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而著书幸还是不幸——资治通鉴学习体会之十五

近期，一直跟着熊逸老师学习《熊逸讲透资治通鉴》。这是一个跨年度更新的课程，用熊逸老师的话说，是历史学习的马拉松。

听课学习之余，常常发出感叹，中华文明真是浩如烟海、博大精深，即便皓首穷经，能了解的也只不过是冰山一角。由此，也对司马家的两位史学巨擘产生无限敬仰倾佩之情。

在我国浩瀚如烟的史学著作中，有堪称“史学双璧”的两部史书大放光彩，一部是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学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司马迁著的《史记》；另一部是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著的《资治通鉴》。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

《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记述了从周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丰富的历史事实。

这两部皇皇巨著，姑且不论作者渊博学识，单单说在那种技术十分落后的时代，完全靠纯手工劳作，用蝇头小楷书写编辑，耗费的时间精力就难以想象。

两位史学大家都曾是亦官亦文的朝廷重臣，用日理万机形容并不过分，为什么还有那么大的精力和毅力，给我们留下如此宝贵的史学巨著哪？

其实，应了那句话：“当上帝关了这扇门，一定会为你打开另一扇门。”两部历史巨著，都是官场不得意，退而著书的产物。

司马迁的故事大家都十分熟悉。司马迁被处宫刑主要是因为为李陵辩解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讽刺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并处以宫刑。

司马光虽然没有司马迁悲惨，但也经历了官场遭到排挤，不得意下野的坎坷。

大家都知道宋朝著名的王安石变法。这场变法引起了党派之争，所有的知识分子都面临站队的选择，人群于是一分为二，支持变法的称为新党，反对变法的称为旧党。新党得到宋神宗的支持，迅速占据了重要岗位，旧党纷纷被排挤出朝廷，我们最喜爱的苏东坡也是那场改革斗争的牺牲品。

司马光作为旧党大佬，屡经波折之后，终于在熙宁五年落脚洛阳，做了一名无所事事的闲官，闭门著书，绝口不谈朝政。

司马光给自家花园取名独乐园，表明自己甘于寂寞，不凑新党的热闹；同时把书局迁了过来，从此全力以赴，以职业作家的姿态编修《资治通鉴》。

在一首司马光写给他的邻居邵雍的诗里，司马光说：“我以著书为职业，为君偷暇上高楼”。

其实，中国历来有官本位的思想。读书人读书的最大动力，来自于做官，最终目的是治国平天下。读书人要做官，就要通过科举考试，而科举考试，经书才是重点，史学知识只能在策论里边发挥一些辅助功效，一般就很少有人愿意为它耗时耗力。

这也就是古人通常说的“退而著书”。所谓“退”，意思是说，在社会上处处碰壁，碰得头破血流，不得不离开官场，躲进自己的精神世界。

所以，古代那些著书立说，传授各种成功方法的，往往都是些失败和失意的人。其目的，是期待自己的价值能在将来得到彰显。

那么，对于司马迁或司马光，不幸的人生际遇究竟是幸还是不幸哪？真的不好下定论。但对中华文明来说，应该是幸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