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一直想写的人是梁启超，他几乎和中国近代史几件重大的事件都有关系，从公车上书到戊戌变法，从立宪运动到辛亥革命，再到护国战争……梁启超都参与其中。梁启超的一生就是一部轰轰烈烈的政治变迁史。

一、公车上书

1889年17岁的梁启超参加三年一试的广东乡试，榜列第八名中了举人。1890年春，18岁的梁启超在父亲的陪同下入京参加会试，考试落榜。在这年秋，他在同学的引见下结识上书变法的康有为。当时康有为是位秀才，而梁启超是位举人。然而当他聆听了康有为的一段话后，他才如梦方醒，“康先生乃大海嘲音，狮子吼，如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且惊且喜，且怨且艾。”

康有为的青年时代，正值中国受帝国主义侵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年代。康有为通过对香港、北京、上海等地的观察，目睹了晚清政府腐败统治引起的民族危机，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科技发达带来的社会繁荣。通过几年向西方学习的探索，他认识到：“要救国，学外国，靠维新。”然而康有为以布衣伏阙上书，要求变法，受封建官僚的鄙视和嘲笑。虽然上书不达，但康有为的改良主义思想体系，以经学为主干，对陆王心学、佛学和西方哲学进行了综合改造，征服了那个时代有才智的人。其中就有一位才智过人的梁启超。

“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梁启超就在广东长兴里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开始了四年的读书生活。

自汉代以来，凡被征召入京的封职文人学士，都享有公家车马接送的待遇。时人称之为“公车”。

1895年3月正值大清三年一度的会试大考。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在中国的政治中心，掀起了一场不但影响他本人，而且影响半个世纪的中国，那就是“公车上书”。

《马关条约》在4月17日签订，是中华民族近代史的一次悲剧。传到北京的条文任何一个文字都让应试的举子们议论纷纷，摩拳擦掌。5月2日上书投递至都察院时抗议的举子达1200人以上。

梁启超写到：“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也，公书一曰拒和，二曰迁都，三曰变法，大臣恶之，不为代奏。然各省蒙昧启僻，实起点于斯。”

这因为有了公车上书这一活动，康梁被公认为维新变法的领袖，也为他们一生政治事业奠定了基础。

二、百日维新

1895年的“公车上书”揭开了变法维新运动的序幕，经过3年的宣传准备工作，1898年迎来了变法维新运动的高潮。“百日维新”。

1898年沙俄派军舰占了旅顺、大连，接着英法德等帝国列强相继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瓜分已成定局。

梁启超联合各省举人上书都察院，力陈不能割让旅顺、大连，要求皇上远虑事变，坚忍力持，勿苟安，勿畏恫吓，发愤变法，自强保国。康有为上书变法要义有三，定国事、征贤才、定宪法。为变法组织做准备，梁启超在京协助康有为成立保国会。

梁启超上折指出废八股取士制度，他认为科举造成人才乏绝，国家危急的本原。推行经济六科，育人才御外辱。

6月11日，光绪帝下诏定国事。“开特工，裁冗兵，议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能挞坚甲利兵乎？”

“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和梁启超利用在总理新门专折奏事、查看章奏的有利条件，不断上奏呈折，借皇帝上谕的形式，颁布

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变法诏令，大张旗鼓地推行新政。在政治方面：准许官民上书言事，官吏不得阻碍；准许创立报馆、学会，以乃广开言路；改革官制，裁撤闲散重叠的机构，裁汰冗员。在经济方面：设立农工商总局，鼓励私人办实业；设立矿务铁路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藏；开办邮局，裁撤驿站；改革财政制度，编制国家预算决算。在军事方面：裁减旧式军队，仿效西方，训练新式陆海军，以加强国防。在文化教育方面：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奖励科学著作和新发明；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各地设而惟立中小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西书。这当中许多重要的新政建议都出自康、梁之手，诚如梁启超所说：“新政来源，真可谓全出则辈。”所有这些变法诏令都围绕着一个宗旨，即挽救民族危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尽管这场变法维新运动在根本上没有改变封建制度。

光绪帝也利用手中掌握的起草上谕发布诏令的权力，不失时机任用新人。其中最大的举措是罢黜礼部六堂官和擢用四京卿。只因为阻挠一个部员的条陈，竟将礼部全堂革职，守旧大臣惊恐万分。这加速了后党政变的阴谋。最终，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在袁世凯高密后以光绪皇帝被囚禁于瀛台，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捕遭杀戮而失败。

百日维新颁布的一系列诏令，在一个月内就被顽固派废除，只保留了一个京师大学堂。“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带着“君恩友仇两未报”的遗憾东去日本长达十四年的流亡生活。

三、立宪运动

历史进入20世纪，中国形成了清廷、改良派、革命派相互角逐的政治格局。在想方设法自我解救，康子年间，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京津陷落后，慈禧太后被迫仓皇出逃，在“西狩”途中，饥寒羸瘁，困无床榻，渴无饮水，尝尽了颠沛流离之苦，皇太后的尊严一扫而光，遭到如此震撼，以慈禧为首的，一向视“维新”“立宪”为毒蛇猛兽的顽固的当权派，面对内忧外患的现实，这群木讷呆瓜们也嗅出了一丝气味。于是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在西安颁布了“变法”“革新”的上谕。在政治体制、军制、教育等方面开展“变法自强”的活动。

梁启超更是情绪激昂，兴奋不已，紧跟朝廷“立宪”举措，作出积极的反应。梁启超主张君主立宪，主张开明专制。仅1905年秋冬，梁启超就清廷的以端方为代表的立宪主张起草宪政奏折达20万字。他写的宪政文章如雨后春笋，《立宪政体与政治道德》等数十篇之多。梁启超以英国和日本的宪政为理论依据，规划君主立宪制。他认为二院制最适合中国，下院由选民选举的议员组成，平等代表全国国民。议院有极高的权利，如参预改正宪法、提出议决法律、质问政府的权利。

这个时期，梁启超在政党的性质、纲领、组织形式、人员安排、地点选择等方面都发表过自己的见解，形成自己的政党观。他提出了“党于其主义，而非党于其人”的建党观点，有一定的科学性和进步性，但他的主义是崇皇室、扩民权和摧不负责的政府 ，是保皇改良的路子，为预备立宪擂鼓助威。

四、虚君共和

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党人用枪逼着清朝新军协统黎元洪当成上中华民国第一个湖北军政府的都督。到了11月，全国绝大部分省宣告独立。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正式在南京成立，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颁布了具有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

武昌起义的突然胜利，是身在海外的梁启超始料未及。他凭着敏锐的政治智慧，迅速调整了斗争策略。一改过去死战革命党人，搞垮袁世凯的既定方针，提出了“和袁、慰革、逼满、服汉”的新八字方针。

哎，这可不是你我义气用事的凡夫俗子能理解的。当初戊戌变法失败，以及慈禧太后死后的第二天光绪皇帝就被毒杀，梁启超、康有为等人一致认为背后的主谋就是袁世凯，对他恨的咬牙切齿，恨不得置之死地而后快。可如今居然摇身一变，从保皇立宪变为了革命功臣，识时务者为俊杰也。

梁启超毕竟是一位有思想有学问有抱负有洞察力的政治活动家，而决不是一般的政客。这八字方针旨在建立一个真正的君主立宪制，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它所要保留的皇帝已不是戊戌变法时可以主宰一切的封建旧皇帝，而是君主立宪制要听从国会的形式上的皇帝，这样立宪派以非暴力的方式达到和革命党人同样的目的。

而袁世凯为了显示他“不遗贤才、共济时艰”的诚意，在内阁组成上也给了立宪党人几个位子。

当梁启超得知自己被袁世凯列为新内阁成员时，他在国外致电袁世凯:“阅东报，见新内阁以超滥竽，且疑且骇，超庸愚，谨坚辞”袁世凯则致电“公抱天下才，负天下望，务祁念神州之陆沉，悯生灵之涂炭，脂车北上，商定大计，同扶宗邦。”昔日的冤家对头，深仇大恨早已荡然无存。

武昌起义后中国要选择何种政体、国体，此时梁启超苦思极虑。

“虚君共和”虽未敢称为最良之政体，而就现行诸政体比较之，则圆妙无出其右者矣。有一世袭君主尊号于兆民之上，与专制君主国无异也，而政无大小皆自内阁出，内阁多得国会信任于始成立，国会则由人民公举，代表国民总意者也。

虚君共和既已提出，梁启超便派人四出活动，并把袁世凯看成实现这一计划的主要靠山。然而革命党人万不能同意虚君共和之策，连温和的章太炎也认为革命党势甚嚣嚣，保留清帝乃愚者之见。

1912年2月12日，隆裕让徐世昌草拟逊位诏书，宣布清帝退位。梁启超保皇的“虚君共和”方案彻底失败。