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

书图介绍

1918年11月7日，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正准备出门，遇到漱溟，二人谈起关于欧战的一则新闻。“世界会好吗？”父亲最后问道。儿子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父亲说罢就离开了家。

三天之后，梁济投净业湖自尽，即今日的积水潭，时年60岁。

如今，梁济去世已近百年。然而，他的自杀是以殉中国文化。他在遗书《敬告世人书》中说：“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

梁济

梁济用实际行动践行“君子愿为天下苍生与道德原则而牺牲”，也意在激励国人为寻求中华和平稳定而“说到做到”。克绍箕裘，或子承父志，梁漱溟一生也在孜孜矻矻地实践其宣称主张的思想和道理，是一位“真正的”社会运动者。这就像他在公众场合所作的最后一次演说中说的那样，“我不单纯是思想家，我是一个实践者。我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我一生是拼命干的。”

梁漱溟

有人说，“民族血脉的新旧交替，这惊遽的时刻总要有人来表现，梁济选择了表现；这惊遽的时刻过后总要有人去承担，梁漱溟选择了承担。”尽管梁漱溟曾两度想要投河自杀，但他选择承担的背后，是他的绝不妥协，是他的乐观心态，更是他的“独立思考”和“表里如一”。

或许，要窥视梁漱溟独特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我们不妨慢慢打开美国汉学家艾恺对梁漱溟的采访录《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一书，现场亲自聆听当时年满87岁高龄的梁漱溟所吐露的真实心声。

“说我是儒家比说我是佛教徒还合适”

1979年，美国汉学家艾恺出版了研究梁漱溟的专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为了写好此书，艾恺多次赶赴香港、台湾收集相关资料，采访相关人士。在书中，艾恺表示，在近代中国，只有梁漱溟一个人保持了儒者的传统和骨气。他一生的为人处世，大有孔孟之风；他四处寻求理解和支持，以实现他心目中的为人之道和改进社会之道。

《最后的儒家》一出版极为成功，各种佳评纷至沓来，引起国内的关注包括梁漱溟。于是，艾恺受邀，并为印证实事，订正此书未尽正确、周祥之处，在1980年8月特来中国专访梁漱溟。这也是艾恺与梁漱溟的第一次见面。他们最简单、最原始的“真实谈话记录”便成为《这个世界会好吗？》的起源。

1980年代，艾恺在北京拜访梁漱溟并进行了访谈。

“我的思想的根本就是儒家和佛家。”梁漱溟在访谈中对艾恺说。也就是说，要了解他，就要多了解儒家和佛家。据他讲述，他在十六七岁时就想出家为僧，是个佛教徒，直到二十九岁才放弃这个念头。因为在此之前，他被蔡元培请到北京大学做教授，自此有了好胜之心、结婚之意，便放弃“出家做和尚”。但是，他还始终保持着佛家思想。

在梁漱溟看来，佛教分为小乘教和大乘教。小乘教是出世，独善其身；大乘教是救世，不舍众生。而儒家思想，重在入世，实践理想。这种佛家思想和儒家思想的矛盾融合，集于梁漱溟一身。这也是典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质。所以，有两个问题始终困惑于他。一个是现实中国的问题，国家的危难不得不使他为国事奔走；另一个是人生问题，对人生的怀疑又不得不使他否定人生。

依我浅见，梁漱溟的实际生活偏于儒家，思想本质倾于佛家。他在山东和河南从事乡村运动，致力于乡村建设；他创建民主同盟，在国共两党之间左右斡旋，谋求国内团结。他在建国初期屡受批判而不改初衷，在“文革”期间惨遭冲击而纹丝不动。但他终其还是一个行动主义者，儒胜于佛，生命自主自如，实践着儒家思想的道德遵循，肩负着整个社会乃至全天下之责任。这诚如他所说的那样，“我承认自己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并且是本着自己思想而去实行、实践的人，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我好像是一个乐天派”

梁漱溟多次在访谈中表达出自己的乐观心态。他的乐观是多方面的，这源于“他是一个我一生中所见到的最认真求知的人，是一个无顾虑、无畏惧、坚持说真话的人。”

当然，他也谈到，在十几、二十岁的时候，他曾两度想投河自杀。这用他的话说，“好像自己厌弃自己，并且还有一种知识不够。”或许，他参透了佛家思想，认为“自杀是一种无效的，是错误的、糊涂的。”这也是困扰他的第二问题——人生问题。人生的糊涂在于“执着于我”。所以，人要学会“破执”，如佛家说的要“彻悟”，学会放下，学会“廓然大公，物来顺应”。

“对前途不必悲观，既然事实发展要如此，你悲观有什么用呢？事实要发展，发展总是好的，我认为发展总是好的。”梁漱溟对人类发展的判断与自身种种遭遇的定论结合在一起，使他话里话外都流露出平和而乐观的心态。例如谈到中国文化的传承，儒家思想如今尚保存在人们的心目中有多少时，他承认旧习俗多遭破坏，可他说“但不能说一扫而光啊！”“中国人还是中国人，他还有一种中国人的气味吧！”因此，他对中国文化在中国的“前途并不悲观”。他甚至还谈到，“在世界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1938年，梁漱溟（左）在延安和毛泽东会谈。

不仅如此，他对自身种种经历遭遇，如“文革”受冲击、批林批孔运动中遭围攻等，当艾恺问起他时，他承认当时“心里有点不愉快”，可“几天我就过去了”，且发出笑声，可说是谈笑自若。甚至在谈及生死时，他承认，人都是“不愿意死的，其实不需要怕，不需要希望长生，任其自然”就好了。关于一生的成败得失，如乡村建设运动的失败，奔走国共和谈中的挫折、失误等，他的心里反有尽责尽力一念，成败似是在所不计的。至于一辈子最大的失望或遗憾，他说“没有。”“因为我想做的事情都做了。”

梁漱溟为什么如此乐观？这自然与他独立思考、表里如一的人格有关。

梁漱溟总是把事情看得很轻，把心情放得平平淡淡。

梁漱溟也总是强调自己“还是一个普通人”。他讲到，他在雾天远远地看到了王阳明和孔子，看见了王阳明是怎么回事、孔子是怎么回事，但也只是远远地看见，仅限这个程度。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王阳明和孔子的那种尊崇和敬仰，对儒家风范的那种操守和执着。

好恶相喻，痛痒相关。《这个世界会好吗？》对梁漱溟的解读不限于此。“梁先生以自己的生命去实现对儒家和中国文化的理想，就这点而言，他永远都是独一无二的。”艾恺对梁漱溟如此评价道。但要真正接近和感受梁漱溟的儒家思想，我们更要去读读他这一生中自认为最重要的作品《人心与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