来说，一者很多朝代并非作者专长，史料并非翔实可靠；再者通史时间跨度极大，材料的选择难免有些杂乱；还有作者的主要目的是写给外国人看，因此语言很不通畅，诸如“武帝以皇帝身份登高山，以神秘之祭礼祈祷，祈求与神祇直接接触”这样的句子，很像给完全不了解中国的人在解释，对于中国人来说，“武帝封禅”四字足矣；更明显的是说到周公的所谓“间架性设计（schematic design）”，“这种设计以极简单的口语道出，用一种数学的观念，夹带着一种几何图案，向真人实事笼罩过去”，这到底在说什么？因此阅读体验相去《万历十五年》甚远。
其实学术层面来说，包括《万历十五年》在内，学界并非轻视，很多学者很喜欢这本书，只是觉得“写的很好，可是有什么意义呢”。因为所谓的“大历史观点”和所谓的“数目字管理”，真的足够新颖又有足够强的解释力吗？这就触及黄仁宇理论的核心问题。
首先，历史是“解释学”而非“预言学”。大历史观和数目字管理都是一种解释方式，黄仁宇认为如果政府能够有更强的经济控制力，那么就可以突破潜水艇夹面包的模式，盘活底层经济活力。“如果…那么…”的逻辑不只是解释过去，更像是在预言未来。
其次，即使有一定的解释力，几十年过去了，黄仁宇没有继续证明，也没有后续研究，于是就只剩下一个所谓的“猜想”。与其他的一些理论类似，数目字管理说的是一个民间经济活力和政府经济控制力的问题。但相较于其他几个猜想，比如彭慕兰在《大分流》里提出的多中心向两种道路的分流，黄宗智等人一直宣扬的“内卷化”模式，包括秦晖老师的“关中模式”等等经过严谨的证明并有大量后续研究和讨论的理论，数目字管理到现在还都只是一个猜想。于是史学界不再关注无法证明的“数目字管理预言”，转而研究“内卷化”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