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等书摘要
1、基于这些原因，经常有人问我，如何培养孩子的写作能力。而我总结多年来的经验，得出的却只有两个字：阅读。我不喜欢给那些阅读经历尚浅的孩子们讲所谓的“写作技巧”。观摩过一些教师的“作文课”，总觉得那样的课不过是教师们自娱自乐的表演，对学生的写作没什么作用。人们把写作技巧这个事弄得太复杂了。
2、事实上，不重视儿童阅读是早期教育中最糟糕的行为之一，从小的阅读差别才是重要的“输赢”差别。很少获得阅读熏陶的孩子，即使他们在小时候表现得聪明伶俐，成绩优良；但由于他们只储备了很少智力能源，往往从中学开始，他们就会表现出综合素质越来越平庸，学习上越来越力不从心的趋势。这方面的艰难和困惑可能会伴随他们一生。而那些阅读量大的孩子，他们一般来说不仅从小表现出聪慧，而且在学习上有很强的爆发力。就一个人一生的发展来说，他们从小奠定了良好的阅读基础和阅读兴趣，是真正赢在起跑线上的人。具体到写作能力的培养，更是和阅读有直接的关系。没有阅读，就不可能有写作。
3、我们的先辈，汉唐宋明清那些文人墨客，他们灿若星河的名字和作品形成了人类史上怎样的辉煌文化，可他们哪个人是通过花了多年的时间去分析别人文章的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学语法、改病句后学会写作的？传统被抛弃后，我们到底供奉起怎样的一个东西，并要它来统治一代又一代孩子们的语文学习 ？！可以肯定的是，在缺少课外阅读的前提下，语文书教不出学生的语文水平，作文课也不能教会学生写作文。好的作品中本身就包含着高超的写作技巧，阅读过程就是学习 写作技巧过程。书读得多了，写作技能自然会形成——古人早就总结出来了，“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4、在这里我还特别想说的是，写作从来不仅仅是文字的事情，它更是思想认识上的事情。文字所到之处就是一个人的思考所到之处。阅读的意义不仅在于让孩子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字能力，还在于它能丰富孩子的心灵世界，提高他们的认识水平……那些心灵苍白，思想空洞，没有成熟价值观的人，纵使有一肚子精彩词句，他也没能力摆弄出有灵魂的作品来。许多教师和家长都在批评孩子的作文“不深刻”，可文章中的“深刻”是一个人思想认识水平的刻度，如果孩子从未或很少从书籍中分享前人的社会生活经验、他人的思想成果，以他小小的年纪，有什么办法能“深刻”呢？
5、因为咱们是市场经济，教材是有利润的。某权威出版社说：教材是我们的饭碗，决不能让人夺走，要使劲保住它。北京市现在用的初中语文教材大部分是实验中学编的，按该权威出版社的说法，我们是地方保护主义。别的地方就顶不过。比如四川，他们自己编写了一套教材，最后跟这家出版社打官司，没打赢，结果四川那套教材一本都不能发行，还向对方道歉。本来上面说“一纲多本”，实际上没这个权。（北师大中文系教授、语文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张鸿苓）
关于教材问题，对于权威出版社来说，不光是学校没有权利，省地市都没有这个权利，你不用我出的中小学教材，我就不给你高中教材。四川的情况我挺清楚，因为我采访过他们。为了保高考，四川最后只好妥协，自己辛辛苦苦编的教材一本也没用上。（《中国教育报》记者李建平）
6、对现行中小学语文教育批评的重中之重是对教材的批评。长期以来，我国中小学语文教材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统天下。根据国家教委的意见，提倡有实力的地区根据本地区特点自编教材。到目前为止，国内号称有“八套半”九年义务教材。但实际情况是，这些教材根本无法“各尽其能”。其中人教社编的这套占了90%以上的市场份额。“教材自选”一说绝对名不符实。1988年，当时的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就说：让九亿人读一种书，这种局面危险不危险？
7、当时的许多文学大家，如叶圣陶、冰心、朱自清、夏丏尊等，参与了所有重要的教育决策，成为教育改革的中坚。1922年颁行的壬戌学制，也是由全国教育联合会发起、酝酿和讨论修定，最后以大总统令公布的。长期以来，作家、诗人、艺术家人文知识分子精英与文科教育的天然联系，以及他们对教育的决策权和影响力早已失去。我们已经很少再听到文学家对教育的发言，更不用说参与语文教材的编审了——它已经成为一些行政干部和考试专家的专业。
8、1949年以前，大学、中学都没有统考，一个学生可以同时报考几所学校。每一所大学出的题目都不一样，都有个性。这并不降低它的录取质量，相反，它有自己办学的独立性，能够体现自己的风格。别的不说，我就看校训，所有的学校基本上都是勤奋、求实、团结、严谨之类。这些东西在我看来都不是校训，只是国家意识形态的要求而已……还有看电视也一样，同样是主持人，台湾、香港的主持人更有人情味，语言也更贴近日常生活，而大陆的主持人讲的多是一些意识形态化的东西，或者是一种冠冕堂皇的、书面化的语言。
我举一个例子，当年吴晗考大学以前是中国公学的学生，当时已经发表了很多优秀的史学论文。可他考北大、清华时，数学两边都考了0分。结果北大没录取，清华倒破例录取了。这种事在今天听来难以想象，可在那时候好像并不稀奇，据说钱钟书考清华时数学也不及格。
据我所知，三四十年代，是由朱自清、梁实秋、叶圣陶这样一些学者作家来编教材的。可现在编教科书的人，都是一些说学者说不上，说作家更不像的人来编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不是作家学者不愿意编，而是没有人让他们编。（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
9、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的内涵是多层次的、多义的、模糊的，甚至是无法言传的，并且常读常新。我记得我当中学教师时，学校对讲课有一个要求，就是讲深讲透。我对这话非常反感。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你只能让学生理解那些他们能理解的，或者说，允许学生有所懂有所不懂。不能要求学生每个字、每个词、每句话都弄明白。这恰恰违背了文学作品的特点。
整个中国教育病症已不是观念、方法问题，而是利益问题：中国教育已经形成了巨大利益链。组织教育改革的人就是在应试教育中获利的人，这就是应试教育越反越红火的原因所在。
我们现在教育的最大问题，就是大家都不读书，老师不读书，学生也不读书；或者说老师只读教学参考书，学生只读和应试有关的书，学校里完全没有自由阅读的空间和时间。现在我们要恢复教育常识，就是要重新营造自由读书的条件、环境和气氛。（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
10、目前我们整个语文教育体系，是由苏联专家在解放初到我国来传授他们的语文教学经验后逐渐形成的。记得当年苏联搞了个“红领巾教学法”，也叫“五段法”，并且在全国普及。反映在语文教学上，其实就是问答法，也就是按照“主题思想——写作特点”这个路子，把一篇课文分解成许多问题，支离破碎，跟作品内在形象毫无相关的问题。
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在50年代末，毛主席的秘书胡乔木就认为语文课不像语文课，也不像语言课，不能照苏联这个路子走下去，就搞了个实验……实验失败的原因主要是认为冲淡了政治教育，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仍然认为语文是工具课，语言专家对语文教育介入太多，像张志公、吕叔湘他们。结果造成这么一个现象：课文是文学作品，讲的时候却要按语言学的路子来讲。（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童庆炳）
11、我觉得长期以来有这么一个现象，语文教学界或者说教育界，跟学术界十分隔膜，你研究你的，我讲我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自我封闭非常厉害。
12、我觉得对一篇课文，不要过多地分析这是什么句子呀、修辞手法呀，结构呀……也不要做太多的练习，现在的语文教学往往把大量的时间花在这些由课文延伸出来的似是而非的知识上。学生读课文的时间少，做练习的时间多，而这些所谓的练习检测又是由一些文化修养不高的、匠气很浓的人设计制作出来的，对培养孩子的语感、情趣毫无用处。（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胡晓明）
13、80年代我看到那年的高考卷子，文学常识占了6分，其他94分全是语言知识方面的（从拼音一直到改病句）。如果你是考中文系的“语言专业”，那样考是可以的，但对全国那么多中学毕业生来说，就太偏了！
我觉得整个语文教学离开了自己的传统，被这些外来的东西给捆住了……教法也是个很大的问题，总的来说，很不对头。现在教师一般都讲得太多太细，有什么必要讲那么多呢？其实现当代文章可以基本不讲，古典文章也主要是扫清文字障碍，至于文章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要让学生在熟读中去“悟”。打比方说，教师应该像个足球教练，尽可能调动球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去练球踢球。而现在教师倒变成了足球运动员，学生却成了观众。或者说，上课快变成了教师的口才表演，都快成说书的了。
本来艺术品是个七宝楼台。我们现在的办法是把楼也拆了，瓦也揭了，梁也拆了，“分解”给你看。其实阅读是一种综合吸收。现在学生书读得很少，就读那么几篇课文，你就非问他得到了什么，有什么启发，什么收获，非得说出个一二三不可。好像读过一篇文章就会立竿见影，给他什么教益。实际上，有些东西读过之后，要在肚子里慢慢“发酵”，满满地“悟”，突然哪一天，他会悟到什么。
现在大家对语文高考意见很大，认为是语文高考误导了语文教学，有人说语文试卷“连郭沫若、巴金都做不出来”，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我觉得光考一篇作文就够了，语文水平的综合体现就可以是一篇作文。一个人的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包括有没有才华、灵气，其实都包括在一篇作文里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刘锡庆）
14、学生中常常能听到一种说法，即语文是“怪学科”，高深莫测，碰到阅读中的选择题，完全是凭着感觉连猜带蒙，是对还是错，完全无把握。原国家教委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理事长刘国正先生有一次很认真地答了一张高考语文试卷，按标准答案计算，结果只能达到70分（150分满分）。
15、《雨中登泰山》：作者下笔是怎样点雨的？收笔是怎样点雨的？这样写有什么作用？看这三个文句，我敢断言此文作者李健吾先生是肯定答不上来的。而且，任何一个作家在写作时都绝不会考虑这样的问题，换言之，只有自己是毫无写作经验的人才会想得出这样荒唐可笑的问题，而类似这样的问题在教材中比比皆是！
16、每一篇课文都是作者个性、才华、情感以及思想的结晶，都有着鲜明的特色。因此，不同的课文应该有不同的教法。此外，由于每一个教师的个性气质、学识修养的不同，对同一篇课文的感受、理解、领悟也各有不同，教学效果、教学风格自然因人而异。但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无论是哪一个教师，也无论教哪一篇课文，面对哪些学生，都是千篇一律的模式。真正有水平的老师，能力发挥不出来，对学生的创造力也是一种扼制和束缚。我觉得应该强调“教无定法”。教学法不是没有，教学有技巧，但无定法。（吉林教育学院张翼健）
17、有一个发现让我心中不是滋味，我的儿子在暑假中写作文，比开学后做的好得多。暑假中他看侦探小说，看各种杂书，思路开阔，作文就写得生动，有真情实感。等到开学了，他不能看闲书了，脑子里都是背词抄词，写出的反而空洞干巴。现在语文课动不动就考试，一个学期考十来次，中心是为了分数。我们几乎已经忘记，孩子们学习语文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提高阅读、写作能力，不就是为了启发他们的想象力，而事实上，他们的学习显然在应付考试。我们的孩子不是在语文和文学的天地中欢悦地浏览，而是在布满荆棘的小路上蹒跚。《今日名流》上有一篇文章，题到著名的特级教师钱梦龙对现在语文教学的评价是“束缚人、折磨人、摧残人”，于我心有戚戚焉。
18、一个女作家说，她的一篇文章收进了中学课本，可是里面出的思考题，搞得她莫名其妙，她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有几个学生不同意老师对巴金文章的解释，他们的解释老师又不认可。学生们写信给巴金，巴金支持学生们的观点，但老师还是坚持原来的那一套，因为教学参考书就是这样说的。你看，我们的文学教育体制已经死板、荒唐到这种程度。
19、作文是语文知识和能力最大的综合运用，通过作文来考语文能力，历来证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那种认为一张试卷所有知识点都考到了，就可以全面检测出语文能力的观点，未免偏颇，它不仅缺少理论根据，而且近二十年来的事实也给予了否定的回答。这种“拼盘”式的检测方式，不仅带来检测题的花样百出、层出不穷，试卷越拉越长，考题越来越杂碎，考生苦不堪言，而且直接影响到阅读教学，作品被肢解得越来越碎，学生有做不完的题，钻不完的牛角尖，其负面效应是始作俑者始料不及的。
只考一篇作文，就能使师生自然摆脱语文教学的形式主义和烦琐哲学，就会从根本上去教语文。他们就会意识到，不熟读背诵课文，经典语言材料就吸收不了；不扩大阅读，就不可能扩大知识面，丰富学养，提高眼力；不到生活的源头活水中去学语文，不为生活而学语文，语文就失去了生命力；没有丰富的生活体验，阅读能力就不可能有实质性提高，写作就会无病呻吟，搞文字游戏，搞虚情假意。
我们上海市闵行区中考语文“只考一篇作文”，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备受赞赏。只考一篇作文本身，就可以说覆盖了所有的基础知识：字词句篇语修逻文。我们区经过四年的实践，至今并未出现削弱基础知识和阅读教学的现象，而是正好相反，语文课堂教学开始活起来了，如七宝中学、莘庄中学……涌现出了一批课外阅读搞得生气勃勃的学校，如江川路小学……这种语文教学的新局面，是多年来未曾见过的，对我们无疑是一种鼓励。（上海市教育教学研究所曾本宇）
20、不当中学教师有很多理由，除了工资收入问题外，有一个理由不可忽视：在这个岗位上，没有多少自由发挥的余地，也不需要什么文学感悟力、想象力，一本教科书、一本教学参考书，就是一切，你必须按照上面的要求来讲，不能有任何不同，要不然，领导不愿意，学生和家长也不会放心，以后会考、高考出问题了怎么办？
21、那么思想性就会分析得很好吗？更糟！有一个全国通用的句式，通用于每一篇作品：本文通过什么什么，叙述了什么什么，表达了什么什么，反映了什么什么，揭示了什么什么，赞美了什么什么，抨击了什么什么。文学教育在文学上，建立了一套顽固、强大的阐释体系。它刻板、教条、贫乏、单一，它把我们与文学的联系隔开了，它取代了文学，在我们这个精神已经极度匮乏的社会里发挥着使其更为匮乏的作用。
22、唐晓敏：现代语文的根本问题是自身的贫乏
多年来，语文教育频繁改革，但每次改革，都以改革“方法”为主，一次又一次地折腾“方法”，语文教育一直是“城头变幻大王旗”：一种又一种的西方的教学方法传了过来又扔到了一边，一派又一派的教育思想被大肆选讲而很快又无声无息。其实，最重要的是内容！内容太差太浅薄太苍白太无聊，折腾方法，有什么意义呢？这就像喂养孩子，给孩子吃的不是奶粉，而是清水，没有营养成分。那么，无论采用什么方法喂，都是无济于事的。
走进班里，孩子们正在读经。有的读《论语》，有的读《孟子》，有的读《易经》……我突然想，我像他们这么大坐在教室里时，读的是什么书？想了很久，有点茫然。只记得自己仿佛也读过很多书，但要说出它们的名字来，却又远非易事。因为它们好像并不是“书”，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课本”。
古人读的书，就那么几本，在今人看来，未免太单调了。但就这几本书，就奠定了他们一生道德学问的根基，一辈子用之不尽。老师就用这几本书，培养出孩子各方面的品格与能力。一部《论语》，有高尚的道德，有睿智的思想，有经世的谋略，有生活的智慧，有优美的文学，有审美的情趣，有高超的语言……古人把各种品格才能的培养，都收拢凝聚在一本或几本书中，多么高明，多么智慧，多么简洁干脆！哪像我们今天的教育，这么繁难琐碎，什么“七大领域”、“八大智能”，想想都令人头疼。
肤浅零碎的内容，怎能培养出完整大气的人？一个只零星读过《红楼梦》片段的人，与熟读整部《红楼梦》的人，其心胸气度相差十万八千里。古代读书人下笔千言，今天大学生写封信都叫苦连天。为什么会有那么大差距？只因为读的书不同而已。人家读的是一本书，你读的是片言只语，是一本书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是一堆杂碎。如果一个孩子把一部《红楼梦》读得烂熟，你还要担心他不会作文？不会作诗？不会修辞造句？如果只是要把语文学好，一部《红楼梦》就足够了！那些杂七杂八的“课本”，其实没有多大裨益。
一小颗钻石也是钻石，一火车垃圾也仍然是垃圾。基础教育不应求多，而应求质：读最好的书，把最好的书读好。一个孩子完整地熟读背诵过几本经典，他的心胸格局就大不一样，他仿佛有了包举天地、吞吐日月的气魄，他的性情，更加沉着稳重。
中国传统语文教育的一个特点就是，尽早地让学生读“大书”。私塾教育，是让孩子从7、8岁起就熟读、背诵经典的。民国时期，许多人也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读大部头的书。如冰心7岁时开始读《三国》，而钱穆9岁时，已经熟读了《三国》和《水浒》，他甚至能够把《三国》大段大段地背诵下来。
古人小时候读过经典，还会用一生的时间去温习，“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他们的生命，就在这种不断的温习中走向成熟厚重。我们从小到大，学过的课本虽多，但随学随扔，因为谁都知道，它们根本没有重温的价值。我们的生命，就这样日益狭隘和肤浅，同时也失去了对书的尊重。
书是人类的精神食粮，一个孩子上学读什么书，意义非同小可！我们应尊重历史传统，不能因时代风气的改变或个人好恶来轻易变更。两千年来孩子都读经典，为什么到了我们这里就非得全盘扔掉，交由那些所谓的专家学者来编造？那些教材编写者，其道德智慧能超过孔子否？其人格修养能超过孟子否？其文学水平能超过屈原杜甫否？如其不然，为什么不让孩子读孔子孟子屈原杜甫，而读这一堆莫名其妙的人编造出来的莫名其妙的“书”？这些课本，不客气地说，充其量不过是孩子们的课外读物——还不算最好的呀！
辛苦上学十几年，连一本书也没有真正地读过，与“读书人”其实不沾边，这个责任该由谁来负？
实际上，用“课文”来学习语文，只有一百年的历史。中国数千年的语文学习，是读书，读整本的书。因为语文的学习，表面上看，是学习语言文字的运用，但语言文字的背后是“文化”，其最重要的是“文史哲”。姚鼐讲，写文章需要有“义理、考据、词章”三个方面的知识能力，这三个方面，既可以说是思想、材料、文采，也可以理解为哲学、历史、文学。
23、钱梦龙：现在是两张皮。展示课，公开课，大半是表演，是教师展示自己才艺，不是常态课。常态课呢，主要是应试课，为了考分，不管什么教学规律。新课标制定了，除了少数真正对语文教学感兴趣的教师，没有几个教师按这个上课的。除非是为了发表文章，才拿起新课标摘一点时髦的话。平时上课，新课标就像以前的教学大纲，对一般老师来说是个可有可无的东西，路归路桥归桥。这说明什么？课标脱离教学实际，课标抛弃了广大教师，教师也有理由抛弃你。
制定课标本身是好事。但我对现在的课标不太满意，严格地说，这不是课标，其实还是教学大纲。课标就好比是企业的产品标准，应该规定得非常具体、非常详细，对教师日常教学、考试命题各方面都有制约，人家拿来就可以对比、运用，不需要解读的。现在呢，课标解读的书满飞天，各人解释还不一样，莫衷一是，这怎么能对教师的课堂教学有指导作用？
24、《点评语文特级教师》与作家们相比，语文教师，包括那些很有名气的语文特级教师的阅读与写作实在太可怜了。他们拿不出什么，能拿出的也不是什么东西，无非就是些解题技巧、应试对策、知识讲解什么的。甚至对语文教学的规律性的东西的阐述都少而又少。他们太功利了，把语文搞得面目全非。现在很多特级教师都是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与前一代的语文教学大师相比，现在的很多特级教师都是文化侏儒。打开他们的所谓“论文”，全是心浮气躁的技术主义的复制品，毫无创新意识，毫无创造价值。靠这样的人搞大语文，实在有点痴人说梦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