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Love & Math(六)：莫斯科石油和燃气学院
译 Peter Lu
考完试的那天夜里，我的父母和我到家已经很晚了。我们仍深陷于最初的恐慌，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对我的父母而言，也是一种撕心裂肺的经历。我一直和他们非常的亲近，而且他们总是给我无条件的爱和支持。他们从来不强迫我努力学习或者指定一个行业，他们鼓励我追求自己的激情。而在我考试中所发生的这些击垮了他们，一方面是面对这种十足的不公，还有他们对于如何保护自己的儿子的无助。
三十年前，在1954年，对于我父亲来说，成为一名理论物理学家的梦想同样被一个无情的，不同的理由而打碎了。和成百万无辜的人们一样，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爷爷，成为了斯大林迫害的牺牲者。在1948年，他因为虚假指控而被捕，罪名是在高尔基市企图扩大移动电话设备，在那里他是主要的供应主管。在他的起诉书中唯一的“证据”就是在他被捕时个人所有的一盒火柴。他被送往俄国北部矿场的一所劳改营，古拉格群岛的一部分，这个地方在后来被很多作家动情的描述过。他被审判为人民的敌人，而我的父亲自然也被认为是敌人的儿子。
我的父亲在申请应试高尔基大学物理系时要求写出个人情况。即使他的高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想当然的觉得会升入大学，但还是在面试中被刷了下来，通常人们认为面试的作用就是扫除人民敌人的亲戚。我的父亲被强制驱了一所技校。（和其他犯人一样，他的父亲劳改，最终在赫鲁晓夫的1956年的大赦中释放，但这对于平反这些不公来说已经太晚了。）
现在，三十年过去了，他的儿子又要走一遭相似的经历。
但没有时间暗自怜悯。我们需要快速决定下一步的行动，首先就是确定报考哪所学校。其他的学校都是同一时间举行考试，差不多还有两周，在8月份，而我只能报考一所学校。
第二天早上，我父亲起的很早，然后又去了一趟莫斯科。他拿到了莫斯科大学考官对我的推荐信。看起来考官也在试图帮助我，或许是某种程度的补偿吧。所以当我的父亲到了莫斯科大学，他直接来到石油和天然气学院委员会办公室。不管怎样，我的父亲在那里还是找到了几个人，愿意私下里和他交谈，了解了一下我的情况。一个同伴说他也意识到了莫斯科大学的反犹主义，而且说这在莫斯科石油燃气学院里面不存在。他继续说：他们应用数学项目的申请要求非常高，因为有很多类似我这样的学生，没有被莫斯科大学接收。考试并不一定易如反掌的。但是他又说：“如果你的孩子真的和你所说的聪明伶俐，那他肯定会被接收。在这里的入学考试，不存在对犹太人的歧视。”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提醒你，”交谈快结束时他说到，“我们的毕业生会被不同的人来负责分配工作，我估计，你的儿子不会愿意去小学工作吧。”
但这是五年后要担忧的事情，现在还为时过早。
我的父亲在莫斯科又去了两个有应用数学专业的学校，但他发现都没有石油燃气学院的态度热情。所以那天晚上他回到家，把他了解的这些告诉了我和母亲，我们直接觉得报考莫斯科石油燃气学院应用数学专业。
这所学院是莫斯科12所大学之一，专门为各行各业提供技师，比如冶金学院，铁路工程学院（在苏联，很多学校都成为学院）。从六十年代后期，在莫斯科大学的反犹主义反而造就了一个针对选择数学的犹太学生就业市场，Mark Saul在他的文章里面说到。石油和燃气学院开始迎合这些市场，并从其他大学的反犹政策中受益，得以接收很多优秀的学生。他解释道：
这所学院的绰号Kerosinka，反应了他们的骄傲和讽刺。Kerosinka不过是一个燃油燃烧空间加热器，没什么技术含量，但在在逆境中积极应对。在这所大学的学生和毕业生很快就因为是石油燃气学院而为人所识，学校成为了对数学有激情的犹太学生的天堂。
命运是如何选择Kerosinka作为如此多的天才的港湾？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我们知道其他学校也从莫斯科大学排斥犹太人中获益。我们也知道这些排斥政策的是建立在意识行为上，最初都会遇到一些阻碍。对于一些系，相比制定一个新的政策，不如直接继续接受犹太学生则更简单一些。但是一旦这个现象开始滋生，在学校的犹太学生有了一定规模后，还能否继续被接受？有一种说法是将犹太学生专门安置到一到两处地方，然后有秘密警察专门监督。但动机里面的还是有一些积极因素的：学院的管理员觉得这样能够看到一个好的专业的发展，也愿意继续保持这种现象。
我相信后者成分更大一些。学院的校长（他自称为院长）是一个聪明的管理者，他愿意招募那些愿意使用创新技术和研究的，以及在教学中尝试新技术的教授。他制定了所有考试都是笔试的政策（包括入学考试）。当然，确实在笔试测试中有可能会有滥用职权的机会（比如我在莫斯科大学的笔试经历），但相对能够阻止更严重的情况，就比如我在莫斯科大学口试的经历。我毫不迟疑的认为这是校长的个人决定，要求不允许歧视犹太人的入学申请，如果真的如此，那就一定要求有一些好的愿望，甚至对他而言需要一些勇气。
正如预想的一样，看上去入学考试并没有什么歧视。在初试后，我被录取了，成绩是满分5分，相当于俄国的A（如果曾获得过金牌的学生，初试只需要得到一个A就可以直接录取）。其中有一个意外的插曲，这个5分得来并不一帆风顺，很明显我的答案在录入到自动评分系统的时候出了一些错误，所以最初成绩是4或者B。我不能不通过重审流程，这意味着我需要等待几个小时，期间各种坏的念头在我的脑海中缠绕。但是一旦我和重审委员交谈时，错误立马发现并得到修改，并向我致歉，这样，我的入学考试的故事就此完结了。
1984年的9月1号，学校开学，我也遇见了我的新同学。这个专业每年只录取50名新生（莫斯科大学的生源是500人）。我的伙伴多数都有和我一样的经历。我的身边有着很多聪明的，对数学有天分的学生。
除了我和另一个学生（来自Kishnev的Misha最后成为我宿舍的舍友）来自莫斯科。那些居住在莫斯科以外的学生必须在高中毕业前获取过金牌，才能提交入学申请，相比他们，我要幸运一些。
我的伙伴多数都在莫斯科最好的学校专门进行过数学专业的学习：第57,179,92,2中学。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了专业的数学家，如今在全世界一些最好的大学当教授。仅仅在我班，我们这一代就有一些最好的数学家：Pasha, MIT教授；Dima，布兰迪斯大学教授；还有Misha，在莫斯科经济高等学校教授。这确实是一个很振奋人心的环境。
在大学的数学教学的水准很高，基础的课程，比如分析，泛函分析，线性代数，这些和MGU大学的教学要求一样严格。但在其他纯数学方面的课程，比如几何和拓扑，就不那么严格。莫斯科石油燃气大学只提供应用数学专业，因此我们的教育只要定位于具体的应用，更确切的，针对石油和燃气的开采和生成。我们有相当一部分课程是应用方向的：优化，数值分析，可能还有统计。这里有很大成分的计算科学成分。
我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学习这些应用数学的课程。这让我认识到，纯数学和应用数学之间并没有那么明显的区分；高质量的应用数学往往建立在扎实的纯数学的基础上。但是无论这种经历多么的有价值，我都无法忘记我的真爱。我知道我必须找到一个学习纯数学的方式，而在这所大学并没有这门课程。
当我和其他学生，包括那些在莫斯科很出名的专业数学学校的学生成为朋友后，我的问题迎刃而解。我们互相聊着各自的经历。那些犹太学生（按规矩在此先声明）同样经历了考试的挫折，和我一样无情的经历，同时他们班所有非犹学生都录取进入了莫斯科大学。通过这些学生，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在莫斯科大学数学专业发生的一切，哪些课比较好，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上课。所以在学校的第二周，我的同学（记得是Dima）过来找我：“Hi，我们要去莫斯科大学听Kirillov的课，你想一起去吗？”
Kirillov是一个著名的数学家，我当然愿意去听他的课了。但我不知道这怎么可能呢。莫斯科大学的主楼有警察重兵把守。得有特定的ID卡才能进去。
“不要担心，”我的同学说，“我们翻墙去。”
这听起来惊险刺激，于是我说：“带上我。”
在主楼一侧的围墙非常的高，大约20英尺高，但其中一处的铁条弯了，可以钻进去。你猜怎样？我们通过侧门，沿着一个长长的走廊来到了厨房，从而进入了主楼。期间在经过厨房时，我们试图不引起工作人员的太多注意，来到了参观，然后来到的主厅入口。坐电梯来到了十四楼，也就是礼堂。
Kirillov（他喜欢自称为San）是一个充满魅力的授课人，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人，我在好些年前就已经了解他。我认为他正在教一门标准的大学课程，按照他的巨著中的章节，演示其中的理论。他同时对毕业生也开设研讨班，同样我们也参加了。
多亏了Kirillov的善心，我们侥幸能够旁听。他的儿子Shurik（现在石溪大学的教授）和我的同学Dima，Syoma一起在179中学校数学专业。San知道在莫斯科大学需要许可证才能听课的情况。许多年后他跟我说，我对此无能无力——他们不允许他接近委员会成员，里面大多都是共产党员。他所能做的只有让我们溜进他的课堂。
Kirillov尽其所能让来到他的课程的石油燃气学院的学生感到欢迎。我入学第一年的美好回忆之一就是他生动的授课和研讨会。我也参加Alexander开设的研讨会，同样也是一个不错的经历。
同时，我也在学习在石油燃气学院能够学到的数学知识。我住在宿舍，同时周末回家，每两周都会和Evgeny见面。我推荐我应该读那些书，而我则和他汇报我的进展。很快我就达到了一个临界点，为了保持我的学习劲头，同时不断的激发它，我需要一个导师，不仅能够定期的交流大意，从他身上学到知识，也需要找到一个课题来研究。因为我不在莫斯科大学，所以我无法享受在那里提供的这一巨大资源。而且我太腼腆，而不愿意找Kirillov那样的老师，请求他和我一起单独研究，或者给我一个课题来研究。我感觉想一个局外人。于是在1986年的第一学期（春季开学），自满和停滞不前开始蔓延。所有可能的机会都没有出路，我开始怀疑我是否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达成成为一名数学家的夙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