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档案对话刘宇扬| 对城市也可以是温和的
以文字纪实，以对话启发。
这里是《建筑档案》对话现场！
刘宇扬建筑事务所（Atelier Liu Yuyang Architects）主持建筑师
上海建筑学会建筑创作学术委员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规学院特聘教授
刘宇扬
“一个建筑师到最后，是一生经历各个维度的叠加，有了思考事情的方法，从而形成关于建筑的整个脉络。”
在哈佛遇上库哈斯和中国城市，总有一股力量
“每2-3年就会有一件特别的事发生，把我往前推一步”。
在哈佛临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他想做一个很爽的毕设。当时库哈斯作为明星建筑师，要做个关于中国的研究，全年级的学生基本都去参加了面试。而库哈斯对事情的捕捉能力很有趣，他看到了刘宇扬的不同背景，最后选了6个背景不同的学生做珠三角的研究，出了Great Leap Forward (大跃进)这本书。
这本书主要写给西方学术界，用第一视角阐述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化和对中国当代城市化的观察，是新城市运动的一本书。也因此在1998年第十届德国卡塞尔文献展首度有了关于中国城市化的展出。在此之前，西方对中国城市的印象是古典的、园林的、封闭的，而这个展览从当代城市化进程的角度讲述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也同时挑战了西方对当代城市的认知。
人、建筑、城市三者之间如何界定，人需要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城市和建筑，是他一直思考的问题。
“漂浮，懵懂，迁徙，连根拔起”
在台湾长大的他，八八年进入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读生物工程。
美国现代主义鼎盛时期建设的圣地亚哥校园，与柏克莱常青藤那些传统欧式校园大为不同。他从这里开始感知现当代建筑。
“无意识的建筑启蒙”
美国大部分人居都是典型的美式洋房别墅，不会给人特别刺激的感受。
而粗野主义风格的校园运用清水混凝土、带肌理的现浇混凝土的墙面建造，玻璃金属的构造也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校园丘陵起伏的地形与建筑相融合，有些地方借着地形的变化形成不同的建筑标高关系，空间感强烈；有些地方看起来像个地基，实际进去后是个半地下室，里面还有天光...这对学生物工程的他产生了强烈的冲击。
在“生命之树”偶遇安藤忠雄
“生命之树”是一座七层楼的图书馆，它的设计像一棵树，周边一圈有12个粗大的混凝土巨构，端口收的很紧凑，四边是大悬挑，七层楼像两个金字塔一样扣在一起，底部大概有二十米是完全架空，然后从一到四层逐层向外悬挑，五六七层再逐层收回。它的形态、空间的逻辑跟名字的意象十分对应，会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在图书馆里念书的时候，念烦了物理、化学、数学，偶然翻到了建筑杂志，看到了安藤忠雄的作品，发现这个日本人的设计跟身处的粗野主义图书馆一样生猛。这对一个刚进大学的年轻人有很强的冲击力，这场偶遇让他渐渐对建筑产生了兴趣，原来建筑也可以是这样的。
“感受到建筑的能量”
城市是建筑的基本点，而科学是理性的思维。
决定转系主修城市研究的同时，也辅修科学和艺术。美国的60.70年代，艺术走出美术馆，大地艺术（land art）开始产生影响力。
早年，艺术家罗伯特·史密森建造了螺旋形防波堤（Spiral Jetty)，时间长了会随着自然消失，但又充分融入在环境中；美国著名艺术家夫妇Christo and Jean-Claude 也用一整个山谷去做蔓延几公里的艺术装置，用艺术提升人与环境的感知意识。
于是，他去艺术系申请做了Harrison教授夫妇的助理，老师在仓库一样的画室里，用二三十米的构图表达人、土地与水，从河到海的关系。在城市研究专业课上，了解到很多美国城市与住房政策的问题。位于学校旁的路易斯·康设计的“沙克生物中心”，第一次看到时所感受到的震撼、至今难忘。对于在介入建筑之前就研究城市和艺术的他，也第一次感知到了纯粹的建筑精神和状态。
“摇摆的时候，家里人给了信心”
首次仓促的申请了哈佛的研究生被拒，这时候他在想，自己究竟哪里有问题？
在面临没有学校可以读研的这个节点，本来想要不要回台湾工作的他被妈妈说服报名哈佛的暑期课程。在人文和历史感都十分浓厚的学习环境下，暑期课程结束后他选择留在一个夫妻档的二人事务所实习，他成为事务所的第三人，也是唯一的员工。
“细微的，深入的介入建筑”
“50.60年代美国城市大发展的时候，高架穿肠破肚的开到城市中心区”。
90年代的美国开始反思城市大发展的弊端，通了地铁，拆除高架，在实习的事务所旁便发现了印第安人的历史遗址。
拆除高架的工程因此被叫停了三个月去清理古代遗物，于是工作室就在旁边提案给市民搭一个临时的停顿展台，人们走到这可以看看考古遗迹的发掘，夫妻俩做了几十个模型，准备开始着手，刚好，这时候刘宇扬来了。
6个月的实习中，每早6点到工地拍照、做木工，钉钉子，下午回事务所，记录工地和现场遇到的问题，再去改图纸让老板看，在这个特别的过程中学会了建造如何还原到图纸上的过程。非功利性的、研究性的、讲究方法和习惯的工作态度和达成的共识和关系在城市变迁的建筑变化中深深影响着他。
“大方向的抉择”
是去鹿特丹的OMA事务所，还是去纽约最老牌的SOM综合性事务所？
因为跟随库哈斯的学习经历，也因为纽约的城市吸引力，他选择了后者。在纽约呆了3年，进事务所的第一个项目就全过程参与设计，施工阶段才离开，这很宝贵。 1999年他在北京参与了UIA国际建筑师大会，也去圆明园和胡同转了转。
会议主题是人居和城市，有青年建筑师讲述对于城市的观点，也见到了吴良镛等国内建筑大师，在这里他认知到一种状态，去理解建筑与城市的关系，去探索自己应该如何接触城市。2000年他决定回到亚洲。
“机缘把我推的更深更远”
2000年以香港为据点，他带着2.3个实习生一起干了起来。
911事件发生后，对香港的经济打击很大，所有的项目被一下子叫停。年轻的他没有撤回美国，而接受了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个兼任教职。在担任李嘉诚基金会顾问的时候，被邀请到汕头去做汕头大学校区的改造和升级；第二年做新校区规划，作为甲方代表协调与赫尔佐格及德穆隆的设计工作；协助李嘉诚做了汕头大学的二期规划......更深层次的了解到对设计的思考，这对刘宇扬来说是很大的收获。
“我可以舍弃一些东西”
没有攻击性的他，扎实的在建筑和城市中找到了自己的准确位置。
2003年是个转折点。他在自己的小工作室和一些助理一起做了东莞厂房和人民公园的当代艺术馆。为了多练练手，先从改造小项目开始。一边专职在教学上，一边用个人时间去做这两个项目，开展的很有趣。
“从纽约到香港再到上海，都有铺垫，我可以舍弃一些东西，尽管教职很舒服，但总要舍弃一些。”
“留下来了”
总是带着思想在行走。
上海的领导愿意把一些不是很大规模但需要有点创意的项目拿出来让年轻建筑师尝试，这让一些有理想的年轻事务所能够借此机会成长起来。同时，上海建筑师之间有一种合作气氛，以同济为核心的圈子会有比较健康的交流。这两方面的支持和合作氛围，使他一项目接着一个项目干起来了。
一个建筑师对自己的生活反馈会直接决定他做出什么样的建筑。刘宇扬积极地面对建筑面对自己，在探讨的过程中发现建筑应有的形态与状态。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它的机会和该做的事情，他们其实在为年轻人铺路，建筑师要对自己有高的要求，才会有更高的水平去发挥。
本文部分图片由刘宇扬建筑事务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